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改变信仰。他对基督教表示宽容的敕令。他见到上帝显灵以及他的洗礼。基督教法定地位的确立。宗教势力和世俗力量的划分。

    基督教教会的公开建立可以说是帝国内部的一次既能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又能为人们提供极有价值的教益的重大革命。尽管君士坦丁的胜利和他的国内政策已不再继续影响欧洲的局势，但这位君王改变信仰的举动所产生的印象却至今在世界相当大一部分地区中仍未完全磨灭；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仍把他执政时期的教会体系与今天这一代人的观念、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可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决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忽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断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真实的准确时间。在他的宫廷任职的琉克坦提乌斯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世界宣告，这位高卢的君王如何堪称光辉的典范；他在称帝伊始便承认了那真正的唯一上帝的无上威严，并对他无比崇拜。饱学的优西比乌斯①却把君士坦丁的虔诚归之于在他正为远征意大利进行筹划时，在天空忽然出现的一种神奇景象。而历史学家佐西穆斯②则更恶意地断言，这位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他的祖先所信奉的罗马帝国的神灵的。这些名家各执己见的混乱说法实际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神圣教义的严格说法，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直到他临死以前是不配使用这个头衔的；因为他只是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时，才以教友的身份举行了按手礼，然后才又按惯例接受洗礼，成为教徒的。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实际应该说是比较模糊，而且是有所保留的。要真正弄清这位帝王如何先自称为教会的保护者，后又自称是该教会教徒的这个缓慢得几乎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必须要有十分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行。对他来说，要消除原来所受教育使他养成的各种习惯和偏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威，并认清他的启示和自己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不能相容等等，都必须经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也许在他的思想上曾经经受过的困扰一定曾教导他，在推进帝国的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他的一些新观点也总在能安全而有效地加以推行的情况下，才不露声色地表露出来。在他的整个统治时间，基督教像一条缓慢但逐渐加快的河流向前流动着：但它的总的前进方向却不时受到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和那位**君主的小心谨慎，也许还有一时心血来潮的阻挠或诱导。他允许他的大臣们用各种最适合于表达他们各自的原则的不同的语言来说明主子的意旨；为了巧妙地使他的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他在同一年发布了两条敕令，一条是下令实行庄严的礼拜日大休假制度，另一条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在这场大革命还处于前途未卜状态的时期，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的君王的行动，但二者的心境却恰恰相反。基督教徒们出于不断高涨的热情和虚荣感，尽量夸大他对基督教的偏爱和对上帝的忠诚。而那些异教徒在他们事出有因的恐惧心理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力图对世人，甚至对他们自己，也避而不谈罗马的诸神已不可能仍把这位皇帝视为他们的信徒了。正是这种类似的热情和偏见，使得当时怀有偏见的作家把基督教公然大为风行的情况和罗马史上最为辉煌，也或者最为肮脏的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联系在一起了。

    ①巴勒斯坦恺撒里亚主教（260—339），著有《基督教史》一书。——译者

    ②公元5世纪前后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公元3世纪后期至约410年的罗马帝国史。——译者

    不管君士坦丁在他的讲话或行动中，曾如何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他却直到接近40岁时仍一直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他这种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中发生也许会被认为是出于恐惧的行径，也可以认为是这位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的结果。他的慷慨做法使得多神教的殿堂也得以恢复并富足起来；他的帝国铸造厂出产的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尔斯和赫耳枯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孝心使这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像中又增加了他父亲神圣化了的形象。但君士坦丁所最敬奉的却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他还特别喜欢人们把自己比作光和诗之神的化身。那位神灵的百发百中的神箭，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用月桂枝做成的花冠和不朽的英姿似乎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圣坛上总是堆满了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对他那些轻信的平民却尽量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皇帝受到神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他的保护神的威仪；而且不论他在清醒时还是在和神相悟的时候都会有种种吉兆表明他将是永久的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被广大人民普遍作为君士坦丁的无敌的指引者和保护神；而异教徒们则显然有理由完全相信他的忘恩负义的信徒如缺乏虔诚，冒犯了这一神灵，他便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亲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众神荣耀的事他明智地把它全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如果我们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说他曾怀着十分愤怒的情绪，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所采取的野蛮的残暴行径。①在西部和东部他看到了实行暴政和宽容政策的不同结果；而且前者以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的行为为例，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容忍，后者却在他垂死的父亲的权威和忠告下使他不能不加以效法。这便使得这个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了那些带有迫害性的敕令，并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人以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的自由。他们因此也便很快就对他们的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的仁德和公正产生了信任。

