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