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团结和国内的繁荣。行省和纪念碑。农业的进步。

    要评定罗马的伟大绝不能单看它大面积地迅速扩张。在俄罗斯沙漠地带所建立的君主国家曾管辖过地球上大部分土地。亚历山大在越过赫勒斯海峡后的第七个夏天就在希发西斯河的岸边建立起了马其顿胜利纪念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和他的莫卧儿族①的王公们把他们的残酷的蹂躏，从中国海一直推向埃及和日耳曼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为时不久的帝国。但罗马威力的牢固结构却是依靠几代人的智慧建立和保存下来的。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唯命是从的行省是靠法律联合起来，并加以艺术装点的。它们有时也可能会遭受执行统治权的代理人的一时的无理摧残；但政府治理的一般原则仍始终是明智、简明和宽厚的。他们仍可以信奉他们祖先的宗教，在荣誉和社会地位方面，他们也逐步有所提高，最后已差不多达到和他们的征服者同等的地位。

    ①指16世纪初征服印度半岛的蒙古人等及其后裔。——译者

    Ⅰ．帝王和元老院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始终既照顾到子民中的开明人士的思想，也照顾到迷信较深的子民们的习惯。在罗马世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罗马人民一概信以为真；哲学家一概斥为虚妄；行政官却一概认为有用。这样一来，忍耐不仅带来了相互宽容，甚至还带来宗教上的和谐。

    人民的迷信既不会因为掺杂进一些神学思想上的矛盾而彼此难容，也不曾受到任何思想体系枷锁的约束。热忱的多神论者，虽然自己热衷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却同样以其极简单的信念承认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宗教。恐惧、感激、好奇、一个梦或一个预兆、一件简单的意外事件或一次远距离旅行，全都可以增加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扩大他们的保护神的名单。异教徒的神话是用各种不同，但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材料编织而成的。只要我们承认，曾经为他们本国的利益生活过和为之而死去的智人和英雄都应被视作强有力的不朽人物，那就等于普遍承认，他们即使不应受到全人类的膜拜，至少也应受到全人类的尊敬。千千万万的树林之神和千千万万的河流之神，虽寂静无声，在他们的所在地却都能发挥各自的影响；唯恐激怒台伯河的罗马人当然不可能去耻笑向尼罗河的仁慈的河神献祭的埃及人。可见的自然力量，天上的行星，地上的各种元素，在全宇宙中都是完全一样的。那看不见的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也便必然同样是用虚构和寓言的模子铸成。每一种美德，甚至每一种邪恶，都需要在神的身上有所体现；每一种技艺和职业都需要自己的保护神，而这神的特性，不论在多么遥远的年代或国土，全都毫无例外地一律是以他的崇拜者的性格为模式的。这样一个由脾气各异、彼此利害矛盾的神灵组成的共和国，不管按何种体系组合，也都必须有一位最高长官能发生调节作用，而且他，随着知识和献媚术的进步，渐渐也就被赋予一个“永恒的父亲”和一位“万能的君主”的最完美的品德。古代的精神是如此温和，以致大家都不很在意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倒是只注意到它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似。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当他们在各自的神坛前相遇时，很容易便彼此都感到，尽管他们各自信奉的神名称不同，敬神的仪式也不同，而他们所敬奉的实际是相同的神灵。荷马的高雅的神话已为古代世界的多神论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而且几乎是到处通用的形式。