    ①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希腊文的译者大大增强了他的原拉丁文的语气；而这位皇帝在年老以后回忆戴克里先加之于基督教徒的迫害时所感到的愤怒和憎恶，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在年轻时崇信异教时期的实际感受。

    对基督教表示宽容的敕令

    在征服意大利约5个月后，罗马皇帝通过闻名遐迩的米兰敕令庄严而明确地声明了他的主张。这道敕令恢复了正统基督教会①的和平。西部两位君主在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在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上都略胜一筹的君士坦丁使对手李锡尼乌斯欣然同意与他联合。这两个名字和政权的联合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东部暴君死去之后，米兰敕令就成了罗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

    ①原文为catholicchurch，中文一般译为天主教会。但在本书中该词显然仅指新、旧教分裂前的基督教会，故暂译如此。下同。——译者

    这两位皇帝英明地重新恢复了基督教徒们被残酷剥夺的所有公民权及宗教权力。他们规定，凡被没收的做礼拜的场所和集会地，都必须立即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给教会；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还慷慨许诺：对归还的原以公正合理价格购得的财产，帝国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得以使信徒们从此平静下来的有益规定是以广泛和平等的宽容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平等无疑会被后来的教派作为一种对他们有利的、高贵的殊荣看待。这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给与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人绝对的自由和权利来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经笃信的，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教派。他们认真地解释其中每一个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并命令各省总督对这份旨在最大限度确立并保护宗教自由的敕令的要点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他们不惜屈尊向下面的臣民阐述使他们颁布这道宽容基督教敕令的两大原因：一是出于维护万民的和平与幸福的善良愿望，二是希望以此来安慰在天上的造物主，并向他赎罪。他们对在他们身上应验的许多神的恩惠感恩戴德，并且相信，同样的天恩还将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不太确切的虔诚表现中，可以推断出三种不同的，但非彼此不相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思想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第二，根据多神教的一些松散的但十分谨慎的说法，他也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组成上天庞大统治集团的诸神中的一员。再或者，他还可能抱定一种富有哲理的更令人开心的想法：尽管有众多神的名字、各种宗教仪式和不同观点的存在，崇信一个共同的造物天主有助于加强所有教派和各族人民的统一。

    但是，在两个君王的商谈中，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多于对抽象的、纯理论的真理的考虑。君士坦丁的那些逐渐增长的喜好和偏向，究其根源，不外是由于他对基督教徒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对宣传福音精神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道德行为的信心。对一位**的君主来说，无论他是多么一意孤行，也无论他如何处处表现得唯我独尊，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的，那就是，他的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然而，即使是最高明的法律条文，执行起来也常是不完整和带有很大随意性的。法律很难起到鼓励善行的作用，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单凭法律的力量往往并不能完全阻止它所谴责的行为，或惩罚它所禁止的行为。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但是曾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繁荣和生气的各种准则又都随着帝国的日趋**和衰败而消失了。尽管哲学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的思想，但异教的迷信活动却不能起到鼓励人们行善的作用。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细心的统治者在看到这样一种宗教不断发展壮大时，一定会很高兴；这种宗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纯正的、充满仁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体系，对各行各业、对不同生活水平的人都适合，同时被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并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的说法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神的启示的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并改革国家体系；君士坦丁也许不无信服地听从了拉克坦提乌斯的带几分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这位雄辩的护教学家可能很坚定地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推崇基督教将重现原始时期的纯真与美好；断定真诚地信仰上帝会消除这些自认为起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断定福音书的真知灼见会遏制人们所有的不良**和敌意或自私的情感，断定对一个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合谐和博爱思想激励的民族，她的统治者是可以不用刀剑来维持正义的。

