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以这样的身份，他们就好象是受公众委托的全体代表，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正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才自以为对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同政府首脑或同君主本人讲话时，他们就以王位的支持者和国王的天然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反对人民；反之，在同国民讲话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人民的真正保卫者，仿佛人民没有他们，就会马上被**制度碾得粉碎。

    政府只要稍微明智一点，便会看到，一个社会只需要在法律保护下生活着与行动着的公民，以及一种负责照管和保护的监护权威。我们说过，唯一必要的等级制度建立在那些代行主权的人们之间；正是在这里，人们才需要将权力分成等级；正是在这里，才存在真正的上下级关系，因为国家机器只有借助这种联系方能运转。

    除此之外，只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公民，他们全是从属的，但并不是这一些人从属于那一些人，因为这将是无用的仆从关系，而是从属于那个保护他们、捍卫他们、并为他们仲裁等等的权威。拥有大宗财产的人并不比靠薄薪度日的人高一头。如果说富人缴纳的捐税较多，那是因为他们要求保护的财产较多。但是穷人的铜子难道就不那么珍贵，他们的权利难道就不那么值得尊重吗？他们的安全就不应受到至少是同样的保护吗？

    正是通过混淆这些简单的概念，特权阶级侈谈什么必须建立隶属关系。有人想用武士精神来评论民事关系，结果把国家仅视若一个庞大的兵营。在一本新出的小册子里，有人竟敢把军官与士兵比作特权者与非特权者！武士精神与僧侣精神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们征询有僧侣精神的人，他也会回答：要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只有将它置于统治着无数受难者的那些规章之下才行。僧侣精神以一种不太卑鄙的名义，在我们中间享有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的声誉。

    只有那些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才抱有这些观点。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公民，他若不是受托行使权力的人，除了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命运，享受自己的权利而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公民对公民的一切关系都是自由关系。一个人贡献他的时间或商品，另一个人用他的金钱与之交换；这里丝毫不存在隶属关系，而丛一种持续的交换……若是在你们狭隘的政治中，你们分出一个公民集团，把它置于政府和人民之间，要么这个集团分担起政府的职能，那样，它便将不是我们所说的特权阶级；要么它不承担公共权力的基本职能，那样就请向我解释一下，这个中间集团如果不是一个不相干的、有害的集团还能是什么？因为这个中间集团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直接关系中作梗，就是对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施加压力，就是因其迥然不同于公民大集体，而变成社会的又一个负担。

    公民的各个阶级均有其职能，均有其特殊的工作种类，这些职能和工作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总运动。假如其中有一个阶级企图摆脱这种普遍规律，人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个满足于无所作为，而且必然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社会的两大动力，一是金钱，一是荣誉。社会得以维持正是由于人们既需要这种动力，也需要那种动力，在一个懂得良好风尚的价值的国家里，不能让人感到需要其中的一个而不需要另一个。每一种行业都要考虑公众的评价，而要求得到公众的好评乃是对酷嗜财富的一种必要约束。必须考察在特权阶级中，这两种感情是如何必然变化的。

    荣誉对特权阶级来说，是有保证的；这乃是这个阶级的必然的附属物。对其他公民来说，让荣誉作为善良行为的奖励，这样很好。至于特权阶级，他们只要生下来便享有荣誉。他们不感到有必要去赢得荣誉，所以，凡是能博得荣誉的事，他们一开始就可以不屑去做。

    至于金钱，特权阶级确实应该强烈地感到有此需要。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倾向于放纵这种强烈的贪得**，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带来的偏见不断地怂恿他们挥金如土，而且因为当他们放纵贪得的**时，不必象其他人那样顾虑失去任何荣誉、任何尊敬。

    但是有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等级偏见不断地促使特权者挥霍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等级偏见又绝对地禁止他们依靠几乎一切正当途径来恢复财富。

    既然特权者比别人更为贪财，那么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贪欲呢？不外乎阴谋与乞讨。这两种行当变成了这个公民阶级的特殊行业。由于只操此业，所以他们精通此道；凡是这两种才干能获得硕果的地方，他们便厕身其中，排除来自非特权等级的一切竞争。

    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是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联，而过不多久，它终于把这些职位看成金钱职务，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族相符的境况。

    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阴谋伎俩娴熟老练而高枕无忧；由于他们担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大臣会因想到公众利益而一时清醒，所以他们及时利用某些行政官员的无能或背叛；他们终于通过一些手续完备的法令或一套相当于专属法的行政制度，使他们的垄断得到了认可。

    这样就使政府屈从于那些对整个国家经济破坏性最大的原则。尽管国家经济要求在各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而垄断却强行选择最昂贵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为垄断的明显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来能够显示才能的人有所发展。

    特权阶级的乞讨对于公共事务妨害较少。这是一种贪食的树枝，它尽其可能地吸取液汁，不过至少它不打算取代有用的主干。象一切乞讨一样，它也是伸出手去，竭力激起恻隐之心，从而无偿地取得施舍；只是样子不那么卑躬曲膝，必要时，不象是在乞求布施，而象是在命令人家完成一种义务。

