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世纪的诗人舒岳祥（１２１７—１３０１）注意到浙江的农村妇女多么辛苦地劳动，采茶、车水、从井下汲水、把食物送到田边地头、舂打稻谷、做衣服、种庄稼、卖鱼卖菜。他写了为数１０首的一组诗歌纪念她们的劳动，前３首如下：
前垄摘茶妇，倾筐带露收。
艰辛知有课，歌笑似无愁。
照水眉谁画，簪花面不羞。
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头？
田头车水妇，挽水要流通。
乌帽掀炎日。青裙鼓晚风。
翻翻循故步，踏踏似虚空。
听取劳歌意，生身莫嫁农。
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
守船留稚子，换酒醉良人。
不著凌波袜，长垂溅水裙。
浑家同泛客，笑刹别离津。①132
诗人和画家似乎很乐于描绘劳动时的妇女；注视着沉浸于劳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的女人，这时候的想像略带一点色情意味。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感谢他们留下了证据。毕竟在必须通过劳作满足自己衣食之需的大多数家庭里，女人得像男人那样辛苦、长时间地干活。在中部和南部更暖和的地方，女人被描绘为在户外干农活的形象。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的日记记载，他注意到崇德县一带的女人，脚下一边踩着水车，手上还在捻麻线。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的一首诗记述老太太、年轻姑娘、孩子在背上睡觉的妈妈们，采桑叶的季节刚刚过去又立刻去采茶。陈藻（１３世纪）写了题为“田家妇”的一首诗，开女人的玩笑，“一田夫妇两身泥”。②
然而无论妇女干了多少农活，在中国学者看来她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别处。女人的工作是耗时、费工、大多数工序需要在室内完成的纺线织布。象征意义上陪伴女人的东西是布，因为自古以来对劳动性别分工简单扼要的说法就是“男耕女织”。③纺织业被视为基本的、可以与耕种相比的生产活动。就如人需要吃饭一样，他们还需要穿衣御寒。男男女女各自做好分内之事，一家人就可以丰衣足食。这个模式长期以来已成为朝廷赋税制度的依据。几个世纪以来，农户必须在秋季用谷物缴纳应缴赋税的大头，其余不小的一部分是在夏天缴纳本色布帛。朝廷就这样在鼓励每家每户织布的背后施加征税体系的威力。
宋代作者继承了长期的传统，习惯于把男人在田间种庄稼与女人在家里制造布匹相提并论。在回忆皇帝登基的文章里，司马光描述了男人不畏严寒从夏到冬的耕地、播种和收割，女人养蚕、绩麻、把线装在织布机上，丝丝缕缕地织成经纬交叉的布匹。他观察到，农户为了完税纳捐，偿还债务，得在夏秋两季加紧劳作，因而，还没等到谷物从田间运到家里，或是布匹从梭子上卸下，艰辛劳动的果实就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了。④监管百姓投入生产、133积极务农的地方官，常常提到女人的贡献。１１７９年朱熹催促南康百姓努力干农活，特意号召他们植桑种麻，这样女人就可以养蚕，纺线，织麻布和丝绸。⑤在一项法律判决中，胡颖（１２３２年中举）描述了典卖田地的农民如何在土地上苦苦劳作，积攒每一个钱以赎回田地：“日夜夫耕妇蚕桑，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铢积寸累。”⑥
并不是所有的农家妇女都必须织布。气候和土质的不同使有的地方不出产布匹，而适合出产别的东西例如茶叶，专业化的茶户总可以买回他们需要的布。最穷的农户可能没有能力置备织布需要的土地和设备。种桑树的家庭要有采摘和贮藏桑叶用的梯子和篮子；养蚕和缫丝需要孵化蚕蛾的蚕室，扁平的畚箕，放置蚕箔的架子，缠线的大框子，纺锤和梭子，线轴，纺纱用的大轮纺车。如果自己织布，还要有织布机，一般是竹制的机杼和竹筘。只种麻或种苎麻、棉花的农户即便不需要生产丝绸用的那么多东西，仍需要置办一部分纺线和织布的设备。⑦每生产５匹麻布或苎麻布（每匹大约０.６米宽，１２米长），通常需用１—３亩耕地种植纤维植物。如果以生产同等数量的丝绸为目标，他们就得拿出大约几亩以上的土地，栽上一千株桑树。五口之家每年织５匹布，足够给每人做两套衣服，其余的用来纳捐。⑧
