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中的各个人分开来看，自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们很知道这个。但是我们以为倘使要把人民居住的问题拿给什么局，什么委员会去解决（其实就是依赖着任何形式的官吏主义的恩典），其结果便使这种利己的本能复活，而且还要培养它，使之发展。于是一切的恶念都起来了，而且谁是局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也成了问题了。稍微有一点不平等的事便会引起争论和攻讦的。假若某一个人得到了一点极小的利益，这件事便会成为怒骂叫号的根源，——而且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假使依各街、各区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依着自己的计划来把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子里的居民移到没有人居住的中产阶级的房屋里去，那么，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们很少求助于民众的良善的本能，——这是救助革命时代的沉没船只的最后的一个办法——然而这样的求助，决不是无效的；劳动者每次都以义勇和献身的精神来回答这样的求助声。将来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虽然万事都说过，做过了，但是仍还会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情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久已沉沦在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虽然遇着绝大的危机，也不能够自拔出来。这时不是将来有没有不公道的问题，却是怎样可以减少不公道的问题了。
一切的历史，一切的人类经验，以及一切的社会心理学都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于信任那些与这件事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决定。只有这些人才会注意到那种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忽略了的无数的细小事情，而且会来设法处理它们。
Ⅲ
并且一切住房的重新分配也没有立刻就要得着绝对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实行了充公的社会中，不久便可以把它矫正的。
石匠、木匠及其他与房屋的建造有关系的人得着每天的面包不会欠缺的保证以后，他们除了每天做几小时他们原来的职业的工作以外，也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们要把那些耗费了无数奴仆的时间建筑起来只供给几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楼改造过，在两三个月中间便要造出来比现在的更合于卫生更轻便的房屋了。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会向着那些还没有得到安适的住居的人说：“同志们，请忍耐一下罢！在我们的被解放了的都市里，不久会有比任何资本家为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更壮观更美丽的宫殿出现的，这些房屋是属于那些需要最迫切的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并不是为着想增加岁入才来建造房屋的。这些为着市民而建立的纪念物，这些共同精神的产物是要给全人类做模范的；这些都是你们的东西”。
假若革命的民众把房屋充公了，并且宣布对房屋不收租金——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着适当的居住的权利，——那么，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便有了**的性质，方针一定，便向着那方面进行，不容易再动摇。这对于个人私有财产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实社会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里面。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性质也要靠着充公的成就的情形而定。或者我们一直向着无政府**的道途上进行，不然便仍旧陷在**的个人主义的泥土里。
由此，我们可以料到我们一定会遇着许多的反对论——一部分是理论的，一部分是实际的。因为这是维持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反对我们的人自然也要“借着正义的名义”来反对。他们说：“这不是异常可耻的事吗？乡下的农夫住的只是快要倒塌了的茅屋，而巴黎人民独把这些美丽的房屋都占据了去”。然而我们不要弄错。这些热心正义的人，因为健忘的缘故，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在暗中防护着这种“异常可耻的事”。他们忘记了即便在巴黎也有无数的劳动者窒息于污秽狭小的房中，然而从窗子里却可以看见富豪的高楼大厦。他们忘记了世世代代的人民都闷死在连空气日光也享受不到的贫民窟里面。革命的第一个工作便是矫正这种不公平的事实。
我们不要被这种愚劣的抗议迷惑住而停止前进。我们知道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都市与乡村间虽不能平等，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经过一些时日就会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为如果农夫不再作地主、富农、商人、放债的人和国家的牛马，那时，村落便会立刻着手来改良来居住的。难道为着要避免偶然的暂时的不平等，我们便不应该去把从前错误矫正么？
那些所谓实际的反对论也是不厉害的。它们说，有一个贫穷的人尽力劳动，受了无数的困苦，买到一所房屋，恰恰够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们现在把他这样辛苦地得来的幸福剥夺了，反将他驱逐到街上去！这是合理的吗？其实我们决不会这样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只够他一家居住，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叫他搬出去。就让他培殖他的小小的庭园，我们的人是不会来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着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帮助他。然而假使他有多余的空屋租给别人，那么，人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说：“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后不应该再付一切给从前的房主了。你就在这里住下去罢，可是不要再付什么租钱。从前那样的收租人和收捐人都没有了；社会主义把那一切都废止了。”
我们再想想看，房主一个人占据一二十间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贫穷妇女同她的四五个小孩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设法使那些空屋变做那贫穷妇女和她的四五个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这与一方面使那贫穷的妇女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里受苦，一方面却让大人先生坐在高楼大厦里作乐的事比较起来却是公平多了。而且或者那位大人先生会自动地来做这件事情；他的夫人因为没有了从前驱使的奴婢，觉得这样大的房子难得收拾，也会愿意让出一半来的。
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会说：“你们要把什么东西都推翻了。什么驱逐呀，迁移呀，都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其实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门外去用拈阄的方法来重新分配，这岂不更好？”他们的批评是如此。然而我们却坚决地相信假使没有政府的干涉，而一切的变更的事都委托给那些特别组织起来担任这种工作的自由团体去做，那么，驱逐和迁移的事一定会比较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贪欲而起的这类事情少得多。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秽狭小的屋子里的居民居住的。至于广大的宫殿和美丽的房屋，许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住的。假若没有许多的奴婢，一个人也难得“保持”着这样大的房屋。即便是现在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不久也会觉得有另找较简朴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丽的贵妇人自己到厨房里去烹调，她们便会觉得这样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适宜的了。人民会渐渐安定下来。人民不必用枪刺来把豪奢的银行家逐到搁楼里去，也不必用武装来护卫贫穷的工人搬进银行家的大厦里，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就会和平地把适当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现在的农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并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这样聪明而良善的方法，谁能不佩服呢？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与常常到法庭去起诉讼的在私有财产权名义之下的田地比起来，前者改换主人的时候较后者更少。难道我们会相信欧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组织力还不及俄国与印度的农民吗？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革命，多少总含着一点扰乱日常生活的意义；那些希望从日社会跑到新社会时，甚至于连资产阶级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会震动的人，不久会觉悟他们的这种见解是谬误的了。诚然，改换政府的时候，可以不必去搅扰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绅士，然而社会对于维持养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恶，决不是由任何政党的把戏所能救济的。
纷扰是免不掉的；不过我们应该使它不致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损失，而且我们应该设法使它减少。而且——我们不惮烦地重复说着——我们要减少每个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团体商量，决不能委诸官厅和委员会；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功。
人民用投票法选举出轻浮的候补者，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个候补者要求获得代表人民的荣誉，而且装出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够做的样子。然而当人民自己去做他们所知道而且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时，总要比让什么官吏什么代表去做时所得到的结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适合的例子吗？伦敦船坞的大罢工不也是这样的么？而且我们不是在每个村落公社中都见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