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中终结，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但存在着一些更危险的迹象，即人可能乐意，并确实--就演变而言--进入他想像已经从中而出的（自达尔文以来）动物类。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阿基米德支点的发现，并将这一发现用于人自己（正如卡夫卡要求我们不要去做的那样），用于他在这一地球上所做的事，那么这一点马上就变得很清楚了--他的所有活动（在完全从宇宙高度移去的观点来看）不会作为任何活动，而只会作为一些过程出现，这样，正如一个科学家近来指出的，现代的机动化就会像生物变异过程一样出现，在这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开始逐渐地被铁壳包围。从宇宙的观点来看，这一变异就像在我们眼前活动的小小的生物体中发生的变异一样神秘。我们用抗生素来对付这种生物体，它又神秘地发展出一种新的菌株来对付我们。这一阿基米德支点根深蒂固的使用如何反对我们自己，可以在今天的科学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这一隐喻中看到。科学家为什么能告诉我们原子核中的"生命"--在那里，每一粒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在一些社会科学家看来，统治这些运动的规律就像一些统治人类行为的、并使大量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出现（不管个体的粒子在其选择中如何'咱由"地出现）的统计规律一样--换言之，无穷小的粒子的行为为什么不仅与行星系的形式相似（正如它向我们展示的），而且也与人类社会的生命和行为形式相似，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观察的方式，我们似乎像远离无穷小和无穷大-一即使可以用最好的工具观察到它们，但它们离我们太远，以致我们无法经历--一样远离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不用说，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他的能力，或正在丧失其能力。不管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就"社会动物"会告诉我们什么，人们坚持不懈地在创造、制造和建造，虽然这些本能越来越受到能力的制约，以至于相伴的现世的经历越来越逃避了普通的人类经历的范围。

    同样，至少就过程释放的力量而言，行动的力量依然与我们同在，虽然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独有的特权，他们把人类事务的领域扩大到了取消人和自然界由来已久的分界线的程度。以这种成就（在不惹眼的静悄悄的实验室里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来看，他们的行为最终会比大多数所谓的政治家的行政和外交行为产生更大的新闻价值，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当然也不会没有这样一种冷嘲--那些公共舆论一直认为是最不实际和最少政治性的社会成员本来应当是留下的唯一的仍然知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同心协力地行动的人，因为他们早期的组织--这些是他们在17世纪为征服自然而建立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他们确立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荣誉规则--不仅在摩登时代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成为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集团之一。但是，科学家的行动由于从宇宙的观点研究自然，而不研究人类关系网络，它缺少行动的展示性，缺少产生故事、形成历史的能力。它们一起形成了表明人类存在有意义性的来源。在这一从存在上来说最重要的方面，行动已成了一种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经历。这些仍然知道这对行动意味着什么的少数人甚至比一些工匠能手更少，他们的经历甚至比对世界的真正体验和热爱更少。

    最后，思想--遵循前现代和现代的传统，我们将它从vitaactiva的再考虑中省略--仍然是可能的，并无疑是实际的，只要人生活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不幸的是，与当前有关不受思想家约束的众所周知的象牙塔的假设相反，人类其他的能力并非如此脆弱。事实上，在**条件厂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体验，思想一直被假设为（或许是错的）只是少数人才知道的事。也许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少数人在我们时代没有减少。这或许与世界的未来无关，或许只具有限的相关性；但它与人的未来并非无关。如果不把测试（除了活跃的体验）和衡量（除了纯活动的范围）用于vita

    activa之中的各种活动，那么很可能思想本身会超越所有的活动。谁在这种事中有任何经验，谁将知道Cato在讲以下一段话时是何等正确--"当一人无所事事时，没有什么能比他此时更活跃；当他一人自处时，没有什么能比他感到更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