宋代农家妇女生活状况的记录非常少。但是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干各种活。本章将具体考察她们的纺织工作需要什么。出于两个原因我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工作本身。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无知。生活在２０世纪末，我们知道一点做饭、洗衣、照管小孩意味着什么，甚至也知道什么是监管仆人或采茶；但是我们很少知道捻线、纺纱或织布，以及制作布匹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原因，由于最终的成品很容易卖掉，换成钱，妇女的纺织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如妇女参与商品经济，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身份、纺织方面的劳绩如何影响对妇女社会价值的更广义的评估，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唐代后期到宋代，经济的商业化进程速度非常快。市场容量扩大，商品空前地多——包括大多由妇女生产出来的布帛——都卷入了市场。商业化对布匹生产组织产生了冲击，更多家庭成为特134定形式的或特定工序的专业户。这些发展怎样影响了妇女？⑨女人的劳动可以换来很多钱以后，她们在决定家庭财产如何使用时得到更多的权力了吗？赚钱机会的增多使女人更自主吗？
捻 线 和 纺 线
并不是只有女人介入制作布匹的工作。男人种植纤维植物、帮女人养蚕、管理原材料及半成品和成品的买卖、加工，在更专业化的织布工序里还有更多的作为。然而，女人和姑娘们长时间地干着单调乏味、费时费工的那些工种。作为同时种庄稼的农户的副业，织布所需要的线都是女人纺出来的。技术简单得足以使业主或承包人不必购置大的设备，不必雇工人。的确，纺线这件事由女人在自己家里用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干好，何时开始，何时停工，都可以服从家里别的事的需要。
自古以来，人们日常穿的衣服都是麻布做的，粗糙的麻衣还被用来当作丧服。麻是一年生植物，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可种植。麻籽可以榨油，茎皮（韧皮）会长成长长的纤维，雄性麻株的纤维比雌性的更好，因此雄株的韧皮常用来纺线织布，雌株则做麻绳、麻袋及同类产品。几乎与麻同样重要的植物是苎麻，苎麻主要生长于南方，四川和河南也有。苎麻只能用于纺织，而且不能在寒冷的北方生长。另外，它是多年生植物，一年可收获３次。苎麻纤维比麻纤维更柔软，更有光泽，特别适合做夏衣，即便在潮湿的气候里也易于晾干。一旦出售，苎麻布的价钱是麻布的好几倍。⑩
麻杆的加工须经过很多步骤。男人割下麻杆，把它们放在水里沤一天。然后，男人或女人，通常是男人，把麻皮也就是麻纤维从麻杆上剥下来；沤麻要沤一夜，白天再洗麻、晒麻。下一步，或男或女把晒干的麻杆打软使麻皮和茎杆分开，然后把麻纤维从杆上剥下来，梳理成一把一把的。再用手把麻捋成光滑的一团，除去残留在线上的杂质，然后再次放到水里面沤，随后分成一根一根的线。下一道工序是纺线，格外费时耗工而且总由女人干： 把一根根麻线的首尾接在一起用手捻，捻成长长的线图16纺麻线的女人们，刘松年（约1150—1225以后）作。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名画选萃》，台北，1970。
（图16十分理想地表现了3位安详从容地纺线的女子）。麻线纺出来后，还要把两根线扭在一起，或拼成双线使它们结实得足够用来织麻布。苎麻的制作过程没有这么多的工序，135但是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完工。麻杆割下以后必须在田边地头上就把含纤维的麻纤维从茎杆上剥下来。然后沤麻，刮去外皮上的杂质，再挂起来晒干。最后由女人们把纤维一根根分开，连成长线，纺，织，仍然得在一定期限内完工。
