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二章(1/2)

    万人的安乐

    Ⅰ

    万人的安乐并不是梦想。我们的祖先为着增加我们的生产力的世世代代的劳动,便证明出来这是可能的,实实在在做得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实际从事生产的人数虽仅有文明国家的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却是很多的,能够使家家户户都得着相当的安适。我们更知道假使现在那些以耗费他人劳动的结果为生的人,一旦把他们的闲荡时间用来制造有用的物品,那么,我们财富的增加,当然是以生产者的人数为比例的,或者还有更多的增加。人类的生产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过他的生殖力,这恰和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教主马尔萨斯①的学说相反。一个地方的人口愈稠密,他们的创造财富力的生长便愈速。

    ①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人类的生殖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过他的生产力,即是:人口按照等比级数(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则按照等差级数(算数级数)增加。为了调济这种人口过剩的现象,便产生“预防的障碍”(如节欲,避妊,堕胎等)与“实质的障碍”(如战争,饥馑,杀婴等等)两种制止方法。克鲁泡特金在本书和其后的《田园工厂手工场》中反复申述,证实了马尔萨斯学说的错误。——译者

    因此英国的人口从1844年到1890年之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而其生产力的增加,就以最小的数目来计算,也是二倍于人口的增加率,即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国的人口增加最迟缓,然而其生产力的增加也是很快的。虽然农业常常遇到恐慌,虽然国家常来干涉,还有什么所谓“血税”(即征兵)以及投机商业和财政等等的限制,然而过去八十年间法国小麦生产量的增加却有四倍之多,工业的生产更增加到十倍以上。至于美国,则这种进步更是显著。美国的财富并不因欧洲过剩的工人的移往而减少;反而因为这个缘故增加了十倍。

    但是这些数字还不足以指出在将来更完善的社会情形之下,我们的财富应该增加到怎样地步;现在的推算恐怕还不到将来的财富的百分之一。因为现在我们的生产力虽是增加很快,然而一方面游民和中间人的数目的增加,也是很惊人的。一般社会主义者预料资本会渐渐地自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只要把几个大富翁的财产充公便行了。然而这种预料不惟不能实现,并且发生了相反的事实,就是那些依靠他人劳力而生活的寄生者还是不断地增加。

    在法国每三十个居民中,实际的生产者还不到十个人。统计全国的农产,不过是不满七百万人的劳力的结果。在矿业和纺织两大工业中,工人的数目还不到二百五十万;然而掠夺劳力而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在英帝国从事于纺织业的工人,合女工童工在内仅有一百万人;从事矿业的不到九十万,耕田的不到二百万。据最近工业调查的结果,在全部工业中被雇用的男女工及童工仅有四百余万。①那些统计学家要在四千五百万居民中算出八百万生产者的最高额,便不得不夸大其说了。严格地说,从英帝国输出于全球的货物,也不过是六七百万工人制造的。至于那些股东和中间人,他们直接间接敛取劳动者的精华,又插身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坐收厚利,这种人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呢?

    ①在五十三种不同的工业的各部分(连军用品制造业在内)中雇用劳动者的总数为四百零一万三千七百十一人;在铁道的敷设与保线事业中有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人。他们的生产总数价值达到1,041,037,000镑,而他们的净产数是406,799,000镑。——著者(英文本)

    不但这样,并且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还不断地限制生产,以减少货物的产额。我们且不必说那些专门供富人吃的牡蛎,宁可一车一车的抛在海里,只为了免得它变成平民的食品。我们更不必说起象牡蛎那样地处置了的千百种奢侈品——织物、食品等等。我们只要记着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限制人类最必需的物品的生产便够了。无数的矿工准备着,并且也很愿意来天天挖煤,送给那些冷得打颤的人;然而通常他们里面的三分之一,甚或三分之二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做工到三天以上,因为老板要维持煤炭的价格,不愿因煤的出产加多而使其价格减低。成千成万的织工也同样地被禁止使用纺织机,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只穿着破布,虽然全欧洲四分之三的人都穿着不象样子的衣服。

    时常有几百个熔矿炉,几千所工厂休息着不开工,又有许多只做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都有二百万以上的失业工人;他们到处寻找工作,却始终得不到一个!

