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不管会给人的感觉认识带来什么（虽然通过某些设计和灵巧的工具），这些力量总是由行动捕获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正如一头动物和一个小偷极不情愿和不想掉入陷阱和被抓住一样。这表明，这一极其有效的存在，其被揭示的本质必然是一些错觉，从其现象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必然是妄想。

    笛卡尔的哲学受到了两种梦魔的纠缠，这两种梦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整个摩登时代的梦质，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代受到了笛卡尔哲学的深刻影响，而是因为它们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们理解现代世界观的真实含义。这些梦魔非常简单，也人所共知：一个是现实即世界以及人类生活的现实，它受到了怀疑。如果可以相信感觉、常识和理性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梦想。另一个涉及一些新发现所揭示的一般的人类的条件和人不可能相信的他的感觉和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邪恶的幽灵比起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来更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恶意地背叛人。这一邪恶的幽灵老到的恶作剧存在于所创造的一种怀有真实概念的生物，这一真实概念赋予自身的仅仅是打算将一些永远达不到任何真实、对任何事都无法加以确定的官能。

    确实，最后一点，即确定性问题，对现代道德的整体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摩登时代丧失的不是寻找真实、现实或信仰的能力，也不是相伴的对感觉和理性证明的不可避免的接受，而是以往与之相随的确定性。在宗教中，即刻丧失的不是对灵魂拯救的信念，而是真实的确定性，这在所有清教国家都已发生。在这些国家，天主教会的衰弱扫除了最后一个受传统约束的机构--这一机构在其权威仍未受到挑战的地方并居于现代性的影响和大量的信徒之间。正如这一确定性丧失的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使生活变好的热情一样，好像它只是一种太长的缓刑期，真实的确定性的丧失也在一种新的、对真实的一种史无前例的热情中终结了--好像人可以成为一个说谎者，只要他确信真实和客观现实不受异议的存在，因为这一存在确实会保存下来并揭穿他的谎言。国摩登时代第一个百年里在道德标准上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受到了新科学家这一最重要的团体的需要和理想的鼓舞，现代的一些主要的美德--成功、勤奋和诚实--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最高美德。

    学者协会和皇家科学院成了道德影响力的中心，在那里，科学家被组织起来去发现方法和手段。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借助试验和工具就可以了解自然，从而使自然被迫放弃它的神秘性。这一巨大的I作只有人群中出类拔草者的集体努力而非单个人的努力才能进行，并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和新的评价标准。在以往真实居于某种"理论"（自古希腊以来，它意味着关心、接受展现在其面前的现实的观察者的沉思的眼光）的地方，成功这一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理论的测试成了一个"实践"问题--不管它是否可行。理论成了假设，假设成功成了真实。不过，成功的这一标准并不取决于实际的考虑，并不取决于伴随或不伴随具体的科学发现的技术发展。成功的标准是与其应用性大相径庭的现代科学的实质和进步所固有的。在这里，成功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蜕化的一种空空如也的偶像，它是自有科学以来一直如此的人类的独创性战胜势不可挡的力量的名副其实的胜利。

    对普遍怀疑的笛卡尔式的解决，以及从两个相联的梦魔（即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梦想，不存在现实，不是上帝，而是邪恶的幽灵统治着世界和嘲弄着人们）中笛卡尔式的拯救，对认真理到真实、从实际到可靠的偏离而言，在方法和内容上是相似的。笛卡尔的定论，即"虽然我们的思想不是对事或真理的衡量，但它毫无疑问是对我们赞成或反对的事的衡量"，回应了科学家总的说来无需详尽说明的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存在真理，人总是真实的；即使不存在可靠的确定性，人总是确定的。如果存在着拯救，那么这一拯救存在于人的自身；如果对由怀疑提出的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那么这一方法必然来自怀疑；如果任何事都是可怀疑的，那么怀疑本身至少是确实的和真实的。不管感觉和理性面对的现实和真实是种什么状况，"没有人可以怀疑他的怀疑，对他是否怀疑或不怀疑依然难以确定"。国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并不来自任何对思考本身的自我确定--的确，在这一例子中，思考对人来说本来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和意义--而只不过是dubitoergo8um题的概括。换言之，从只不过在怀疑一些事的逻辑确定性中，我知道了自己意识中的怀疑过程。笛卡尔得出结论，这些在人的头脑中进行的过程对自己有种确定性，它们能成为反思中进行调查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