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①：
①这一篇献词是献给日内瓦国民议会的，就是说献给全体公民的。但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实际权力是操在二十五个委员组成的小型议会手里，这一小型议会猜疑这篇献词别有用意，在“爱弥尔”一书出版后，竟施以报复。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三十年未，我辛勤工作，以期有资格向你们呈献公开的敬意。现在这个幸运的机会，颇能补足一部分我的努力所未及，因此我相信，在这里我可以但凭鼓舞着我的一片热诚，而不必考虑我是否有这种权利。我既然幸运地生长在你们中间，怎么会只想到自然所赋予人们的平等和人们自己造成的不平等，而不想到有这样一种最高的智慧呢？这种智慧，可以把一个国家里的平等和不平等以最接近自然法则并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加以适当的调和，从而既能维护公共秩序又能保障个人幸福。我在研究良知对于一个政府的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准则时，看到这些准则都已由你们的政府实行，我是如何地激动！因此，我认为即使我不是生在你们的城市里，也不能不把这幅描绘人类社会的图画呈献给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世界各民族中享有政府的种种利益而又最善于防止政府的弊窦的人民①。
假如对于出生的地方也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幅员的大小决不超出人们才能所及的范围以外，也就是说能够把它治理得好。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没有一个人需要把他所负的责任委托给别人②。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人民彼此都互相认识，邪恶的阴谋，或谦逊的美德，都不能不呈现于公众的眼前并受公众的评断。在那里互相往来，互相认识的良好习惯，将使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其说是热爱土地，勿宁说是热爱公民③。
①整个这幅日内瓦共和国的图画都是理想化的。在这个时期，卢梭并不知道日内瓦共和国的真实性质。他只是在“爱弥尔”发表以后，才对日内瓦共和国的政府认真地加以研究。那时他改变了看法。我们在“山中通信”第7篇里可以找到他对日内瓦公民的评价：
“他们作了**权力的奴隶，他们毫无保障，仅仅二十五个**者就可以任意处置他们。统治雅典人的**者，至少还有三十个人呢。”参看弗昂编：“卢梭政治著作集”，第1卷，第129—130页。
②这里已有了批评代议制的萌芽，这种批评，后来在“社会契约论”里（第3卷，第15章）又加以发挥。
③卢梭相当不正确地怀疑当时哲学家们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世界主义是对本国民族的一种轻视。“不要相信这些世界主义者们，他们不屑对自己周围的人尽他们应尽的义务，而只是在书本子上去探究人们应尽的义务。这样的哲学家，所以要爱鞑靼外族，乃是为了卸脱爱自己周围的人的责任。”（“爱弥尔”，第1卷）
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只有当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作到①。因此，我愿意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
①这里卢梭肯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而且他在写这篇论文以前，老早就表明了他是一个拥护共和的人。在他1750年1月30日给伏尔泰的一封信里已经可以找到这样的话：“尽管你认为我是一个拥护共和的人，你对一个‘拥护共和者’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我崇拜自由。我也同样地憎恶统治和奴役。”
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同样会驯顺地受这种束缚，因为他不是为了受任何其他束缚而生的。
所以我愿意不但国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居于法律之上，而且国外的任何人也不能迫使这一国家承认他的权威。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一〕②；如果有一个本国人为首领，同时又另有一个外国人为首领，那么无论他们能够作到怎样的分权，既不可能二者都很好地被人服从，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②这里卢梭是在攻击君主**制度。
我决不想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不管它有多么好的法律。我怕的是政府的组织不合当时的需要，不适合于新的公民，或者公民不适合于新的政府，而使这个国家难免刚一产生便有发生动摇或被灭亡的危险。因为关于自由这一问题，正如富有营养的固体食物或醇酒一样，对那些习惯于这种饮食的体质强壮的人固然大有补益；但是对于生理上不宜于这种欲食的身体软弱的人，则极不相宜，终于会败坏他们的健康或使他们沉醉。人民一旦习惯于某种主人，就再也不能脱离他。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结果他们的革命，差不多总是使他们落到只有加重他们的桎梏的那些煽惑家们的手里①。罗马人虽然是一切自由民族的模范，但他们在脱离了塔尔干王朝的压迫时，还没有自治的能力。由于奴隶制以及塔尔干王朝所强迫他们从事的卑贱劳动而丧失了人格的罗马人，起初不过是一群愚民，须以极大的明智加以教养和治理，才能使这些在暴政统治下，精神颓废甚至可以说变成癡呆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的自由空气，渐渐获得纯正的风俗和养成英勇的精神；这种纯正的风俗和英勇的精神终于使罗马人成为各民族中最受人尊敬的民族。所以我将寻找一个幸福而安宁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这个国家一切陈腐古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已在悠久的岁月中逐渐消失，它所遭受过的种种侵害适足以发扬和巩固居民们的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个共和国的公民，由于久已习惯于富于理智的独立自主，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不愧是自由的。