    在君王的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这种福音精神，无疑早已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们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行政制度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出于人民的共用意愿，而是出于上天的意旨。这位独裁的皇帝，尽管他曾经采取大逆不道的残杀手段篡夺政权，嗣后却急于为自己打出受命于天的神圣旗号。这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臣民们却被效忠的誓言紧紧地束缚于这样一位曾践踏过一切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的统治之下。善良的基督徒们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他们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的虚浮利益或占有私欲所引起的争端中杀戮同类，就更是莫大的罪过了。在纪元之初的三个世纪中，广大基督徒表现出了对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逆来顺受的耶稣门徒的忠诚，一直以不搞阴谋，不进行公开暴动等罪恶活动为道德宗旨。哪怕是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到过揭竿而起或愤然到世界一隅另找一块土地谋生。而后来的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权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新教徒门，又因被人称为改革教派并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备觉受到侮辱。其实，我们或应赞许而不是指责我们的祖先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也是相信宗教并不能抹杀人类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利的；或应把原始教会的忍辱求全既看作一个弱点，也看作一种美德。必然已有一批毫无战斗力，没有首领，没有武器，没有防御工事的平民，因为在罗马大军的统帅面前作无谓的反抗而自取灭亡了。反之，这些基督徒们，在他们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时，却可以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信守的顺从和驯服的原则；以及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一直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提出，如果皇帝周围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都学会了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有了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按照上天的总的安排，一切君主和暴君都被看作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个民族的使者。但神圣的历史却又多次提出人所共知的例子，表明上帝又对他的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了干预。他把权杖和宝剑交到摩西、约书亚、吉迪恩、大卫、马卡比父子等等英雄的手中；这些英雄的崇高品德就是圣恩的动力或直接结果，他们的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教会或保证它的胜利。如果说以色列的士师①只是些偶然任职的临时的行政官员，那么犹太②的国王们却从他们伟大祖先的临终的御体涂油礼中得到一种世袭的、永远有效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会因他们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他们的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的。同样，那个具有特殊神力的上天现已不专为犹太人所有，也就完全可能选中君士坦丁和他的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时间维持他的光辉的普遍的统治。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省统治权的他的竞争对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的惨死很快便了结了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仇恨，也满足了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反对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所取得的胜利清除掉了两个现在仍然反对第二大卫胜利的可怕的竞争对手；而他的事业看来似乎真需要上天的特殊干预。这位罗马暴君的性质既有负于皇帝的尊严，也玷污了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教徒们也可以受到他的一些心血来潮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又和他的其他臣民一道，随时可能受到他的心血来潮的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敕令的明智的人道主义的规定表示赞同全系勉强。在他的统治区内他禁止召开全省的宗教大会；他的基督教的官员全被极不光采地解职了；如果他避开了广泛地进行迫害的罪过，或者说可能引起的危险，他对一部分人的压迫却因为他公然撕毁自己自愿作出的庄严诺言，反将更为令人深恶痛绝了。当东部，根据优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正处于地狱般的黑暗阴影中的时候，吉祥的来自天堂的光却温暖并照亮了西部各省。君士坦丁的虔诚被认为是完全有理由使用武力的不可辩驳的证明；而他对于军事上的胜利的利用则进一步肯定了一般基督教徒的想法：他们的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是受万军之主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的。对意大利的征服产生了广泛宽容的敕令；等到李锡尼的失败一旦使得君士坦丁获得了罗马世界的一切统治权之后，他便立即多次发出通知，敦促所有臣民刻不容缓地效法他们的君主的榜样，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①原文Judges，《圣经·旧约》有“士师记”一篇，英译篇名即是此字。“士师”实指当时希伯莱部落的军事领袖。——译者

    ②巴勒斯坦南部古王国，存在于公元前923—586年。——译者

    认为君士坦丁能爬上高位一事直接与天意有关的想法在基督教徒的思想中引起了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帮着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他们的诚挚、积极的忠诚使他们为他用尽了一切勤劳的努力；二是他们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某种神奇的神力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于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形成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并说这种结盟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纪初期，在帝国人口中基督教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一群日趋堕落的人群中，他们看待主子的更换，就如同奴隶一样漠不关心，而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却可能对他们从良心的原则出发，不惜为他牺牲身家性命的人民领袖有些帮助。父亲的榜样和教导告诉君士坦丁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教徒，在分派公共职务时，他有机会通过选派他能够对他们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完全信赖的大臣或将军，以加强他的政府。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在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全部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会毫不考虑就很容易接受他们的主帅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来效忠于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了。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的利益逐渐消除了长期流行于基督教徒中的战争和流血的惨剧；在君士坦丁的善意的保护下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应尽的义务，或用以对在教会内部平安无事时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断增加他的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热情，而在那些仍然为他的对手所占有或被他们篡权的省份，他们却可以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的支持。一种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教徒臣民中暗暗滋长；而后者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他们更热心于为他的对手的利益进行斗争。彼此相距甚远的不同省份的主教们之间的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并可以毫无危险地传递任何可能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事业的有用的情报，或在宗教方面做出贡献。因为他已曾宣称，他已为拯救教会拿起武器。

