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史前印度

    欧洲之所以获得大陆的地位，要归因于希腊人偏狭的观念。印度之所以被剥夺了大陆的地位，同样要归因于希腊人的偏狭观念。庞大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大陆一样大，如果把俄国除外的话。印度半岛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它的气候从冰川复盖的山峰到郁郁苍苍的热带丛莽，再到和撒哈拉一样人迹罕至的沙漠，表现出应有尽有的各种变化。在整个的有史时期，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广大地区为如此众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所占据。直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距现代大都市二三百英里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看见名副其实地以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为生的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的传动带与村子里的工匠比肩而立、相映成趣。乡间工匠从事世代相传的职业，他们的手艺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旁遮普①时的古老手艺。一卷之书无论如何不可能充分描写这样一个古老和复杂的国家。所以，本书的研讨必然要有所局限，它仅限于印度生活的一些侧面。这些侧面有助于说明印度文明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地位，有助于说明它作为文化成分的接受者和贡献者所扮演的角色。

    ①旁遮普：印度之一省份。

    印度在地理上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它部分更为隔绝。在北方，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屏障把它和欧亚大陆的其余地区隔绝开来，这条大的山脉好比是防御侵略的马奇诺防线。这个堡垒的西端以沙漠和俾路支山脉为依靠，东端的屏障是同样令人生畏的丛莽和阿萨姆沼泽。和任何的静态防御工事一样，喜马拉雅山这条屏障也屡屡被攻破过。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背后，印度以其纵深防御更加令人生畏。一位蒙古将军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后写信报告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这里的水不好，太阳毒得足以杀人。”一浪接一浪北方南下的入侵者，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拥挤而长期有人居住的国度。在这里，无论入侵者多么善于使用兵器，无论其最初的入侵是多么迅速，他们此后都面对着与气候和疾病作斗争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每一次新的征服和占领之后都有一场漫长而继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原有的人口总是能占上风。只有与被征服者混血，只有接受印度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东西，入侵者才能生存下去。他们的后代成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社会和宗教那繁复而富有弹性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印度，文化的马赛克模式—在论及近东文化时我们已提及这个模式—达到了高峰。在印度，许多文化渊源迥异的小社会镶嵌起来，构成了一幅构图有序的画面，一个运转正常的整体；每一个结构单位各就其位，受到专门分工的活动和宗教认可的保护。印度文化的整合问题，就是靠创造这样一种拼板玩具似的格局解决的。正由于此，印度文明始终能保存一种独特的，极易识别的文化本质，它保存自己文化本质的时间至少已达3000年之久。和一切的文明一样，它广泛借用了异域文化成分；但是，它的借用是有选择的，它将借用的成分加以塑造，使之适应自己的文化模式。

    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看，印度没有种族的问题。体质作为社会地位的指针，只不过是偶然现象。虽然“色”这个梵语字用来指四大种性的划分，而且对种性一词的经典诠释又表明：种性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亚利安人，使之不与其它民族混血；但是今天，南印度黑皮肤的婆罗门种族并不会因肤色黑而使自己的贵族地位有所逊色，印度北方一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也不会因肤色淡白而使自己的身价略有升值。不过，肤色淡白是评价美的一个标准，正如它在美国黑人中是评价美的标准一样。

    对于将种族作为一种体质现象来研究，印度提出了一连串使入神往的问题。完全不顾印度种性制度的入侵者，从当地人中虏掠妻妾。然而，在几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便改信种性的传统习俗，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将人种混杂特点固定下来的试验了。聚众打劫的冒险家，趁混乱之机控制一些地盘，很快就宣称自己的种性地位得到了升迁，他们全然不顾自己五花八门的背景。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实际上每一位在印度出现的宗教改革家起家时，首先就否定种性，欢迎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改宗信奉他的宗教，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新的宗教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种性。目前，你看见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把印度的种性当做是种性制度基础的地方性的功能社群，那么任何种性的成员，哪怕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种性，都趋于表现出家族血缘上的相似性。

