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