    倘使叫几百万人来开垦荒地,或把瘠地化为收成很好的沃土,他们将会是何等地欢喜!一年间的方法得宜的劳动,可以使英国数百万英亩荒废着的象现在所谓绝对不毛之地,生产出五倍多的东西来;更可以使现在一英亩只产出八英斗的小麦的法国南部的干地,增加五倍多的出产。然而这些勤勉的愿意去开垦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过着闲荡生活。这实在是因为那些土地,矿山和工厂的主人喜欢把他们从公共社会掠夺来的资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债里,投到巴达哥尼亚的金矿中,使埃及的农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国的苦力作他们的工钱奴隶。

    这不过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产。此外还有间接地,无意地限制生产的方法,这便是把人类的劳力耗费在制造绝对无用的,或仅能满足富人的虚荣心的物品上面。

    财富遭受着间接的限制到怎样的程度呢?应该用于生产上的精力,并且特别用于生产所必需的机械的设备上的精力,又被耗费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简直不能用数目字算出来。我们但看欧洲每年耗费在军备上的那笔大款,其目的不过是为着攫取各国市场的支配权,使自己的货物畅销于邻近的地方,俾国内的掠夺更见容易。又每年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供养各种官吏,他们的职务却仅仅是来维持少数人的“权利”(即是几个富豪的权利),少数人操纵国民经济活动的权利,并且还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维持裁判官、监狱、警察,以及一切所谓“正义”的装饰品,这完全是耗费于无用之地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市中的贫乏稍微减轻一点,犯罪的事也会因之而减少的。最后我们还要说每年耗费在宣传毒言邪说的印刷物上,以及为党派,为政治家和投机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的造谣的报纸上面的金钱,也有数百万之多。

    然而还有前面未举出来的劳力的浪费。譬如保持富豪家中的马厩、狗窝、奴仆等等的事;助长交际社会的新奇流行和迎合庸俗的大众的低级趣味的事;又如强迫那些消费者购买他们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夸大的广告来把劣货卖与他们的事;此外还有制造者为着贪图厚利的缘故,去生产绝对有害的物品的事:这样的浪费是很可惊的。假使把这种浪费完全用来生产有益的物品,那么,我们的财富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假使把这种浪费用来置备机械,放在工厂与制造所里面,那么现在三分之二的国民所缺乏的物品又会充满在商店中了。在现今的制度之下,各国的生产者中,差不多整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中间有三四个月是得不到工作的,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力(其实甚至可说是二分之一)的结果完全造就了富人的娱乐和公众的掠夺而已。

    因此倘使我们考察一下现在的情形,看见一方面各文明国内生产的增加异常迅速,一方面又看见现在情形下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生产,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倘使把经济制度改良一下,使它更为合理一点,那么,不到几年的工夫,必要的生产品便会积蓄了很多。到了那时,人人都要说:“够了!够了!我们的煤炭、面包、衣服等等都很够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考究怎样才能够好好地利用我们的闲暇,发展我们的能力!”

    从此,我们可以相信万人的安乐不是梦想了。诚然,在上古时代,人用尽他一身的力量耕种一亩土地,只得着几斗小麦,并且还要用手来制造农业上,工业上的器具时,这算是梦想的。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人们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用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便能运转复杂的机械象驾驭柔顺的马一般,在这时候,万人的安乐不再是梦想了。

    但是要实现万人的安乐,就不应该将这莫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认为一种可以由少数垄断者自由支配的私产。

    这些由我们的祖先在困苦艰难中所获得,所建筑,所创造,所发明的丰富的生产工具,应该成为一种公共财产,俾万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众人的共同利益中产生。

    应该要有充公的创举。应该知道万人的安乐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Ⅱ

    “充公”,这就是历史放在我们二十世纪①的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一切能够用来创造众人幸福的东西皆归众人所有,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这个问题却不能靠立法解决。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穷人和富翁一样,知道非但现在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是将来任何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政府也不能够解决它。人们已经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了,无论贫人或富人,大家都公然相信这个革命已经逼近了,它是时时刻刻可以爆发的。

    ①法文原本出版于1892年,故作“十九世纪末叶”。——译者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人类思想有了一种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精神被少数人(换言之,即有产阶级)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所以它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而爆发为一个革命。

    革命从何发生呢?革命怎样爆发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够观察而又能深思的人决不会看错它的兆候;劳动者与雇主,革命者与保守党,思想家与实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用心研究过革命的戏剧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实际的革命工作,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只见到这些大运动的舞台的效果,如起初几天的战斗、障碍物等等。但是这种战斗,这种开始,不久就完结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旧政府倒坍以后,才能说是开始。

    旧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而又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会被暴动的烈焰疾卷而去。1848年有产阶级的帝政只在几天内就消灭了;并且在国王路易·菲力普坐着马车逃出法国以后,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废王①。同样梯也尔政府在1871年3月18日那天几小时内就不见了②,让巴黎去决定它自己的命运。然而1848年与1871年仍只是暴动而已。在民众革命之前,旧的统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班旧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国去,在安全的地方躲着,图谋再举,设法卷土重来。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