    希腊的哲学家是根据人性，而不是根据神性建立起他们的道德观念的；不过，他们也把神性作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问题来进行思索；在进行深刻的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展示出了人的理解能力的强大和虚弱。在那四个著名的学派中，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力图调和存在于理性和虔信宗教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崇高的明证，让我们看到了第一动因的存在及其完美性；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设想出物质实际产生的过程，斯多葛派哲学中的制作者和他的作品是难以完全区分的；而反过来，柏拉图和他的门徒们的精神上帝却都更像是一种理念，而并非实体。学院派和伊壁鸠鲁派的意见没有太多宗教意味，但当前者以其简单的科学诱使他们对最高主宰的意旨表示怀疑的时候，后者由于全然无知却劝导他们根本不要承认它的存在。由争胜的风气所促进，为学术自由所支持的探索精神已使公众的哲学教师划分成了各种各色，彼此相互竞争的学派；而从各个地方来到雅典和罗马帝国其它文化中心的头脑敏锐的青年不论在哪里却都受到同样的教导，要他们拒绝并鄙视一般群众所信奉的宗教。本来嘛，怎么可能让一个哲学家把一些诗人的无聊故事和由古代留传下来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看作是关于神的真实记载；或者让他把那些满身缺点，作为一个人看也让人厌恶的生物当作神来崇拜呢？为了对付这么一些无足轻重的对手，他屈尊对他们使用了理智和辩论的武器；不过琉善的讽刺显然是一种更有效、更有作用的武器。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除非一个作家已发现他的国家所信奉的神灵早已成为上流社会和知识界暗中鄙弃的对象，他是绝不会随便把他们拿来让人公开加以嘲笑的。

    尽管在两安东尼时期，非宗教的活动十分盛行，但教士的利益和人民的迷信却仍受到足够的尊敬。古代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和谈话中，都肯定理性的独立的威严，但他们的行动却仍然听命于法律和习俗。他们含着怜悯和宽容的微笑来看待粗俗的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却仍然十分认真地奉行他们的父辈曾经奉行的各种仪式，热忱地参拜各种神庙，有时甚至公然地去参加一些迷信活动，在教士的袍服之下，完全掩盖住他们的天神般的情绪。抱有这种思想状态的人对他们各自不同的信仰或礼神方式问题是不会争论不休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群众的愚蠢行为实际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们不论是走近利比亚，还是奥林匹亚，还是卡匹托里亚的太阳神庙都同样貌似虔诚，而内心却怀着轻蔑。

    现在很难设想，罗马议会究竟出于什么动机竟会采取了带着迫害精神的政策。那些行政长官不可能由于一种虽然并非违心却实属盲目的顽固思想而采取此种策略，因为这些行政长官自己也都是哲学家；何况雅典的学院已经为元老院制订了各种法律。他们也不可能是为自己的野心或贪欲所迫，因为这人世的权力和神权实际全都掌握在同一只手中。主教全系从最有声望的元老中选举出来；而最高主教长的职务经常都是由皇帝本人兼任。他们完全了解并十分重视宗教的价值，因为它是和国家行政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量鼓励那些有利于提高人民品德的各种庆祝活动。他们把占卜术当作一种方便的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一般人都相信，不论在今世还是来世，任何伪证罪都必将受到报复之神的严厉惩罚，他们也十分尊重这一十分有用的信念，把它看作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坚强的纽带。但是，他们除了承认宗教的一般劝化作用，还相信各种各样的崇拜神灵的方式也都同样能产生有益的效果；而且相信，已曾在任何一个国家长期试行，受到时间考验的礼神方式必是对该国的气候和居民来说最合适的方式。贪婪和对艺术品的喜爱常常使得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庙里的神像和各种装饰物被洗劫一空；但是，在仍然奉行他们的祖先所奉行的宗教的问题上，他们全都会感觉到罗马皇帝的宽容，甚至得到它的保护。高卢省似乎是，但也不过仅仅似乎是，在这一般的宽容中的唯一例外。罗马皇帝提比略和克劳狄，在为了消灭以人为祭品的莫须有的借口的掩盖下，彻底消灭了掌握在督伊德僧侣手中的危险的权力；但他们的教士，他们的神灵和圣坛，直到最后彻底消灭一切异教以前，却全都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