    此外，对舆论来讲，只要这里所说的阴谋与乞讨专用于特权阶级，那么它们便成为可敬的，而且果真得到了尊敬；人们爱听他们大肆吹嘘自己在这类事情上的成功，他们所激起的是羡慕和竞争心，从来不是蔑视。

    这类乞讨主要施用于宫廷，在那里最有势力而且最富有的人们从乞讨中得到最先最大的好处。

    从宫廷开始，这种富有成果的榜样一直影响到外省的穷乡僻壤，使那种游手好闲地靠损害公众为生的体面愿望活跃起来。

    问题并不在于特权等级已经是王国中无人匹敌的首富；也不在于几乎所有的土地和财富都属这个阶级的成员；而是挥金如土的嗜好、挥霍无度的乐趣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有人一听说贫困一词与特权者一词连结在一起，就发出一种愤怒的叫喊。一个特权者竟无力维护自己的荣誉、自己的尊严，实在是民族的耻辱，必须赶紧补救这种国家的混乱；尽管人们没有为此而明确要求额外征收捐税，但很显然，国库的一切支出不可能有别的来源。

    行政机构由特权者组成，这不是没有作用的。行政机构以父亲般的慈爱照管着特权者的全部利益。这里有富丽堂皇的，据说是为全欧洲所夸耀的学校设施，给男女贫寒特权者以教育。虽然机遇显得比你们的制度更聪明，宁愿把迫于生计的人引导到靠劳动来谋生这条普遍规律中去，然而却是枉然。你们把这种良好秩序的重建只看作是命运作祟，你们严加提防，不让你们的学生养成从事一种普通的借以为生的职业习惯。

    在你们美妙的计划中，你们竟然启迪学生，要他们为自幼就成为公民的负担而感到自豪，仿佛在任何情况下，需要施舍会比不需要施舍更加光荣！

    他们欣然同意接受你们的慈爱的第一个保证，为此，你们用资助、津贴、勋章缓带来酬谢他们。

    年轻的特权者一过童年便有了社会地位和薪俸；而有人竟然还抱怨薪俸微薄！可是看看那些同龄的非特权者吧，他们只能从事那些必须有才能而且经过学习才能胜任的职业；看看他们在侥幸地得到机会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之前，纵然从事十分繁重的劳动，有谁能不长期依靠父母的大量补贴！

    所有的大门都对特权者的要求敞开着。他们只需露露面，人人都以关心他们的晋升为荣。人们热情地照管着他们的事务，他们的财富。国家本身，即国家机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协助安排家庭，商订婚姻，置办家产，等等，等等。

    受惠较少的特权者到处都可以找到丰富的财源。为男男女女设置的大量神职、一些挂名的或目的不正而且有危险性的军阶，为他们提供薪俸、外快、津贴，而勋章总是少不了的。而且，我们父辈的过错仿佛还不够，从某个时期以来，人们满怀热情张罗着把这些数目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功之禄再增加一些。

    若以为特权乞讨者不屑于那些不起眼的机会或微薄的赈济。那就错了。国王用于恩施的资金大部分被他们吸走了；用不着等到真正忍饥挨饿，只要他们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就可以在特权等级中喊穷了。因而，所有公民阶级的真正的贫穷都是为满足各种虚荣心的需要而造成的。

    那些保留地方三级会议的地区长期以来负责给贫困的特权阶级发放津贴。各地方政府已在步此高贵的后尘，而三个等级在一起（因为它们还仅由特权者组成），怀着崇敬的赞赏之情，倾听所有能解救贫穷的特权阶级的各种意见。地方行政长官为此目的已弄到了专款：他们成功的手段之一就是对贫穷的特权阶级倍加关怀；最后，在著作中，在讲坛上，在科学院的演说中，在人们交谈中，如果你想立即引起你的所有读者和听众的兴趣，你只需谈论贫穷的特权阶级就够了。看到这种普遍的精神倾向，以及无所不能的迷信替赈济贫穷特权者安排的那些数不清的手段，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还不在教堂的大门处，为贫穷的特权阶级增设——倘若现在还没有的话——一个慈善箱。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种交易，它是特权阶级取之不竭的财源。这种交易一方面建立在对门第的迷信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对财富的贪婪上。我说的是被人们大胆地称为门户不当的婚姻这件事，这种叫法未能使那些愚蠢的公民却步，不再花费巨资去买辱骂。一旦平民等级的某一个人凭仗劳动与勤奋积累起一份让人眼红的财富；一旦税务局的代理人，以较为轻易的手段，终于积蓄下各种财宝，所有这些财富立即为那些特权者所觊觎。看来我们不幸的百姓注定要为着特权阶级而无止无休地劳作，自己却日益贫穷。