由于捻线的工作没有任何程度的机械化，在大量种植麻和苎麻的地区，捻麻线的活计耗费了妇女很多时间。范成大记载，苏州附近一个以产布而知名的市镇，在路上可以看见村里的女子一边走路一边捻麻线。比较而言，纺线的人如果有一个好一点的纺锤，工作效率要高一些。宋代的很多家庭使用简单的手持纺锤。136王祯的《农书》（１３１３）描写了一种简易纺锤，左手牵着线绕到右手拿着的纺锤上。村民发现，有了这种纺锤，可随时随地把空闲时间利用起来。手持纺锤的问题不仅在于纺出来的线粗细不匀，还在于速度太慢。有人计算过，供一部踏板织布机工作一天所用掉的麻线，需要用手持纺锤纺３０—４０天。有能力多投一点资的家庭因而可以为女人购置一部纺车，如图１７所示。这时，一位妇女拿着线团，另一位摇纺轮。效率更高的是脚踏纺车，同时有三四个纺锭在转，效率提高好几倍。为了减轻妻子和女儿的劳动，并赶上期限，中国北方一些地方有了一种明显的可能，即把捻好的线装到水力驱动的大纺车上纺。王祯临摹了一副“大纺车”图，并建议别的地方也用这种纺车。
麻和苎麻并不是可以用来织布的惟一的植物纤维。有些豆科匍匐植物和蕉类植物的纤维也可通过特有的办法用来织布。沿中国边界地区的小族群用棉花织布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棉花最初产于印度，从中亚、缅甸——云南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但是在宋代，棉花生产戏剧性地兴盛起来。１１世纪，棉花已经种植于广东和广西，到１２世纪末已达海
137南岛和福建。由于大幅度地向北延伸，棉株的特性已经发生了变化。生长期逐渐变短，已培植出一种一年生的、分枝少或不分枝的变种。如果不是更早，这个变化发生于１３世纪。农民更容易控制一年生植物的产量，从而使植棉业的经济潜力大大增长。
棉花不是麻和苎麻那样的韧皮纤维植物，而是种子纤维植物。在被纺成线以前，必须先用大叉子把棉朵打松，在阳光下晒干，把棉籽从纤维里轧出来，用丝线弓子把棉朵弹得起毛、蓬松，然后再把棉团拉直，分成长短均匀、重量相同的棉条。棉花有好几种吸引人的特点： 它是极好的做冬装和被子的保暖填充物，像丝绵那么好但比丝绵便宜。织成布以后，棉布比麻布或苎麻布既轻又暖。而且，棉布柔软、舒适。１３１３年，王祯说明了种棉花的好处：“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它没有很快在中国推广的原因似乎是适合中原地区的品种出现得比较慢，脱籽比较难。138
内闱第七章女红到宋代末年，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已经变为非常重要的行业。谢枋得（１２２６—１２８９）在一首诗里感谢有人送他棉衣做礼物，说福建是一块福地，因为棉花在那儿生长得好，八口之家的农户种一千株棉花就可不再害怕贫穷。宋朝末年，朝廷在江南一带征收棉花充当布税。
棉花脱籽技术的改进刺激了棉花种植的推广。王祯记载，在他的时代，用弓子各从对面轧的旧式的、令人不满的老方法被用滚轴制成的脱籽机取代。一个女人，黄道婆，把当时最先进的棉花加工技术带到江南地区，这个传说流行已久。按照陶宗仪（创作活跃期１３００—１３６８）的记录，土壤贫瘠的松江（江苏）某村，到１３世纪末棉花已成为主要作物，种棉者用手轧棉籽。黄道婆从海南岛来到那里，带来更好的纺纱、织布设备，同时还引进了轧棉籽技术；她就这样改进了地方经济，陶宗仪写道，人们修建了黄道婆祠纪念她。换句话说，在社会性别十分明确的纺织业领域，女人的创举使她成为女英杰。
纺棉花比纺麻或苎麻更容易，不必在纺线以前把棉线接成长线，现在只要抽出等量的短的棉纤维，絮成粗细均匀的棉条，就可捻成粗细均匀的细棉线。王祯画图显示了女人用的纺车，与纺麻和苎麻的纺车差不多。
养 蚕 和 缫 丝
当女人们纺麻线、苎麻线、棉线时，她们实际在做着本质上属于功利主义性质的日常工作。更浪漫、奇迹般的工作是养蚕。奇妙的小小的蠕虫每天吃掉大量桑叶，而且，如果喂养得当的话，它们会吐出精致而又非常结实的长达成百上千米的丝线，蚕丝可以做成最柔软、最轻、最光滑的丝制品。
自古以来中国就出产生丝，而且技术不断改进。有些学者认为宋代的造丝技术已经达到中国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丝可以纺成不同粗细的丝线；可以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织布工人可以把它们织成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丝织品，轻薄的绫罗，光鲜的绸缎，厚重的斜纹布和彩色的、工艺复杂的锦缎，更不必说本色的平纹绸布。
