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而外，还有《名人传》的相当多的片断保存下来。《名人传》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罗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别讨论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卷十五世纪的赫斯菲尔德抄本已散失，现存的版本是根据这个手抄本的18个副本校定的。②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只缺了最后的一部分。语法学家部分以一篇引言开始，介绍罗马语法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语法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尔后便介绍该学科的代表人物。写修辞学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开端，介绍该学科的研究历史，但原计划介绍的15个代表人物只写了五人，文章便结束了。其次，流传下来较多的是《诗人》卷的片断。这些片断没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它们是被古代出版家作为介绍作家生平的注释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传下来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删甚至改动，文字与苏维托尼乌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异。其余各卷中《历史学家》现在仅有一个老普林尼传，《演说家》卷仅有一个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传记摘要流传下来。《名人传》的这种历史命运可能和它的文辞状况不及《帝王传》有关系。《名人传》所记大体上是十二帝王同时代的人物，因此朱维纳尔、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内。

    ②九世纪日耳曼的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里有一份手抄本，其中包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个手抄本在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死后湮没无闻了几个世纪。1425年巴卓·布拉乔里尼在德国发现了这个抄本，1458年左右，阿斯库兰的埃诺克（Enoch）把它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抄本未能保存下来，但留下了它的18个（或20个）副本，都是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

    至于其余的作品则只有少数片断因后人的引用或改写而流传至今。后者如四世纪时巴夫林·荷兰斯基把《诸王传》改写成了诗体，事实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

    （三）

    《帝王传》或译《十二恺撒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

    罗马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哲学的深刻思维方面远不及希腊人有天赋，但是在史学散文方面则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一世纪，传统史学之外，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一起，代表了罗马传记史学的新收获。

    《帝王传》问世后多少世纪以来，曾受到广泛的喜爱、传播。人们阅读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对古典作家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时，却得出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古董商。他同等地从事写作作家的传记和妓女的传记，罗马的官职和希腊的骂人话，西塞罗的理论和人体的缺陷……，而十二个帝王的传记只是苏维托尼乌斯这种总的写作倾向涉猎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而已。十九世纪学者中形成的这一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现代研究者们对《帝王传》的态度。罗尔夫说它既不是历史又不是传记①，莱奥等说它只是文法的范例②。至于内容，有人说作者是丑闻的贩卖者，有人说他只是奇闻逸事的搜集者，等等。这些评论，或从未保存下来的作品去判断保存下来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未必是很合理的。诚然，与同时代的两位大家相比，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苏维托尼乌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没有普鲁塔克的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但我们如能不拘一格地看问题，那么应该说，《帝王传》还不失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喜爱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必然受到自己的兴趣、能力、生活环境和时代风尚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

    ①洛布古典丛书，苏维托尼乌斯作品两卷集，上卷第xvii页。

    ②莱奥（Fr．Leo）：《希腊罗马传记》（Die griechisch－romischenBiogra－phie），莱比锡，1901.罗尔夫（J．C．Rolfe）：《苏维托尼乌斯和他的传记》（Suetonius and his Biographies）英国哲学学会会报LⅡ，第206页以下。

    《帝王传》的价值看来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内容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帮助人们更全面生动地了解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得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这个职务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当日的资料。他和小普林尼的亲密关系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记录、决议和不同的观点。《帝王传》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口碑传闻。但是，如果注意到传记愈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写得愈短这一事实，不妨断言他搜集资料还是以书面的为主，因为愈到后来书面的资料愈少，虽然亲身取得信息的机会愈多。

    历史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搜罗掌故的癖好，他记载往事似乎有闻必录，他不仅记载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记载自己怀疑的东西。“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①像这样的声明当然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这样的声明太少了。一般地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

    ①见本书第五卷《神圣的克劳狄传》，Ⅰ．4。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殊异。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ⅤⅢ讨论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可以看出苏维托尼乌斯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处理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态度是理智的、谨慎的。但是这种表现在书里同样是不多见的。总的说，他似乎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并不注意考察资料的来源和倾向性。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想对历史人物严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观主义报导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成了仅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堕落的昏君。在这一点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苏维托尼乌斯对待史料虽有上述缺点，但由于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据，因此仍是极为可贵的，尤其因为原始的依据——罗马帝国的档案——已不复存在而使它们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据。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他只写了短短的一节就过去了；瓦鲁斯的战败只是间接地提到。他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的确也有丑闻和淫秽。但是人们批评他喜欢和贩卖这些东西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盛行的人们对杰出人物个人生活兴趣的反映。

    苏维托尼乌斯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只在于搜集史料，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读后再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社会便会历历在目。谁又能说《帝王传》仅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编排和叙述中不曾有过一番用心斟酌呢？

    此外，《帝王传》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体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辞。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合，并不破坏总的风格。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如有隐晦难懂，一般也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罗马社会的知识不足。苏维托尼乌斯用词常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表现力的。罗列坏事和个人琐事虽然有点单调乏味，但总的说来，《帝王传》是非常有趣的。它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和非常多的奇闻，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

    《帝王传》对后世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诸如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奥勒留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和奥洛西乌斯（Orosius），或靠它的材料方便地作出结论；或模仿它的简明准确的语言。它对后来几个世纪里传记文体的广泛盛行影响尤其明显。马略·马克西穆斯（Marius Maximus，165—230）和所谓《奥古斯都史》的作者们都模仿它。前者的著作已不存在，后者著作中的传记一直流传到今天。苏维托尼乌斯的影响一直远及基督教作家和中世纪作家。前者如巴乌里努斯的作品《安布罗西乌斯传》在形式上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中世纪时艾因哈德写了一本《查理大帝传》也是模仿苏维托尼乌斯的。

    最后须说明的是，（1）本书由几位译者合作译成，参加翻译的除张竹明、王乃新、蒋平外，还有张强、傅永东、张继遥和龙莉；（2）本书脚注除标明英译者注外，均为中译者所加。

    张竹明

    199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