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

    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