    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

    鼓舞着军队，也许还鼓舞着皇帝本人的这种宗教热情，在安抚他们的良心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他们在奔赴战场时充分相信，同一个过去曾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水中开道，并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中让耶利哥城墙立即倒塌①的上帝将为了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可见的真身和威力。教会的历史曾试图证明他们的这种期望是确有道理的，因为它已被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是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的原因的那一明显的奇迹所证实了。如此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或想象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值得，也要求，后人去加以研究的；我这里将尽力通过对其中所涉及的旗标、梦境和神示的符号逐一进行考虑，并通过把这段奇妙故事的历史部分、合乎自然部分和神奇部分分离开来（所有这些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已被巧妙地揉成一个外表华美但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整体），以使我们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那段著名的故事有一个正当的估计。

    ①此处所讲的两段故事分别见于《圣经·约书亚记》第四、六章。——译者

    Ⅰ．原来只对奴隶和异族使用的一种残酷的刑具现在已在罗马人的眼中变成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而犯罪、痛苦和丑恶行为的概念变得和十字架①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君士坦丁之所以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很快废止了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出于他的虔诚；但是，在他能够在罗马城中竖立起自己的雕像，让他右手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他的战绩，记述他对罗马的解放，并把这一切全归功于这一吉祥形象，这真正力量和勇气的象征的威力的铭文之前，他早已学会对自己所受教育及他的人民所怀有的偏见表示厌恶了。这同一形象也使君士坦丁的士兵们的武器神圣化了；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光，被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上；甚至那用以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的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用料更考究、做工更精细罢了。但那用于表现十字架所取得的成绩的主要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②，这个含义不明但却十分闻名的名称据说是以世界几乎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下的。它的基本形象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绸幡上十分奇妙地编织着这位当政君王和他的孩子们的形象。长杆的顶端是一顶金质的王冠，王冠里掩藏着一个既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又包含着基督教的名字的缩写的神秘的图案。拉伯兰旗被交托给50名经过考验的骁勇而忠诚的卫兵保卫；他们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使他们都显得与众不同；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说法，以为保卫拉伯兰旗的卫兵在执行任务时，在敌人的攻击下是刀枪不入的。在第二次内战中，李锡尼便曾感觉到这种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处于战争困境中的君士坦丁的士兵，一看到它便立即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激情和信心，使敌军中的官兵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此后许多愿以君士坦丁为榜样的基督教皇帝派出的远征队中无不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但当提奥多西的一些堕落的继承人不再亲自身先士卒带兵打仗以后，这拉伯兰旗便作为一件神圣而无用的圣器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王宫中了。它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他们的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的正中央。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为了军队的荣誉以及重新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庄严的词句无所区分地同时使用在宗教和军事胜利纪念碑上。在保存至今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勋章上，伴随着拉伯兰旗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字样：有了它你将无往不胜。

    ①基督教作家查士丁、费利克斯·米努乌斯、德尔图良、杰罗姆和马克西穆斯相当成功地研究了几乎所有自然界和艺术形象都莫不带有十字架或类似十字架的形态；如子午线与赤道的交叉、人的脸面、飞鸟、游泳的人、桅杆和桁、犁、一副旗标，等等等等。

