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