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姐妹玛丽·安德森、芭芭拉·博伊尔斯序言Ⅸ

    “宋代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伊沛霞写道，“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妇女被视为在变化的范围以外或与历史发展无关的时代距今并不遥远。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很难在重大事件的公开舞台上看到妇女生活的展现，同时，受先入为主、永久不变的妻子、母亲、女儿角色内涵的影响，女人的生活被认为在追求物种的延续上有重要意义，但在历史发展中并不重要。《内闱》批驳了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把1000年前宋代社会法律和文化生活复杂的结构定位为充满挣扎、竞争和努力的领域，妇女参与了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宋代妇女的生活往往与法律约束不合，在伊沛霞笔下重新表现为追求着当代历史所谓“终极”目标中的自由和参与。在伊沛霞看来，妇女在宋朝历史大戏剧里扮演了特定的甚至于长期的角色，但是，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

    宋朝妇女特定的角色是妻子，为此她们以长辈的行为为参考，学习有用的持家技能，还有个人方面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性方面的——使她们显得有魅力的修养。展示魅力的花样越来越多，包括令人剧痛的缠足，它被有身份的女人从女艺人和妓女那儿借来，用来和她们争夺丈夫的宠爱。一旦结婚，女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丈夫的家庭服务，对于妻子而言，出嫁并不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加入一个父系的家族体系并移居到他家的居住区。祭祀丈夫家族已逝的祖先和照顾丈夫的妾的子女，就如同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都是妻子的职责。法律、宗教、伦理，或高或低层次的文化都在塑造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形象，并让这个形象高度固定化。历史上伟大男人的故事经常讲述他们与对手及其军队面对面的搏斗。宋代妇女（大多无名无姓）却经常面对有限的环境、经典的规定、职责义务和社会的苛求并进行斗争；伊沛霞从这种直面对抗的结果里看到这些妇女成为历史性的角色，从而获得历史性位置。

    宋代妇女利用嫁妆制度、离婚法、再婚权和其他许多社会惯例为自己和孩子的利益采取行动。另外，按照模范的妻子、儿媳的标准行动的女人得到认可和身份，而不这样做的女人只能得到耻辱或遗忘。把孩子养大成人，使他们成功并且孝敬，忠诚的女人能确保自己的生活达到舒适的标准，甚至于在年老以后仍受人尊敬。妇女甚至致力于文学，这不仅表现在她们督促儿子走上通向科举考试的艰巨的道路（这可以确保他们在官僚机构里获得优越的前程），也表现为她们自己写作、阅读宗教和伦理经典。特殊情况下，有学问的丈夫或儿子会通过撰写纪念性的传记使她们得到声誉。财务上的敏锐、宗教方面的献身和为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而表现出的坚忍的品格也使她们得到死后的荣誉，哪怕在世时的生活并不总那么顺利。

    所有被历史迷住的人们都认识到变化——它的内容、意义和动力——是历史上最微妙的部分，因为它提出了人类的功效的问题。拿破仑、**或戈尔巴乔夫怎样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找到这些变化的施动者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希望，即人类生活具有终极意义。个人英雄们带来变化的长期进程使我们相信，我们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遵从者。可能是这些持久的幻想（fantasies）——历史人物带来历史变化——首先把我们吸引到史学研究上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宋代妇女争取到的变化之后，不由会追问，伊沛霞的作品是否是模仿男人的历史而作妇女的历史的一个例子？简言之，我们被鼓励去营造一个关于内闱的幻想世界，历史的女性读者可以想像一个女性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