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的渊源尚有争议。我们不知道最早的居民什么时候来到日本列岛。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人类之前的遗存，甚至也没有发现任何最早的人类化石，尽管在更新世时代日本与亚洲大陆是断断续续地连在一起的。已经发现了印度象和其它热带动物的遗存。倘若这些动物能跨入日本，人也应该能进入日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考古的帷幕直到新石器时代才揭开。约在公元前1000年，日本三分之二的北半部为一个奇特的蝦夷族人所占据。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的边缘遗存。然而，晚近的研究把他们和澳大利亚土著联系在一起。也许他们是与东南亚人体型一致的古老的民族，由于生活在云遮雾障的北方环境之中，所以其肤色比他们生活在南方的祖先失去了更多的色素。他们的肤色浅，头形长、面部宽、鼻子短。他们的眼睛呈圓形，而不是呈杏仁形。他们的络腮胡子浓密，体毛众多。后来的日本人体毛较少，络腮胡子亦少，他们始终称蝦夷人为毛人。这些最早的日本居民的文化可以部分地依靠考古发现来构拟，亦可以靠迄今尚存于日本北部的蝦夷人的生活来构拟。

    蝦夷文化是北极圈共生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以捕鱼和采集为生，住的是地穴，用的是新石器：磨制的石凿、磨制的弹射骨矛等等。他们用粗沙烧制有绳纹的陶器，这种陶器与北美东部林区的印第安人烧制的陶器难以区别；换言之，他们的陶器是典型的早期烧煮器的北极区模式。

    蝦夷人的社会组织取小型村落的形式，每村住一个奉行图腾崇拜的族外婚氏族。换言之，每一个氏族以一种神圣的动物命名，对这种神圣的动物抱特別崇敬的态度。他们的宗教是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不仅崇拜太阳和雨之类的自然力，还崇拜瀑布、岩石、树木和其它的自然力。他们最重要的崇拜以对神的崇拜为中心。熊是他们这个生存环境中最危险的动物，也是最大的供人猎食的动物。熊被当做是另一个部落的人；没有外人在场时，它们就脱下皮大衣，与别的人行为无异。每当猎杀一头熊，蝦夷人都要举行特别的仪式以安抚其灵魂，让这头熊的灵魂给其它熊传递信息：如果它们让蝦夷人捕杀，它们就会受到良好的待遇。事实上，时至今日，蝦夷人仍然因袭这样的习俗：捕熊仔喂养，把它作为村里人的宠畜，对之抱以敬畏的态度，直至它用于祭祀中的牺牲为止。

    与蝦夷人适成对照的是，日本南部的早期居民，似乎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是以农业为生。他们带进芋头，也许还有稻谷。不过他们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捕鱼为生。他们的居住区建在海边。他们文化的考古实物稀少，因为他们修建房屋和制造工具都使用竹子和木材。他们不烧制陶器，使用的石器又极少。显而易见，这个南方的民族在体型上颇象原始马来人：身材粗短，皮肤黄褐，体毛极少。他们的面部扁平，鼻子不高，嘴唇薄，眼睛平直。

    南部的这些居民和北方的蝦夷族，处在大致相同的文化阶段，他们之间的疆界来回波动了一段时间。双方都是尚武的民族，然而由于南方人发展了农业，可以支持较大的人口，所以他们逐渐向北推进，迫使蝦夷人不断后退。稍后，到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又一个民族从朝鲜半岛侵入了日本。他们带来的东西有青铜兵器、陶器和发达的农业技术。虽然他们人数较少，然而他们依仗着自己优越的文化四处推进，征服了新石器印度尼西亚型民族占领的南方，把这群被征服的人组织起来同化掉了。蝦夷人的祖先被进一步地推到北方。蝦夷人从此就留在北方，他们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微乎其微，唯有的一点贡献是使南方的邻居不得不保持军事上的戒备。从一开始，日本文化就有一个武士阶层。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阶级自始至终处在支配地位。而在中国文化中，武士却处在次要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保卫士农商的一支令人遗憾同时又必不可少的力量。

