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人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相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