    作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国首都的罗马城，随时都有从世界各地前来的臣民和外国人到这里定居，他们全都带来他们所在地的他们所喜爱的迷信方式。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权维持本城的古老仪式的纯洁性；而罗马元老院，却有时利用其所掌握的一般特权，插手制止这种外来宗教活动的泛滥。最让人厌恶和最猥琐的埃及迷信活动就常常遭到禁止；塞拉庇斯和伊西斯的神庙都被捣毁，他们的信徒也被从罗马和意大利驱逐出去。但盲目信仰的狂热却胜过了冷酷的软弱无力的政策。被放逐的人回来了，信徒的数目成倍增长了，重新修复的庙宇比原来的更为堂皇，塞拉庇斯和伊西斯终于在罗马神祇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种宽容也没有违背古老的政治原则。在最为纯正的共和国时期，希比利和埃斯库拉庇乌斯①便常有外国使臣严肃地迎请到本国去；答应给被围困的城市的保护神更高的荣誉，以对他们进行诱惑的做法更是司空见惯。罗马渐渐变成了它的子民的公共庙宇；该城的自由之风已为人类所有的神祇所共享。

    ①前者为古时小亚细亚人所信奉的自然女神，后者为罗马医神。——译者

    Ⅱ．保存古代公民的纯粹血统，不容任何外族血统掺入的偏狭政策，阻止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繁荣并加速了它们的灭亡。目光远大的罗马的才智之士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之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在雅典共和国最为繁荣的时代，公民的总数渐渐从30000降至21000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注意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战争、殖民活动不断消耗原有的人口，罗马公民，在塞维尔·图里乌①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时才不过83000人，而到同盟者战争②开始时期却已经增加到，仅是可以拿起武器为国效命的总人数，已不下63000人。当罗马的同盟者要求享有同等的荣誉和平等权利的时候，元老院宁愿先进行一次兵刃相见的较量，也不肯作出屈辱的让步。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为他们的冒失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其它一些意大利国家，由于它们相继一一都转而俯首听命，最后全被允许投入了共和国的怀抱，并转眼对消灭公众的自由也尽了一份力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之下，公民行使着君主的权力；但如果这种权力落到一个暴乱的群众手中，那它便必会先是被滥用，然后便彻底丢失。但当人民的议会被皇帝的行政机构所控制的时候，那征服者和被征服的民族的差异便仅仅在于，他们是第一等的最荣誉的公民而已；他们的增长无论如何迅速，也绝不会再面临同样的危险了。然而，那些听从奥古斯都教导的最明智的帝王，却无比小心地维护着罗马这个名称的威严，把存在于罗马城的自由风气谨慎而慷慨地普遍加以推行。

    ①传说中的（公元前6世纪）罗马第六位国王。——译者

    ②公元前90—98年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而进行的战争。——译者

    一直到罗马人的特权已逐步推广，为帝国的全体居民所共同享有的时候，在意大利和各省之间仍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异。前者始终被认为是人民围绕的中心，并是整个政体的坚强的基础。意大利乃是皇帝和元老院的诞生地，或至少也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意大利人的产业全都免税，对意大利人，地方司法官也无权随便加以处置，他们的完全依照首都的形式建立的市自治机关被授权，在最高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下，行使司法权利。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他们的部分差异已被人忘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由于语言、习俗和社会制度的相同而联合成一个大的民族，其重要性已和一个强大的帝国不相上下。这个共和国正以自己的宽厚政策为荣，也常常得到她的养子的效忠和侍奉。如果她把罗马人的殊荣始终只限于让罗马城内的古老家族享有，那这个不朽的名声势必会在许多方面失去了他的最耀眼的光辉。维吉尔的出生地是曼图亚，贺拉斯自己都说不清他应该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尼亚人，那位够资格讲述一串串罗马人辉煌的胜利过程的历史学家，我们是在帕多瓦找到的。一心为国的加图家族发祥于托斯库卢姆；阿尔平兰那个小小的市镇同时具有养育过马略和西塞罗的荣誉，二人中的前者，在罗慕洛和卡米卢斯之后，应该被尊为罗马的第三缔造者；后者，在他把他的国家从喀提林的阴谋中救出之后，更使它能和雅典在善辩方面一决雌雄。

