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是哈耶克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平装本（The Road to Serfdom，University 0f Chicago Press，1956）所写的前言。

    我在写这本书时，如果心里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读者，那么它在某些方面会有所不同。不过今天十分确定的一点是，就美国这个地方而言，实在没有必要再建议写这样一本书了，尽管这有点出人意料。但是，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十几年前，值此新版问世之际，大概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且简略地谈谈它在这个国家所获得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从许多方面看令人不解的成功。

    此书写于战争年代的英国，而且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当然，其中的那些话，主要是说给英国读者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听的。我当时把它题献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丝毫也不含揶揄之意。在动笔之前的十年里，我和一些倾向于同情左派的友人和同事有过多次讨论，此书即起源于此，我写《通往奴役之路》是这些辩论的继续。

    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我已在伦敦教了几年书，不过直到大战爆发前，我和与欧洲大陆有关的事务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所看到的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使我感到，英国的舆论，特别是我那些在社会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朋友的意见，完全误解了那些运动的性质。这促使我甚至在战前就写了一篇短文表达这种感觉，它构成了该书的中心论点。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感到对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又成为我们盟友的俄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广泛的错误认识，这是一种必须用更为周密的努力加以反对的严重威胁。此外，十分明显的是，英国本身在战后很可能也会试验这种我确信已给其他地方的自由造成了极大摧残的政策。

    由此可知，这本书是为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渐形成的。战时的写作难免会一再拖延，这使该书直到1944年春天才得以面世。此外，这一出版时间也解释了我为使大家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在评论我们的盟国时很有节制，选择的实例主要来自德国的事态发展。

    这本书似乎生逢其时，对于它在英国获得的成功我已心满意足，虽然这种成功的性质与它在美国的情况不同，但在销售数量上却不相上下。总的说来，人们接受这本书时所持的态度，也正像我写此书时的心情一样。它的论证也受到了它的主要读者严肃的评价。只有一些工党的政治领袖，以这本书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为由，对它进行攻击，好像正是为了证实我关于社会主义有着民族主义倾向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些发现这本书的结论和他们最坚定的信念截然相反的人，一般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评论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①英国的左派观点对这本书的批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Barbara Wootton夫人大度而直率的专著Freedom under　Planning（rge Allen＆Unwin，1946）。在美国，此书常常作为一本有效地驳倒了我的论点的著作而被加以引用，虽然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肯定不只一个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从实质上说，它好像证实了哈耶克的论点。”

    在后来终于出版这本书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当瑞士版的译本终于传到德国时，纳粹之后的一代人对它表达了由衷的欢迎，这是一件我未曾想到它的出版能够带来的高兴事。

    这本书在英国面世数月后也在美国出版，它在这里受欢迎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在写这本书时，几乎没有想到它对美国读者也会有吸引力。自从我上次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来到美国，20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几乎已失去了同美国思想发展的接触。对于我的论述和美国的情况有多大的直接关系，我毫无把握。当最初接触过的三家出版社事实上拒绝了此书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②

    ②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人已同意把它推荐给这三家公司之一，它没有出版看来不是因为对它的成功有什么怀疑，而是出于“一家有威望的出版社不适合出版”此书这种政治偏见。（这句出自威廉·米勒之口的话，见W.T.Couch，“The Sainted Book Burners”，The Freeman，April 1955，p.423；以及William Miller，The book Industry：A Report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of the Social Scie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9，p.12。）

    但最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由现在的出版商发行不久之后，它的销量很快便以这种并非为大众消费而作的著作几乎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③更令我吃惊的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激烈反应，对于它，有些人赞不绝口，另一些人则怒不可遏。

    ③这丝毫不是因为《读者文摘》发表了该书的缩写本，不过我还是要向这份杂志的编辑表达我的尊敬，他们在做这件事时没有我的协助，却表现出一种极其高超的技巧。把复杂的论证压缩得与原有长度相比所剩无几，难免会造成一定的简单化，但是能够做到没有歪曲原意，甚至做得比我亲自动手还好，这的确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中的论证进行检验。在此书受到的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④不过有许多人，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读这种书，并且我现在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却热情地欢迎这本书，对此我倒丝毫不觉得奇怪。我还要补充一句，有时人们利用它的方式，使我忍不住想起了阿克顿爵士的不刊之论：“无论何时，自由的挚友总是寥寥无几，它的胜利历来都要归因于少数人，他们同一些与他们目标不同的援军结合才占了上风；这种结合永远潜伏着危险，有时甚至会变成一场灾难。”

    ④如果谁想看看当代学术讨论中几乎绝无仅有的野蛮和谩骂的典范，我建议他读一下Herman Finer教授的Road to Reaction，Boston，Little Brown＆Co.，1945。

    大西洋两岸对这本书的反应如此不同，但很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民气质的差别，自那时以来，我日益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存在于该书问世时思想环境的不同之中。

    在英国，一般来说也是在欧洲，我所讨论的问题早已不是抽象的问题。我所考察的理想早就来到了人间，甚至它们的最热诚的信徒也已看到了它们具体实行起来造成的一些具体困难和意外后果。因此对于我所论述的现象，几乎我的所有欧洲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些切身体会，我不过是在系统而有条理地评论许多人本能上已经有所感觉的事情。对这些理想已经出现了失望情绪，对它们的批判性评价不过是使其更能为人们所知或更为明确罢了。