    日本的早期历史难以重拟，因为日本扎实的考古发掘工作微不足道。日本人学会写字学会做书面记录的时间非常之晚。传说故事靠口耳交际世代相传。直到公元552年，书面历史记录才开始。那一年有一些朝鲜的书吏和传教士进入日本。而且，从一开始，日本的历史就受到宣传活动的影响，这种宣传活动受到宗教热情和爱国热情的强化。这样的背景不利于作出准确的历史记录。到六世纪时，日本人与富有历史头脑的中国人发生了接触。于是他们感觉到自己也需要写历史，他们就开始凭借着各种流传下来的传说来编造历史。此时，日本尚分裂为许多小型氏族。每一位书吏着手写历史时，都带着虔诚的意图，希望他写的历史显示自己的氏族自古以来就是统治整个日本的氏族。当现在天皇家族的始祖成为支配日本的统治者时，歪曲历史，声称自己自古以来就处在各氏族之上，显然对这个家族是有好处的。同样，这个氏族的创生女神，即太阳女神—当今在位的天皇号称是太阳女神的后裔—被抬得很高，被放到日本神谱中很高的位置上去，尽管她原来无疑是一位小神。

    这个氏族最终取得对其它氏族的支配地位，其首领僭称是天皇时，日本帝国因此而诞生。此时出现的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社会，里面残存着许多氏族制成分。日本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首领。但是，由于帝国是中央集权制，氏族组织就瓦解掉了。氏族组织被扩张的大家庭取代。大家庭是父系续谱的血亲群，由若干人组成，比原来的氏族小，亦不会跨越不同的阶级。社会由四个阶级组成。底层阶级叫秽多①，即被遗弃的人。这群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其核心大概是前帝国时期的战俘奴隶，不过它后来扩充到包括各种各样的被遗弃的人，罪犯，甚至偶尔还包括一些贵族。这些贵族是在礼节要求他们切腹自杀时没有勇气自尽的人。

    ①秽多（Eta）—从事最低贱职业者，如屠夫等。

    秽多之上是平民，平民分为种植者、手工匠和生意人。从事种植的农民在经济上处于运气不佳的地位，因为谁都可以向他们征税，但是他们有社会威望。务农本身是光荣的职业。甚至连武士也可以改行务农而不至于失去他的武士身分。手工匠人比农夫的地位略低。

    最初的时候，日本商人的地位低贱。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锁国时期”，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在此期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来了。为了控制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坚持说，每一位贵族都必须住在京城，要不就从本家派一位管家的成员住进京城。原有的封建经济是一种生产型的经济，现在它被改造成了一种奢侈的货币型的经济，因为贵族及家眷居住京城后，必然要用现金买礼节需要的奢华的衣饰，要用现金维持其威望所需的住宅。

    日本历史上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行会和工联，它们主要在奢侈品制造业的较大的中心开展活动。组成行会的日本城市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驯服的下层阶级。如果他们觉得受到贵族的虐待，有组织的行会就要回击。由于城市中集中的人口越来越多，商人遂开始发财，而贵族则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商人还逐步获得了威望。日本开放之前的一百年间，一位破产的贵族可以通过娶富商的女儿，做上门招赘的女婿而重新获得家产，成为富豪。日本人的家庭没有嗣子时，有招赘的习俗，即挑选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为嗣子，让他改姓。即过去的一百年间，一些最富有的日本商人家族就是这样用招女婿上门的办法而建立起来的。

    贵族构成世袭的武士阶级。因为贵族从农家娶来的妾所生的庶子也算贵族，所以贵族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地位最显赫的贵族幕府将军这一名号意为“凯旋将军’，它最初是天皇给北部戍边将军的封号，日本人与蝦夷人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战争。后来，幕府将军成了僭越皇权的世俗统治者的名号。幕府将军之下是大军阀，名曰大名。大名之下又依附着较小的首领和武士。日本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权力过多地集中在上层。欧洲的骑士直接剥削自己领地上的农奴。在日本，赋税由大名征收，然后才由他们分配给下层的贵族。这就使贵族的高贵依附于大名。贵族家的长子继承父亲享受军阀赏赐的津贴。如果贵族家庭无子，它就会失去享受津贴的权利。失去了特权的武士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叫“浪人”。他们在军阀的手下当雇佣兵。他们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中招之即来，他们许多人在国外服务。因此，数百年间泰国国王的卫队是由日本浪人组成的。

    武士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准则，叫武士道。他们有独特的服饰，独特的社交礼节。他的护身甲由金属片做成，是用真丝仔细缠绕捆扎而成的。这样的铠甲能抗住刀砍—日本人的战刀只能用来砍杀。这种战刀能进入世界上加工最精湛的刀剑之列。将低碳钢和高碳钢逐层叠加，经反复锻打、折叠和焊接，就制作出了这种战刀。最好的日本战刀的叠合层多达两千。

    日本人与西方接触后，封建制度强加于人的服从和自律模式证明是显然有利的。它们给日本民族提供了一群爱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广大的民众经过训练愿意追随这些领袖。漫长的封建主义使日本人能够动员民族的精力，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对他们有价值的成分。无庸赘言，西方的军事战术是日本人最热心吸收的东西之一。

