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