    ②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后所用的军旗。——译者

    Ⅱ．原始基督教徒在遇到任何危险和不幸的时候，都用画十字的办法来保卫他们的精神和**的安全，这办法他们在一切宗教活动中使用，同时也使用于日常生活琐事中，实际是把它看作是可以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的邪恶力量侵害的万能法宝了。君士坦丁以同样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真理并承认了它的信条，但他的这种宗教热忱是否正当，那只有教会的权威有足够的力量加以确定。但是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作过全面研究的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所提出的证据，却赋与这位皇帝的宗教虔诚一种更可怕、更崇高的性质。他毫不怀疑地肯定说，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君士坦丁在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的名字的缩写图案，刻于士兵的盾牌上；并说他遵从了上天的命令，于是他获得了米尔维乌斯桥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以作为对他的勇猛和顺从的酬报。有些问题或许使得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词令的作家所作出的判断或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为他，或者出于热情，或者出于利害关系，一直是全力支持当时正得势的一派的。他似乎在这次罗马胜利约3年之后发表他的有关尼科米底亚的迫害者之死一书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时间的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得到一部分人轻信，并获得皇帝默认的宣传家来；因为皇帝可能在听到这样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进他的计谋的绝妙的故事时，并不曾表示反感。同样这位作家，站在当时还掩盖着自己对基督教徒的仇恨的李锡尼的立场上，给他也预备下了一个出以祷告形式的显灵的景象，向他显灵的是一位天使，而且那景象在他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在他的全部军队面前又重新显现了一次。这种奇迹的一再出现，在它不曾起抑制作用的地方，倒是更加激发了人类的理智；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加以考虑，我们很自然会从这位皇帝所推行的政策或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当他时刻不安地等待那决定帝国命运的一天即将到来的烦躁情绪被一阵短暂的、时断时续的睡眠打断时，那令人景仰的基督的形象，这人所共知的他的宗教的象征很可能会贸然自动出现在这位崇拜他的名字，并可能暗中乞求基督教徒的上帝显示神威的帝王的活跃的想象之中。正如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使用各种军事计谋一样，他也使用了菲利普和塞多留曾如此巧妙并成功地加以利用的宗教方面的骗局。梦来之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安排，这是远古民族普遍承认的，而高卢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已准备把自己的信念交托给基督教的灵验的象征了。君士坦丁见到的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而这位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的不可一世的英雄，可能对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败的后果虽感失望，也并不十分在意。由于自身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放出来而欣喜万状的元老院成员和人民，全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作是非人力所及的事，但又不敢明说胜利完全是在众神的保佑下获得的。在这次战役3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凯旋门，以模糊的语言宣称，依靠他自己的伟大思想，依靠神的本能或推动，他拯救了罗马共和国，并为它洗去了耻辱。一位最早抓住机会为这位征服者歌功颂德的异教徒演说家，却认为只有他有幸能与最高神灵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关于一般平常人的事他已交托给下级众神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了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为什么不应该追随他们的君王，也去信奉那新的宗教。

    Ⅲ．一位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过世俗或甚至宗教历史中的梦和朕兆，奇迹和怪诞事件的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的理解多一半时候都会受到编造的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似乎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或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把它看作其背后必有神灵直接参与其事；而处于惊愕之中的群众的想象力有时更会给一些迅速在天空滑过的不同寻常的流星加上想象的形状和颜色，而且还有语言和动作。那扎里乌斯和优西比乌斯是两位著名的演说家，他们在精心制作的颂词中不遗余力地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绩。在罗马取得胜利9年之后，那扎里乌斯曾撰文描写了似乎是自天而降的神将，还特别注意描绘了他们的美、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巨人般的形体、他们的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的光芒，以及他们如何毫不在意听任一些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他们同时还自称是被派遣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给他助战去的。为了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在他面前听他讲演的全体高卢民族；而他似乎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这件事为古代神灵显圣的事找到可信的根据。最初可能源于那一梦境的优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经过26年，已纳入一个更正确、更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在君士坦丁多次行军中，有一次他亲眼看到在正当午的太阳上方立着一个闪光的十字架形的饰物，上而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这天上的景象使全军为之震惊，也震惊了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的皇帝本人；但他的这种震惊，再加上当天晚上他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向他展示了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的形象，告诉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它向马克西穆斯和他的敌人前进。这位饱学的恺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感觉到，最近新发现的这段神奇传闻可能会使一些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但优西比乌斯既没有对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也没有收集并记录下那众多的想必曾目睹那一惊人奇迹的实际情况的活人的证词；优西比乌斯却满足于仅仅提出已死的君士坦丁提供的一个十分奇特的证据，说是他在事情发生许多年后，在一次无拘无束的谈话中，曾对他讲述过他本人亲身经历的这一段离奇的意外事件，他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他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这位饱学的教长的审慎态度和感激之情不容许他怀疑他的胜利的主子所讲的话的真实性；他却也曾明确表示，像这样一件事，如果出自任何一个比他地位稍低的人之口，他是绝不会相信的。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是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下去；那可能被后来的一些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的天空出现的图象，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后那一时期的基督教徒根本不予理睬。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采纳了这一段有助于，或似乎有助于，促使一般人民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如实降低这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的胜利成果，并对他所讲的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占据着十分光彩的地位。