    但是在美国，这些理想仍然很新鲜，因此也更加危险。大量的文人受其传染才不过10年或15年，不像英国那样已经四五十年。尽管有“新政”的实验，他们用理性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热情，基本上依然没有靠实践经验而落到实处。在大多数欧洲人那里已是vieux jeu（老把戏）的东西，在美国的激进派看来，仍然闪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光芒，他们是在不久前的大萧条年代，才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的。

    在美国，舆论的变化是很快的。现在甚至很难记起，在《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前只有相对而言多么短的时间，一些不久后成为公共事务中重要角色的人，便开始严肃地鼓吹最极端的经济计划和主张效仿俄国模式。不难说出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指名道姓未免惹人反感。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1934年，新成立的国家计划署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四国所提供的计划先例。而在10年之后，同样还是这些国家，我们却又学会把它们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同其中三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不久后又同第四个国家开始了一场“冷战”。但是，此书中有关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其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的主张，这时却仍然受到该国提倡计划的人士的怒斥。突然变得时髦起来的事情是，人们开始否认计划的灵感来自俄国，认为——正如我的一位著名批评者所说——“显而易见，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极权主义的。”

    所以，当《通往奴役之路》出现时，美国的整个知识氛围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它注定会使尖锐分歧的团体不是勃然大怒就是兴高采烈。因此，这本书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却没有产生我所希望的或它在其他地方取得的效果。不错，它的主要结论今天已得到广泛接受，12年前如果说法西斯主义不过是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同一种极权主义的不同变种，对许多人来说这好像有点亵渎神明，但是如今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今天甚至广泛地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件十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事情，它被各种内在矛盾所困扰，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一些在它的倡导者看来也十分有害的后果。

    这种头脑清醒的气氛，与其说是因为我的书，不如说是由于各种事件给人提供的教训和一些更为通俗的论述。①当我发表自己的一般论点时，它并非前无古人，类似的警告早就出现过，只是很可能已快被人忘光了。曾一再有人指出我所批评过的那些政策的固有危险。这本书无论有什么优点，都不是因为它重申了老观点，而是因为它对经济计划产生这些意外后果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耐心细致的考察。

    ①其中作用最大的无疑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曾在1944年4月9日的《观察家报》上对《通往奴役之路》作过友善的评论。

    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现在的美国比起此书刚出版时更有利于人们严肃思考它的真正论点。虽然我已经看到，它的矛头主要所指的狂热社会主义，即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在西方世界已届风烛残年，不过我相信它的关键性内容仍然会有所贡献。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大概在1948年就已结束了。它的许多幻想，甚至连它的领袖们也已放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名称都已经魅力大减。当然，还会有人为了一些不那么死板的教条、不那么系统的运动而去维护这个名称。但是，仅仅用来反对以往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明确社会改造观点的论证，今天看起来会像是自作多情。

    狂热的社会主义也许大势已去，但是它的某些观念却已深入到了今天的整个思想结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打算根据某个理想蓝图彻底改造社会，但仍有许多人相信一些措施，制定它们尽管不是为了彻底改造经济，但其累积起来的效果，仍有可能出人意料地导致这种后果。此外，还有一种较之我写此书时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那些从长远看与维护自由社会不相容的政策，提倡者已不限于党派范围。以福利国家的名义出现的一大堆东拼西凑互不相干的理想，已经大大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家们的目标。若想让这些理想不致产生类似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筛选。这并不是说它的一些目标行不通或不值得赞扬，但是我们有达到相同目标的许多方式。在目前的舆论中，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危险情绪，这会使我们选择某些虽然有可能更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却同维护自由社会不相容的方式。通过对普遍适用的法律加以调整，虽然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而现在日益强大的趋势却是采用行政强迫和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审慎地利用财政诱导便可以唤起自发的努力，却非要采用国家直接控制或建立垄断性机构的办法，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强大遗产，它很可能对政策产生长期影响。

    在今后的岁月里，政治意识形态不太可能指向某个明确划定的目标，而只会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变革。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极其需要对事态的发展有充分的理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措施会毁掉市场经济的基础，会逐渐窒息自由主义文明的创造力。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有些经济控制为什么会使以及怎样使自由社会的动力瘫痪下来，以及哪些措施在这方面特别危险，我们才有望不让社会实验把我们带向没人想要的结局。

    这本书所要从事的正是这一任务。我希望，在目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它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它并不想奉劝人们反对一切改良或实验，而是想告诫大家，在从事可能没有退路的事业之前，务必对我们的任何制度变革进行必要的检验。

    当初写这本书时，我只想到了英国的公众，这不会严重影响到美国读者对它的理解。不过为了事先避免引起误会，我必须在这里解释一下措辞的问题。我在全书中使用“liberal”（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时，都是从19世纪的本来含义上使用它，这一含义在英国至今未变，但是根据目前的美国用法，它常常是指几乎完全与此相反的事情。它一直是这个国家左派运动的一块招牌，并且得到了许多实际上相信自由但头脑糊涂的人的帮助，因此“liberal”逐渐意味着赞成几乎一切政府管制。我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些实际上有自由信念的美国人，不但允许左派盗用这个不可缺少的名称，甚至自己也把它当作一个该诅咒的名词加以使用。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它的结果是，许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自称保守派。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