    外省情况

    帝国的各个省城（如上一章所述）则完全不具有任何公众力量或宪法上的自由。在埃特鲁里亚、希腊和高卢，元老院首先最关心的是解除那里的危险的联合行动，因为它告诉世人，既然罗马靠分而治之的办法获得统治一切的力量，它们就可以通过联合来进行反抗。那些貌似出于感激或慷慨暂时被容许握住权杖的王公，一旦完成了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把那被征服的民族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他们立即便会被从王座上踢开了。那些曾为罗马效力的自由城邦一开始都会得到作为名誉上的同盟者的奖赏，但很快便不知不觉落入实际被奴役的地位。无论任何地方，人民的主权全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皇帝的使臣们的手中，而且这种权力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但是，同样那种曾保证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的较为健康的治理原则也逐渐扩展到了新征服的遥远地区。通过引进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顺、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罗马中来这两种策略，一个罗马民族便逐渐在各省形成了。

    “罗马人不论征服了任何地方，他也便在那里住下，”这是塞涅卡通过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所得出的正确论断。土生的意大利人，为欢乐的生活或实际利益所诱，都迫不及待地要去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我们可以说，在亚洲被控制后的约40年中，在米特拉达特的残酷命令之下，一天之内就有80万罗马人被屠杀了。这些自愿的流放者绝大多数都从事商业、农业和税务活动。但在皇帝使军团永久化之后，地方省市全都住满了士兵和退役军人，这些人不论曾否因服兵役受到过土地或财产赏赐，一般都和自己的家属一起在他们曾度过自己的青春时期的地方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区，或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方，全都专门留作建立殖民地之用；其中有些属于平民，有些则属军用性质。这些殖民地在一般生活情况和内部政策方面，完全代表了他们的祖辈的做法；而由于他们很快通过友情和姻戚关系甚受当地人喜爱之后，他们终于也对罗马这个名称怀着崇敬之意，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分享罗马人的荣誉和优越条件，而这种愿望十有**都是不会落空的。各省城市的地位和繁华程度在不知不觉中也已变得和殖民地相近；而且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那些从罗马的怀抱中分化出来的社会，和那些后来被接受的社会相比，其处境究竟孰优孰劣，还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所谓的“拉丁权利”始终只给与它已表示十分偏爱的城市。只有文职官员在他们任期届满以后，可以具有罗马公民的资格；但由于那类职务总以一年为期，常常只不过在几个主要家庭之间交替轮换而已。那些被允许在军团中佩戴武器的来自省区的人；那些执行过行政职务的；总而言之，凡是曾执行过公务或表现出某种特殊才能的人都会得到一笔报酬，只是这所得报酬的价值却随着皇帝日益更加慷慨而变得日益微薄了。然而，甚至在两安东尼时代，那时城市的自由已为它们的大部分臣民所享受，这种自由也附带有非常具体的利益。绝大部分人民，有了那个称号，便能得到罗马法律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特别是其中有关婚姻、遗嘱和继承权的等等条目；而幸福之路却只对那些得到恩宠或确有成就的人敞开着。那些曾在阿勒西亚包围过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人的孙子们现在都是军团的指挥官，各省的总督，或已进入了罗马的元老院。他们的野心并没有扰乱国家的安宁，相反，却和它的安全和伟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罗马人对于语言和民族形象的关系问题十分敏感；因而用武力来推广对拉丁语的使用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古代的意大利、萨宾、埃特鲁里亚和威尼斯的方言早已被人遗忘；但在各省区，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西部国家的征服者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文明。那些野蛮人一旦被驯服，他们的头脑便马上很容易会接受有关知识和礼貌的任何新印象。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有些杂乱，却在非洲、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等地被普遍采用，而且仅只是在山区，或在农民中还保留着不多的普尼亚和克尔特的特殊用语。教育和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使得那些国家的土著居民具有了罗马人的情绪；而意大利又在时尚和法律方面，对它的拉丁省份起着带头作用。他们越来越热情地追求，同时也越容易得到了，在该国所能享有的自由和荣誉；在文学和武力方面提高了国家的声望，最后还更为它产生了一个连那些西庇阿们①也不会反对他们的国人拥戴的皇帝图拉真。希腊的情况和那些野蛮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开化，并已腐化堕落。他们的较高的识见不会容许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过份的虚荣又不会让他们接受外来的制度。他们却在他们已失去祖辈们的美德之后，仍然还保留着祖辈的偏见。在他们被迫不得不尊重罗马征服者高超的智慧和力量①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对他们的粗俗的举止十分厌恶。希腊人的语言和情绪的影响也并不完全限制在那一度闻名于世的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他们的帝国，通过逐步向外殖民和侵占曾经覆盖了亚德里亚海直到幼发拉底的广阔地区。亚洲也布满了希腊城市，马其顿君王们的长期统治向叙利亚和埃及输入了一次无声的革命。在他们的豪华的宫廷里，这些帝王们把雅典人的高雅和东方人的奢侈结合起来，宫廷做出了榜样，他们治下的高级官员们自然都起而效尤，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罢了。这便是罗马帝国被分划成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的大致情况。在它们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由原来在叙利亚和特别是在埃及的人组成的第三个特殊区域。那些野蛮人始终使用着自己祖先的古老的语言，使自己孤立于一般人类交往之外，这便阻挠了他们自身的进步。前者的懒散和怯懦性颇使他们遭到征服者的鄙视，后者的乖戾和残暴更引起了征服者的仇恨。这些民族都屈服于罗马的权势之下，但他们从来不希望，同时也不配享有罗马城的自由；我们看到，在托勒密王朝被毁后230多年的时间内就从不曾有一个埃及人进入过罗马元老院。

