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出版至今已逾二百年。我国出版界传出它的一卷节编本中译本问世的信息，依然令人鼓舞。
爱德华·吉本出身于一个拥有大地产的资产阶级家族。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当时风气，农村殷实之家，大都把子弟送往城市习商。这个家族已有几代人到伦敦从事商业活动，并出现过一位周游西欧并远游美洲的旅行家。吉本的祖父爱德华曾任南海公司董事，由于一次船只失事而破产，但他东山再起，又复积资十万英镑。吉本的父亲亦名爱德华，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托利党人，拥有缙绅称号，一度担任伦敦城的区长，并曾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吉本的母亲朱迪思·波顿为伦敦商人之女。吉本于1737年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帕特尼镇，是父母的长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
吉本幼年身体孱弱多病，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管，幸赖姨母凯塞琳·波顿悉心看护，几次转危为安。他所受的初级教育很不完整，时常因病中断，10岁丧母后，又一度辍学，幸赖他生性好学，又得姨母辅导，读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人物传记，启发了对古典时期历史的兴趣。在入大学之前，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良好基础。
1752年吉本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当时只有15岁。他对世界历史怀有很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祕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所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能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认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己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
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
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本来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歺.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迤后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
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信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吉本返英以后，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认为这种阅读对于自己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诺思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
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于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本国却受到冷遇。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秘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曾经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现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
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
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1763年，他去到巴黎，在这里会晤了许多社会名流，其中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著名学者。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以后的两年都在意大利度过。他遍访意大利名城，到处探求古迹，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图利（即西塞罗——笔者）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还写道：“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词，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他最早想写的还不是整个罗马帝国。
吉本在1765年回国以后的五年里，一直都为家事、社交、国民军训练以及上述小册子的撰写等活动所占据。1770年父亲病死，自己从国民军退役，他才享受到时间支配的自由，开始筹划撰写书的首卷。他回忆道，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甚至连书的名称、帝国衰亡的范围、导言的界限、各章的划分、叙述的顺序等都有疑问。在第一卷序言中也说，他曾考虑只写两卷本的《罗马城衰亡史》，截止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写到东罗马帝国的覆灭。
要想为这样一部历时长久，地域广阔，内容繁杂的巨著进行结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作者为此煞费苦心。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将所包括的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自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在位罗马帝国臻于鼎盛时期为开始，叙述它逐步走向衰落，西半部终为蛮族所倾覆，直到6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以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为开始，包括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行省，直到查理大帝兴起，建立起第二个，亦即日耳曼人的西部帝国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包括时间最久，达六个半世纪，从西部帝国的重建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书中还涉及十字军的历史及其对希腊帝国的蹂躏。作者出于自身癖好，仍不免对中世纪罗马城市的状况重作一番探究。尽管有了这一框架，要想把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的忠实包容进来，也殊非易事。作者将罗马城作为全书的基本点，条条线索从这里引向四面八方。他将大量历史事件编排组合，不尽按编年顺序，而注重其内在联系，以勾划出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各个阶段。这种安排从他的反对者的口中也博得了“和谐一致”的赞美。
作者对于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他对古典著作旧有基础，但仍做更进一步的搜求，举凡直接、间接与所撰书有关的材料，年代记、法典、地理书籍以及钱币、铭刻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他曾以两年的时间（1771—1772）专事这一工作，然而功夫并不止此，在他首卷问世后，又有一些古典著作被发现，人们在迤后的几卷中，可以看到采用的痕迹。
这部巨著原来是按六卷分三次出版的（现行本往往为七卷或八卷）。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内容写到4世纪初。第二次于1781年同时出版了第二、三两卷，内容也只包括两个多世纪。第三次出版于1788年，同时发行三卷，内容包括迤后九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三卷所包括的时间并不均衡，第四卷所记亦仅百余年，详细程度与前三卷相当，而第五、六两卷所承担的则是自希拉克略死后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八百多年。这最后两卷头绪繁杂，枝节丛生，在欧洲涉及到法兰克人及其他蛮族、诺曼人、保加尔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以及十字军的历史；起自亚洲的则有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还有作者深感兴趣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些在两卷中都占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与前四卷相比，每个问题所占的篇幅无疑是较小的，叙述也较为简单。作者在第四十八章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希拉克略以后的拜占廷帝国，疆土日蹙，政局混乱，朝代的更迭只构成一部衰败与灾难的历史。如果按照前几卷的尺度来处理，只能写得枯燥无味，读来既无趣味，也乏教益。当然，这段历史的材料更加庞杂，而作者的年龄与健康也难以支持他实现更加宏伟的设想了。
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迤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
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