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