①具有革命思想的卢梭曾多次表示他个人对革命的疑惧：“当人们于1737年拿起了武器的时候，我在日内瓦看到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都全副武装从同一个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到市政厅去，儿子到市区去，他们明明知道在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景象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要发誓，假如我能恢复公民权利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我本人不这样作，也不赞成别人这样作。”（“忏悔录”，第5卷，第145页）
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我的祖国：它幸运地没有强大的力量，因之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同时更幸运地由于它所处的地位也没有被别国征服的恐惧。它是处在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自由的城市，这些国家不但没有一国有意侵略它，而且每一个国家还注意防止其他的国家来侵略它。总之，它是一个不但不会引起邻邦的野心，而且于必要时还可以合理地指望邻邦的帮助的共和国。因此，处在这样幸运的地位中，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国家除了它自己本身以外，没有什么可怕的。公民们所以要受军事训练，与其说是由于准备自卫的需要，勿宁说是为了保持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这种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是最适合于自由，最能助长对自由的爱好的。
我将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因为有谁比公民自己更了解在怎样条件下，他们才更适于在同一个国家里营共同生活呢？但是我并不赞成象罗马人的那种平民公决，因为在那里，国家的首长和对保卫国家最关怀的人反而不能参与那些往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议，并且由于一种极荒谬的措施，政府官员不能享受一般公民所能享受的权利。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谋求私利的和考虑欠周的计划，为了阻止曾使雅典人终归失败的那类危险性的改革，我希望任何人都没有任意提出新法律的权利；我希望仅只官员们才有这种权利；我希望那些官员们行使这种权利时，是那么审慎小心；在人民方面，认可这些法律时，是那么慎重；而法律的公布，也是那么郑重其事。这样，在宪法被动摇以前，人们已有足够的时间来确信法律主要是由于有了悠久的历史才变得神圣可敬。我希望人民很快就会鄙弃那些天天都在变更着的法律，人们同时也会鄙弃这样一种人，他们惯于以改良为借口忽视旧日的习惯，由于矫正小的弊端，反而引起更大的弊端①。
①卢梭常常强调，要把一个国家管理好，只需要很少的法律。在他看来，法津的繁琐是风俗败坏的象征。他的思想里充满了对古代共和国的回忆，他是通过这些回忆来观察日内瓦共和国的。
我特别要逃避一个因下面的情形而必定治理得不好的共和国：那里的人民，相信可以不要政府官员，或者只给这些官员以一种不确定的权力，因而轻率地自行掌管民政和执行法律。从自然状态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最初的政府的粗糙组织，想必是这样，这点也就是使雅典共和国复亡的政治缺陷之一。
但是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共和国：那里的人民很满意自己有权批准法律；他们可以根据首长们的提议集体地来决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建立一些受人尊重的法庭；慎重地划分国家的省份和县份；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员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政府官员的道德就可以证明人民的贤智，官员与人民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此，即使偶有不幸的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时，人们就是在盲目和错误中，也都能保持一定的节制，大家依然互相尊敬，共同遵守法律。这就是诚挚而永久和睦的征兆和保证。
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们！这就是在我为自己选定的祖国里所要寻求的优点。倘若上帝能在这个国家里再增加一种可爱的环境，赋予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天下最美丽的风景，那末，为了满足我的幸福，我只希望在这幸运的祖国怀抱里，享受以上一切的好处，和同胞们安宁地生活在温暖的社会里，并且依照他们的榜样，和他们仁爱相待，友好相处，并向他们尽道德上应尽的责任，死后留下一个善良、正直和有道德的爱国者的光荣美名。
虽然，由于我时运较差，或者洞达事理过迟，因此不得不在其他国家里，过着一种病态的颓废生活而终此一生，同时又徒然追悔着荒唐的青年时代使我失去的安宁和平静，但是在我心灵中，至少还蕴藏着在我的国家之内未能表示出来的那些感情。我对远方的同胞既然满怀着一种温柔的、无私的热情，所以我从心灵深处要向他们致以下面这段言词：
“亲爱的同胞们，或者勿宁说是兄弟们，既然血统和法律几乎把我们大家都联系起来了，所以最使我感觉愉快的是：我只要一想到你们，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幸福，而你们之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比我这个失掉了那些幸福的人更感觉到幸福的可贵。我越想到你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越想不出人类事物的性质使人能有比这更美好的境遇。在所有其他的政府中，只要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保障国家的最大幸福的时候，一切总是停留在想象的计划上，至多也不过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而已。而你们呢，你们的幸福已经呈现在你们面前，只待你们去享受；如果你们要想成为完全幸福的人，只要能够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就够了。你们以武力得来的或收回的，而以勇敢和智慧保持了两世纪的主权，终于完全而普遍地被人承认了。公正的条约规定了你们的疆界；保证了你们的权利；也巩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宪法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出于崇高的理智，而又为可敬的友邦予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