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对奴隶不去自杀而屈从于主人加以鄙视，因为在任何状况下都活着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责任。自杀被认为比谋杀更坏，不是谋杀者，而是那种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在基督教葬礼中遭到了拒绝。

    然而，与一些现代的诠释者试图理解基督教来源相反，新约或前现代的基督教作家中并没有现代的劳动光荣的迹象。保罗（他被称为"劳动的鼓吹者"）画根本不是这种鼓吹者，这一断言所在的段落，没有哪一个是对那些因懒惰而"吃他人面包"的人提出的；或它们建议劳动是一种不陷入麻烦的良好手段，即它们强化了对严格的私生活的一般规定，并对政治活动发出警告。O更相关的是，在后期的基督教哲学中，特别是在托马斯那可奎那的哲学中，劳动成了那些没有其他手段谋生的人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旨在谋生而非劳动，如果人能通过乞讨谋生，那样更好。任何一位不带现代赞成劳动偏见的人读到这些来源，对几乎没有什么教会的神父利用一个更明显的机会来证明劳动是对原罪的惩罚会深感诧异。这样，托马斯毫不犹豫地在这一问题上追随亚里士多德而非《圣经》，声称"只有谋生的必需会迫使进行体力劳动"。在他看来，劳动是保有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方法。从这一点中他得出结论说，所有人都大汗淋漓为其面包干活是大可不必的，但这恰恰是解决问题和履行责任的最后的、极端的一招。囫并非劳动的使用（作为一种用来防止懒惰的手段）是一种新的基督教发现，它只不过是罗马道德的一个常识而已。最终，完全同意古代有关劳动活动特点的定论的，是基督教对禁欲的使用。在那里，劳动、尤其是修道院里的劳动，有时扮演了像其他一些痛苦的磨练和自我受罪形式相同的作用。国

    基督教坚持人生命的神圣性，以及不管如何要活下去的责任，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确立一种积极的劳动哲学，其原因在于它明确地将沉思置于了人类所有的活动之上，"生命的沉思比生命的行动更好"，不管一种积极的生命具有怎样的优点，生命中专注于沉思的东西是"更有效和更有力的"。囫确实，这一定论很难在拿撒勒的耶稣的布道中找到，这显然是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然而，即使中世纪的哲学与福音的精神较为接近，它也很难发现在那里有任何理由谈论劳动的光荣。囫拿撒勒的基督在其布道时建议的唯一活动是行动，他强调只有人类的能力才是"创造奇迹"的能力。

    不管怎样，摩登时代继续在这一假设下运作--一是生命而非世界才是人至高的善。在它最大胆、最激烈地修正和批判传统的信仰和概念中，它从未想到去挑战这一基督教将其带入一个垂死的古代世界的根本倒转。现代的思想家在其对传统的攻击中不管表现得如何明确有力和神智清楚，生命高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地位。据此，它甚至在我们当今世界（它早已开始将整个摩登时代甩在后面，并将有职业者的社会取代了一个劳动社会）还生存了下来。然而，尽管这一点--阿基米德支点发现后的发展本来会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如果它早发生一千七百年（那时不是生命而是世界仍然是人至高的善）的话--大可争论，但它决不意味着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世界里，因为与今天紧密相关的不是生命的不死，而是生命是至高的善。虽然这一假设其起源是基督教的，但它只不过为基督教信仰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相伴的环境。此外，即使我们置基督教教义的细节于不顾，只考虑基督教的一般精神（它寓于信仰的重要性中），这一点也很清楚--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不信任和怀疑摩登时代对这一精神更有害的了。当然，笛卡尔怀疑已经证实了它在宗教信仰领域（这是由帕斯卡和基尔凯戈尔两位最伟大的思考现代性的宗教思想家引入的）里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性的和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破坏基督教信仰的东西不是18世纪的无神论和19世纪的唯物主义--它们的观点常常是含糊不清的，传统神学可对其大部分轻而易举地加以驳斥--而是满腹狐疑地关注真正的信徒的拯救，在这些人的眼里，传统的基督教内容和允诺已经变得"荒谬可笑"了）。

    如果阿基米德支点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被发现，正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我们也不能确信，如果文艺复兴的伟大苏醒如不被这一事件打断的话，基督教的命运将会怎样。在伽里略之前，条条道路看上去似乎都畅通。如果我们回想列奥纳多，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技术革命本来在任何场合下会压倒人性的发展。这本来会导致一场战斗、实现人的最古老和最持久的梦想之一，但它决不会导致进入宇宙；这本来会带来地球上人类的统一，但决不会导致将质量变成能量，并遨游于显微镜中的宇宙。我们唯一能够确信的事是做和沉思的倒转与生命和世界较早的倒转的巧合，成了走向整个现代发展的出发点。只有当v什aactLva失去了在沉思中的参照点，它才能成为完整意义L的积极的生命，因为只有这一积极的生命与作为其唯一参照点的生命相连，这一生命本身（人与自然劳动的新陈代谢）才能是积极的，才能展示其旺盛的繁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