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疏离状况中发生，而且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中发生。在这种状况中没有真正的交流，更不用说结盟与组织社团了。从尘世和公共领域的角度说，生死以及表明相似性的一切东西都是非尘世的反政治的、真正的超验体验。

    动物化劳动者无力作区分、无力言语和行动，这好像被古代和摩登时代缺乏令人瞩目的、重大的奴隶反抗所证实。然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劳工运动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突然而至、而又常常具有非凡成果的作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其组织起来、因而成为人民的领导者而言）在现代史上写下了最辉煌、也许是最有希望的篇章。，不过，尽管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政治组织和工会的界线已经模糊，但这两者不能被混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并为之战斗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尤其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威望及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利益集团，这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集团没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在那些罕见的、决定性的时刻（即在革命的进程中），会突然出其不意地出现这种状况：这些人--如果没有正式的党纲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对在现代条件下建立民主政府具有自己的看法。换言之，二者的区别不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与经济要求的问题，而只是对上种新的政府形式所持的立场。

    历史事实--工人阶级的政治生产力--与从劳动活动的分析中得到的表面资料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很可能在深入考察劳工运动的发展结果及本质后不复存在。奴隶劳动与现代自由劳动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劳动者是否拥有个人自由--行动、经济行为及个人不可侵犯的自由，而在于他是否有权参加公共领域的活动，并作为一个公民获得完全的解放。劳动史上的转折点是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一直到这之前，自由劳动的地位一直与古代不断获得解放的奴隶人口的地位非常相似；这些人是自由的（与外籍居民的地位相同），但不是公民。与古代奴隶的解放相比--作为一条规则，当奴隶不再是奴隶时，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因此，奴隶制保留了劳动的社会条件，不管有多少奴隶获得解放，劳动的现代解放旨在提升劳动活动本身，而这在作为人的劳动者享有个人及公民权利之前就已是事实了。

    然而，劳动者事实上的解放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影响，这就是这一人口的全新部分或多或少突然被允许可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公开出现；幽与此同时，不被纳入社会，不在社会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充当任何领导角色。可以说，这些人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展现自我、惹人注目，它的一个重要作用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事实所作的解释更准确的了：劳动者，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感到有必要穿上自己的服装，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甚至从服装中产生了自己的名字。借助这套服装，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作了区别。

    劳工运动之所以在其早期遭受挫折--这一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东欧，还有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法国仍然如此--在于它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对较短暂，且常常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巨大的潜在力量，乃是由于这一事实：不管所有的高谈阔论与理论观点怎样，他们是政治舞台中唯-一支不仅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在进行一场成熟的政治斗争的阶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