    ①公元前3世纪初及前2世纪期间，罗马曾有多个西庇阿接连担任执政官等要职。——译者

    ①从狄奥尼修斯到利本纽斯，我相信，从没有一个希腊批评家提到过维吉尔和贺拉斯的名字。他们似乎压根儿不知道罗马有什么大作家。

    胜利的罗马本身已受到了希腊艺术的诱惑，这话虽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却仍值得一提。那些在现代欧洲仍然倍受推崇的不朽的作家们，很快就变成了意大利和西部诸省研究和模仿的对象。但是，罗马人的高雅的娱乐却并不曾干预他们公正的政策原则。一方面他们承认希腊文的优美，另一方面却又不忘拉丁语的端庄，在有关民政和军事管理的文件中永远只能使用后者，这是绝对不可通融的。这两种语言在整个帝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前者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后者是一切公共事务的合法的专用语言。那些同时从事文学活动和其它活动的人一般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而且，在任何省份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受到广泛教育的罗马公民会既不懂希腊文，又不懂拉丁文。

    正是依靠这样一些制度，帝国的各个民族才在不自觉中融入了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不过，在每一个省份和每一个家庭的中心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些人仅是承担着社会的重担，却并未享受到社会的福利。在古代的自由城邦中，家庭奴隶经常受到残酷的虐待。在罗马帝国完全建立起来以前，完全是一个暴力和掠夺的时代。奴隶绝大部分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数以千计的野蛮人，或者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来的，他们原都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因而全迫不及待地想打碎身上的枷锁，进行报复。面对着这样一股内部敌人，他们不顾一切的暴乱已曾不止一次使共和国濒临毁灭的边缘，如以为了自我保存的伟**则来衡量，订下最严厉的规章制度，行施最残酷的制裁，似乎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民族在一个君王的法则之下联合起来之后，外来的物资供应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丰盛，罗马人不得不采取了更温和但也更乏味的繁殖方式。在他们的众多家庭中，特别在他们的田庄上，他们鼓励奴隶结婚。天生的情感、受教育的习惯以及一份带有附加条件的财产的占有，都能有助于减少被奴役者的痛苦。奴隶的存在已变得更有价值；虽然奴隶的幸福仍以主人的心情和处境为转移，主人的仁慈，已不像过去常受到恐惧的限制，却受到了从自身利益考虑的鼓励。道德方面的进步，由于皇帝的品德或政策的改善而得以加快了；根据哈德良和两安东尼的法令，人类中最卑贱的阶层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奴隶的生死问题的裁决权，过去虽有规定，但常被滥用，现在则全由行政官掌握，任何私人无权过问。地下的监狱被全部拆除；而且，遭受伤害的奴隶，对自己所受的不可忍耐的待遇如能提出正当申诉，便可以或者获得释放，或者另换一个较温和的主人。

