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