    农业、制造业、商业，以及所有手艺行业，为了维持、扩展，并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都要求分享由它们出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但是毫无结果；特权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而这一切都有去无回地奉献给不事生产的特权者了。

    特权的内容是无穷尽的，正象力图维持特权的种种偏见一样多。但是让我们放下这个话题，停止发表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意见吧。总有一天，我们那些愤怒的子孙们读到我们的历史时，将会惊得目瞪口呆，并将以最难想象的痴狂，给这段历史以应得的描述。

    我们在青年时代，看到一些文人以勇于攻击那些有权有势而对人类又有害的主张而引人瞩目。今天，他们在言辞和著作中满足于重复那些过时的论断，继续反对那些不复存在的偏见，特权的偏见也许是出现在人世的最危险的偏见；它与社会组织结合得更紧密；它腐蚀社会组织更深；忙于维护它的热心人更多。激起真正爱国者的热情而使文人雅士热情减退的原因正在这里。

    注释

    ①由于我不愿被人指责为言过其实，请在文章末尾读一下我从一六一四年三级会议的贵族等级会议记录中摘引的一个真实而奇特的片断。——原注。

    一六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三级会议贵族会议记录摘录：“在受到召见的时候，德·色内赛先生（德·色内赛男爵当时是贵族等级的主席——译者按）对国王这样说道：

    陛下：

    “我们国王们的仁慈经常赐给贵族这种自由，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求助于国王，由于身份高贵，他们与国王十分接近，他们一向是国王的事业的主要执行者。

    “我从不曾向陛下陈述古代所告知我们的一切：出身已将种种优越赋予贵族等级，并且使之与所有其余百姓迥然不同，因此，它从不容忍将它与其余百姓作任何对比。陛下，我可以在此演说中详加阐述；但是一个如此明显的真理除了众所周知的东西外，无需更为确实可靠的证据……；况且我是在国王面前讲话：我们希望看到，国王关心保护我们分享的他的光荣，不亚于我们关心求得他的恩准分享他的光荣。我们殊为遗憾的是一个不寻常的新奇事使我们开口诉怨，而不是谦卑地陈述我们为之集会的要求。

    “陛下，您恩准召开您的王国的三个等级的会议，这三个等级彼此分离，各自担任不同的职务，拥有不同的身份。为上帝服务和管理灵魂的教会在三个等级中居于首位；我们尊教士和神甫为父辈和为我们求得上帝宽恕的调停人。

    “陛下，在三个等级中贵族居第二位。他们是您的圣明的左膀右臂，您的王冠的支柱和国家战无不胜的武力。

    “在国王们祥瑞的佑护和英勇的指挥下，以他们的鲜血为代价，并且由于动用了他们百战百胜的军队，公共安定才得以建立，由于国王们历尽艰辛，第三等级才得以享受和平给他们带来的舒适和方便。

    “陛下，在三级会议中居于末位的这个等级是一个由城市与乡村的百姓构成的等级，乡村里的百姓几乎都是前两个等级的附庸和裁判对象；城市里的百姓则是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和若干官吏。正是这些人不接受他们的地位，而且置各种义务于脑后，不经过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同意，竟然想同我们平起平坐。

    “陛下，向您说那些我们再次遭到侮辱的话，我感到羞愧。他们将您的国家比作一个由三兄弟组成的家庭。他们说，教士等级是老大，我们这个等级是老二，而他们是小三。

    “倘若这话是确凿的，那么我们的地位可怜到了何等地步啊！自远古以来难以胜数的功苦，世代相传给贵族的不辞辛苦、忠心耿耿而获得的不计其数的荣誉与爵位，今又何在？他们不仅没有提高贵族的地位，反倒使之大大降低，以至混同于那种最狭小的人群中的平民，这就是所谓博爱社会。而且，他们不以互称兄弟为满足，又将国家的复兴归功于自己，正如法兰西所知，他们从未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任何贡献，任人皆知他们绝不能与我们相比，如此毫无根据的攻击实在难以容忍。

    “陛下，请您圣断，并且通过一个充满正义的宣言，叫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叫他们承认我们的地位，承认存在的差别。陛下，我们谦卑地以法兰西全体贵族的名义恳求您这样做，因为我们在此正是贵族的代表，以便在保留他们的种种优越地位的条件下，贵族能如惯常那样，以他们的荣誉和生命为国王陛下效劳。”

    “你们不感到你们生活在何等受人轻视之中吗？假使可能，他们就夺去你们的此生。因为你们呼吸，因为你们发言，因为他们憎恨人类的形象。”

    李维：《罗马史》，第4卷，第56章

    ②二至三世纪时意大利作家埃利安的《故事汇编》中人物。其真名为特拉西洛斯。他把所有驶入比雷埃夫斯港的船只均视为己有，并登记造册，当他看到这些船只再度安全抵达时便感到最大的欢乐。后来作家们便喻之为比雷埃夫斯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