    希望，这是我们处于不幸中时的最好安慰，对罗马奴隶也同样存在；而如果一个奴隶有任何机会使自己显得十分有用，或者极为讨人喜欢，他自然便完全可以希望通过数年的勤劳和忠诚的表现赢得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自由——作为给他的报酬。主人的仁爱常常完全是出于虚荣和贪婪这类实际并不很正派的动机，因而使人感到国家法令有必要阻止，而不是鼓励那种过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慷慨行为，以防止它成为一种危险的滥用。古代司法中有一条原则，奴隶没有属于自己所有的国家；他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便获得作为一个成员进入他的恩主所在的政治社会的权利。这一原则的后果将是由于把罗马城的特权滥用在大群低贱的乱七八糟的人身上而使它失去了作用。因此及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只有具有正当理由，并得到行政官批准，通过法律手续被正式予以释放的奴隶可以获得此种殊荣。甚至这些有幸获得自由的人所能享受的也只限于一般生活上的公民权，而被严格排除在政治和军事的圈子之外。他们的儿子，不论有多大功绩和如何富有，也同样被认为绝不配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等到第三代或甚至第四代，这奴隶的出身才能完全抹掉。并不用打破等级的界限，一个遥远的希望甚至也呈现在那些几乎要被骄傲和偏见排除于人类之外的人们的面前。

    一度曾有人提出应规定一种特殊的奴隶服装，以表明他们的身份；但马上便有人不无道理地担心，那样做有可能会使他们清楚知道自身的强大而带来某种危险。不用去弄清，严格地说，许许多多，成千上万到底是多少，我们似乎也不妨宣称，被作为财产看待的奴隶所占比例，肯定要比只能算作一种开支的仆人数目要更大得多。明显地具有天才的青年都被送去学习技艺或科学，他们的价格依靠他们的技术或才能的高低来决定。不论是依靠脑力劳动还是依靠技术的任何一种职业，几乎全都可以在一位富有的元老的家中找到。为排场和声色的享乐服务的人员成倍增长，简直超过了现代奢侈生活所能想象的程度。商人和制造业主从经济方面考虑，都宁愿购买而不愿雇佣工人；在农村，被雇佣的奴隶被看成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劳动工具。为了进一步证实早已普遍流行的看法，也为了说明奴隶总人数究竟有多大个数目，我们不妨举几个极特殊的例子。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共生活着四百个奴隶。这四百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却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奥古斯都治下的一个已获得解放的自由人，尽管在内战时期，他的财产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死后却留下3600头牛，25万头（原文如此——译者）小牛犊，以及几乎和小牛犊算在一起的4116个奴隶。

    承认罗马法律的罗马公民、地方人口和奴隶究竟各有多少，这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现在已根本不可能作出精确估量了。我们获悉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担任人口统计官时期，他所统计的罗马公民共为6945000人，这个数字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和儿童，总数应在两千万左右。更低一级的子民共为多少现在无法肯定，各种说法不一。但是，在我们把各种有影响的因素仔细加以考虑之后，我们似乎可以估计，在克劳狄乌斯时期存在的地方人口大约为不分年令、性别的全部公民的二倍；奴隶数则至少和在罗马世界居住的自由人的总数相等。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马人所采取的温和的、包罗极广的政策也便很自然带来了内部的和平和团结。如果我们看一看亚洲的君主国，我们看到那些国家在中央是独裁统治，而对边陲地区却鞭长莫及；对税款的征集或司法权力的推行，都得靠驻军的力量；敌对的野蛮人在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世袭的地方霸权篡夺了各省的统治权，许多臣民，虽然不可能得到自由，却随时都想发动叛乱。但罗马世界人民的顺从却是一致、自愿和始终如一的。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几乎已不再感觉到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罗马帝王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所统治的广大国土，在泰晤士河河岸或尼罗河河岸推行这一政权，可说完全和在第伯河河岸一样通行无阻。建立军团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公众的敌人，而行政官员却很少需要军队的帮助。在这个普遍都有安全保障的国家，皇室成员和一般人民的闲暇时间和财富全都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