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领导权的人来说，将来会显得更加清楚。
在周总理和其他官员的会见期间，我携妻子在长城南北转了一圈，重踏旧径。也探视新的地方。我们会见了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业中工作(城镇公社和重新办起来的街道工场)，有的在与学校挂勾合作的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工作，有的在正搞教学改革和招生办法试验的大学工作。我们参观了现代外科手术同针刺结合起来的医院，那儿正在训练叫做赤脚医生的农村医务人员。我们参观了一个公社，那里搞全家打靶训练，家庭最小成员只有6岁。我们遇见了在稻田里劳动的教师、演员和高级官员，他们都说喜欢这种劳动。我们还观看了电工在22万伏高压线上表演高空带电作业，在一起观看的人中包括中国最大一座钢铁厂的厂长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发现周总理的兴趣在于我们对文化革命的印象，并很想知道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个回中国来收集材料向西方发表的美国作家，也许这件事本身就使这些谈话具有重要意义。近20年来，美国的武装力量护卫着台湾以及在那里的被打败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依然是重新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中美人民之间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碍。
总理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以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为特点，自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显著的增进。人民共和国内的人们不是感到意外而是相信，持续的外交突破，包括联合国内对待中国席位的票数变化，将越来越使台湾政权陷于孤立，越来越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感到孤立。总理注意到，现在“反叛”已变得很普遍，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欧，只剩少数几个国家仍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已结束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或搞“一中一台”的幻想。
“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周总理回答说：“蒋帮完全被赶出联合国吗?如果是这样，当然、我们将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组织上)将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遭到国际联盟的同样命运。从第二十五届联大可以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更为经常地越过联合国去玩弄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争夺公海和空间。”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中国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周继续说，在北面和西面，大约有100万陆海空军以及火箭部队；在东面，美国和正在重新武装的日本结成联盟，它们想通过台湾更加深入地渗入东南亚。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上，所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被认为是中美分歧的关键；中美分歧已导致了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国在那里现已张开了保护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抗美。总理回忆了1960和1964年他曾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所须具备的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要求是：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权解放台湾。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周总理说。“门是敞开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他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愿意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
周恩来接着就一年多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目前的症结所在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曾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即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据周总理说，“有争议地区”就是根据9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些地区，他们说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说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这实在是应该不难解决的。”
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而这一地区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象两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60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回答说，“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建议。”
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他说，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他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他们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的活：“各个国家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说，**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深为关注。然而，**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军从亚洲和台湾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队“都从它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各国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6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中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依靠的遏制力量，同时与中小国家合作，寻求结束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独霸、操纵。但是，依靠自己的力运，中国的奋战从来没有进行得像现在这样好，它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