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

    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