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

    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