    处在社会阶梯最上层的是皇族。皇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原来，皇族仅仅是最强大的贵族氏族之一的首领。后来，他们被认为是神的后代，于是皇族就带上了神圣色彩，并且与其它贵族家庭区别开来。虽然皇族的婚姻只允许族内婚，但是王子可以从其它贵族家族中纳妾。妾生的庶子，根据日本人按父系续谱的习俗，也被认为是具有神圣的血统，而且拥有皇家完备的权力。于是皇族的血统越来越扩大。每当幕府将军与天皇发生麻烦时,总是有许多王子可供利用，幕府将军可以遴选其中一位王子来取代难以挟制的天皇。常用的手腕就是逼迫天皇退位，要他让位于一位年轻而听凭摆布的王子。

    日本最早的可以比较有把握确认的年代，大约是公元200年。日本在邪马台女王治下时入侵了朝鲜。我们了解这一年代，不是从日本的史料，因为当时日本尚无史吏，而是靠朝鲜和中国史官的记录。邪马台女王似乎是日本中部地区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她成功地团结了足够多的氏族，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向亚洲大陆的征伐。邪马台女王使一个大致是中央集权的日本与亚洲大陆发生接触。为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日本铺平了道路。

    公元284年，应神天皇从朝鲜请来一位圣人为顾问。这位谋士首次把汉字传入日本。然而，再过二三百年之后，文字才在日本牢牢扎根。只有等到七世纪时，日本才接受亚洲大陆的文化和学问，成为开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座佛寺到公元600年才建成。它是在摄政王圣德太子督导之下完成的，圣德太子被称为日本佛教的始祖。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发动者孝德天皇发展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运动。这位发动改革的天皇还用过其它一些命号，因为日本的风俗规定，人出生时取乳名，长大之后取学名，还可能另有一个字号，人死之后还要取一个神名，如此等等。然而，无论用何名字，孝德天皇都认识到自己的人民不如亚洲大陆上的文明民族，他痛下决心有目的地改变这种局面。这一改革打上了日本人心理的印记。这种心理经久不衰地维持至今。日本人自古至今都愿意学习其它民族的思想和发明，从中得到实惠，虽然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和忠诚仍然是日本人的态度和忠诚。

    孝德天皇不仅仅试图使自己的人民受教育受开化，而且努力重组氏族政治，加强中央政权，当然所谓中央政权就是他的氏族的政权。他还努力给平民以更多的认可和自由。在这次借用外域文化组织日本文化的改革中，日本人接触的主要是朝鲜人。在下一个世纪之中，日本人离开日本列岛走得越来越远时，他们才发现，文明的中心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朝鲜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手翻版。于是，天皇就派遣若干使团去中国学习，就中国的各种制度写出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的事件，是历史记录上唯一的壮举—除了若干世纪之后日本历史上一个相类似的事件之外。在这次派遣使团的壮举中，一个国家有意识地着手按另一个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形态结构。遣唐使在中国羁留了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们遴选了各种各样最有出息的工匠，鼓励各行各业的工匠把漆器、瓷器、珐琅等技艺跨海带到日本。他们还请许多朝鲜和中国的学者到日本，甚至于劝说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学者和工匠去日本。

    于是，在七八世纪的日本发生了一场改造日本生活的运动，这次革新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发生的革新相似。这两次革新对日本生活的重组，都以同样的心理需求为特征：感到自己太不如人，渴望赶上并超过世界各国。

    按照中国的路子改造日本文化的企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失败。此时在中国，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和职业官僚阶层已在形成之中，在以后的一千年中，科举制度和职业官吏制将维持这一形式。虽然日本人试图把这一制度引进日本，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因为日本贵族的主体仍然目不识丁。当时的日本学者为数极少，日本尚无文学和哲学，没有创立中国式文学和哲学的基础。在中国，封建贵族实际上在汉代之前已经毁掉了自己。在日本，封建贵族从未遭到毁灭，中央政府能控制封建贵族的时间非常短暂。结果，日本人委任官吏是靠“任人唯亲”，没有预选官吏的措施。既然日本人有强烈的对家族和氏族的忠诚模式，所以政府官职趋于世袭，趋于不考虑官吏的诚实和能力。

    大化革新之后，把统治权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努力归于失败。经过几代能干的天皇之后，这条路线开始消亡。日本人用非常典型的方式去对付这次中央集权的努力，他们维持了天皇的傀儡地位，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神性，同时把中央控制权从一个大的氏族转向另一个大的氏族。自9世纪至19世纪，天皇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