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