139制丝业需要大笔投资，包括种桑树，购买养蚕、缫丝、纺线、织绸用的各种设备。宋元时期的农书用很多篇幅描述丝的生产，特别是陈旉的《农书》（１１４９），无名氏的《农桑辑要》（１２７３）和王祯的《农书》（１３１３）。让桑树长出正好需要的桑叶，是一门科学。但是大部分工作由男人做。到了采桑叶的时候，无可置疑，总要女人来帮忙。诗人戴复古（１１６９—１２４６以后）以女子的口吻，描写了那种景象：
妾本秦氏女，今春嫁王郎。
夫家重蚕事，出采陌上桑。
低枝采易残，高枝手难扳。
踏踏竹梯登树梢，心思蚕多苦叶少。
举头桑枝挂鬓唇；转身桑枝勾破裙。辛苦事蚕桑。
王祯在《农书》里画了一个男人站在梯子上采桑叶，但是画面上还有一个女人站在高凳子上摘桑叶。
在北方，一年只能养一次蚕，最忙的季节是春天。南方春天就更忙，更需要人手。蚕卵可以安全越冬。桑叶吐芽时，粘在纸上的蚕卵被放到暖和的地方，直到浅黄色的蚕卵变成绿色，幼蚕孵出来。刚孵化的小蚕必须马上转移到扁平的浅箔里分散开，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长大。浅箔必须放在专门的蚕室里，这样才有利于让蚕得到细心的照料，并且可以升火炉保持室温。第二个月的小蚕必须小心对待，一天要喂五六次切碎的桑叶，并谨防蚕受冻。这段时间蚕会“睡”（实际是“蜕 ”）３次，重量变成原来的１０００倍，每只蚕大约重４克。
蚕作茧时必须喂养好，特别在最后迅速生长的几天里。每天喂食次数增加到１０次，其中几次是在夜里。陈旉提醒，桑叶放到扁平浅箔里以前一定要晒干，否则湿叶子在暖和的蚕室里会形成“蒸”蚕的效果。如果一切顺利，蚕在几天之内结成茧。蚕茧一旦破开，140必须立刻行动，否则蚕蛹一旦彻底变成蚕蛾，蚕茧就毁了。如果家庭养的蚕不多，可以在蚕蛹还活着的时候把蚕丝缫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同时对付那么多迅速破茧的蚕蛹，或者还得等着去借或租缫丝的设备，就得把蚕蛹杀死在茧里。一般用“蒸”的办法杀死它们，或者把它们卷裹起来压在一起，让它们窒息而死。
缫丝意味着在蚕茧上挑起丝的一端，同时要把几根丝扭在一起形成一根牢固得足可纺、织的丝线。蚕茧必须放在一盆水里，得让茧在水里能活动开。缫丝的工具可以非常简单，但是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蚕书》里的一幅画画了一套很复杂的、可以让一个人同时挑起两根丝的缫丝设备。这类缫丝工具时不时出现在绘画里。如图１８。缫好的丝在织以前，仍有必要用纺轮把几股丝扭在一起，并把一些线纺成经线。
图18缫丝的女子，梁楷（约１２００前后）作于１３世纪，一段细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７７.５，第三部分）。
蚕是出了名的多变动物。有的年头所有的蚕子都孵化成小蚕，结出的好茧多得不得了；有的年头又让人失望。妇女们在体力和感情两方面投入精力，试图让蚕宝宝保持着好脾气。她们还希望蚕神站在她们一边。秦观在《蚕书》里把祈求蚕神视为养蚕过程里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王祯与他以后作者的著作里都有女蚕神的画像。洪迈讲了一个养蚕缫丝之家的故事： 这家人一年一般养１００箔桑蚕，这使他们成为颇具规模的生产者。３年里他家的蚕每年结３次多得出奇的茧。但是后来的一年，无论春天和秋天，一箔一箔的蚕一个茧也没结，以后两年仍然如此。他们把运气的改变归结为第一年养过的那只超常大的蚕。妻子觉得这是一个吉兆，特意仔细地照看着那只蚕所在的浅箔并把它供在佛像前边。当这只箔里的蚕长得看起来达到极至时，这家人把它葬在桑树下。说起来也怪，大概是在暗示，那箔神妙的蚕回报了她们的虔诚，赐给他家３年好收成，但是后来似乎又不灵了。
人们有时不由自主地违背了桑和蚕的恰当比例，这时采取的措施多半最好地证明了他们对蚕的焦虑。洪迈记录了一个颇有启示的故事：
南 昌 胡 氏 蚕
淳熙十四年，预章蚕顿盛，桑叶价值过常时数十倍。民以多为忧，至举家哭于蚕室，命僧诵141经而送诸江。富家或用大板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