    君士坦丁的洗礼

    今天的信奉新教的勤于思索的读者，或许会倾向于相信，君士坦丁在讲述自己改变宗教信仰的过程时，一定曾通过一次慎重其事的、有意作出的伪证，以求把虚假说成真实。他们还可能不加思索地断言，他在考虑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完全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并（根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的描述）相信他是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登上帝国的宝座的。然而这一严酷而绝对化的结论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在一个宗教热十分流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也不免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动；而最正统的圣徒也会止不住要利用自己的危险的特权，以欺骗和弄虚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的事业。个人利益往往是我们决定信仰什么的标准，它同时也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同样那种出于自身世俗的利益考虑可能影响君士坦丁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的动机必会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他选择了这一显然将使他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由于无意夸大的颂扬声有时也可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表面的虔诚，如果最初确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会由于人们的赞扬声，由于习惯和榜样的影响，逐渐变成为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这个新教派的主教和牧师们，以他们的衣着举止论都不配进入宫廷，可他们却被邀去与皇帝一同进食；他们跟随这位**君王出外远征。他们之中的一位埃及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由于在智力上超过这位皇帝，则被异教徒们说成必是使用了某种魔法的结果。用西塞罗的辩才装点过福音书的名句的拉克坦提乌斯和致力于使希腊人的学识和哲理服务于宗教的优西比乌斯都被他们这位君王视为挚友，彼此亲密无间；这些口若悬河的辩论大师，可以耐心地观察着他逐步被说服的缓慢过程，巧妙地使用着他的性格特点和理解能力最易于接受的各种论点。无论得到这么一个皇帝教徒会带来多少实际好处，这位皇帝不同于数以千计的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之处，不过在于他身着紫袍，而并非由于他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对于在一个更为开明的时代使得一位格老秀斯，一位帕斯卡尔或一位洛克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这样一个知识有限的军人的头脑却也能完全接受，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位军人在白天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或许佯装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并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掌声雷动的集会上去宣读。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记录的长篇演说中，这位皇帝传教士详细论述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是他却满怀喜悦地畅谈西比林的诗集①和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在耶稣诞生之前40年，这位曼图亚②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③的神圣的启示，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呕歌了圣母的再临，蛇的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天神朱庇特的后代，他将清洗掉人类的罪孽，并用他父亲的美德来统治着和平的宇宙；一代和天神一样的人类将出现和成长起来，整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原始的公有的国家；一个纯真而幸福的黄金时代将逐渐恢复。这位诗人可能并未意识到他这光辉的预言的秘密涵义和目标，它最后被毫无价值地加在一位行政官或一位执政者的幼小儿子的头上了！但是如果对第四田园诗所作的一种华美的，可能实在有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真地曾有助于使这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改变宗教信仰，那维吉尔真可算得是最杰出的教士了。

    ①可能即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于公元2—4世纪所编《西比林神谕集》。——译者

    ②曼图亚，意大利城市，维吉尔的出生地。——译者

    ③以赛亚，公元7—8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译者

    基督教徒们的宗教活动和仪式的进行都十分机密，并不惜故作神秘，竭力避开非教徒，甚至新教友的耳目，借以增加他们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们出于小心所制订的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现在出于同样的小心谨慎的考虑，却对这位帝王新教友完全放松了。因为不惜采取一切迁就办法把他拉入教会圈子里来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在这位君王曾承担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任何义务之前，他便已获得允许，或至少是默许，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了。在教长宣布让异教会众退出时，他却不曾离开大会会场，而是在与信徒共同祈祷，和主教们辩论问题，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的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加者，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教士和参与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圣师。君士坦丁的骄傲情绪或许使他不免要，他所做的贡献也使他有资格，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架势；一种时机尚不成熟的过份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他的尚未成熟的改变宗教信仰的果实；而如果教会严励地把这位已经抛弃供奉着多神的祭坛的君王拒之门外，那这位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了。在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城的时候，通过拒绝引导由骑士组成的军队，拒绝当众向卡匹托里亚丘的太阳神许愿等做法，实际已真诚地宣告放弃并侮辱了他的祖先的迷信传统。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他本人或他的图象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了多种奖章和图片，上面都刻画着这位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的虔诚而恭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