    我们对印度史前史的了解，迄今依然是极为粗糙的。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建立在一些表面发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系统发掘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发现说明，自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印度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复合体相会的场所。在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印度西北部是手斧文化的场所，而手斧文化是属于非洲和西亚两地共同的传统。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西部是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而砍砸器文化和燧石器文化又是它与东南亚共同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复合体的边界目前尚不能精确追踪。在这两种共生的传统并存于印度半岛的数万年中，这一条分界线很可能随气候变迁而不断波动。你可以期望，每一传统的分布都与具体的生态条件有关，手斧文化占据的地区与西南亚的自然环境相似，砍砸器和燧石文化占据的地区是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类型的生态环境。

    最迟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已经为一种伟大的文明所占有，这一文明是从西南亚新石器基地的文化演化而来的。它遵循着西南亚的文化传统，顺次经历了粗铜时代和青铜时代。铁文化引进之前，这一文明已经消亡。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迄今尚未找到这一文明栽培稻米的遗迹。许多艺术作品以牛为表现对象，其中包括把牛用做耕畜的描绘，这说明它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和奶制品业的混合经济。轮子和织机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人所知。无法说清耕犁用于何方，因为迄今为止既未找到实物也未找到表现耕犁的艺术品。耕犁出土材料缺乏的情况，与许多微型车出土的情況，适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车或是用粘土做的模型，或是用青铜浇铸而成。它们似乎是印度河流域儿童宠爱的玩具，谷物显然是用木臼脱皮的。一个木臼遗迹周围的铺砖地面上有许多圆窝，这是打谷人世代赤脚踩出来的脚印，遗址中间是安放木臼的地方。

    大概棉花已是栽培作物，因为在此发现了棉布。燧石、砍砸器和后来的青铜器都加工成许多形状。工具包括扁斧、手斧、齿尖交错的锯子，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把尺子的残片，尺上的刻度非常精确，说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人已经意识到细小而精确的度量标准。此外还发现了级阶复杂的一连串衡器。陶器的发现颇为丰富。甚至迄今挖掘的最低的一个堆积层里的陶器，也是陶轮制造的，且烧制精良。许多陶器是烹饪用的粗陶器。但是，比较精制的陶罐是红底色上黑釉再加一层油漆之类的拋光剂烧制而成的。图案以花草为主，很少显示出遒劲的笔力或具有新意的构图。小型的粘土人像难以计数，据信是制作的玩具。一个遗址里这类玩具很多，想必是一个制造外销玩具的中心。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是按网络结构精心设计的，每个城市有一条干道或数条干道，另有许多背街小巷与干道相连。毫无疑问，它们是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这一习惯在印度历史上自始至终保持下来。迄今发掘的所有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城中没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是庙宇或宫殿的建筑。在莫亨若达罗遗址中，有一处宽大的遗迹是一幢带屋顶的大建筑，有许多柱础，但没有内墙分隔，大概是一个市场。还有一幢大建筑，里面有许多屋子，也许是一个行政中心。另有一个修建得非常出色的大型游泳池，四周有许多小间，看上去是更衣室。也许，这个游泳池是用来举行涤罪礼的地方，这种涤罪礼与现代印度教徒的涤罪礼相似。莫亨若达罗遗址没有防卫工事，发现的遗存中没有武器，这一情况引人注目。这一发现使考古学家的早期报告描绘了一个田园诗似的和平宁静的社会。后来的发掘说明，有一些城市有城墙，至少一个城市还修建了一个设防坚固的卫城。即使在莫亨若达罗遗址，也有迹象表明。该城曾受到攻击，城中的居民曾受到杀戮。

    亚利安人是入侵印度的民族中受到最多宣传的民族。有关他们的许多传说实际上已成为宗教教条。据经典记载，他们约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对原来的土著进行杀戮，或将其贬为奴隶。为了保存纯净的亚利安血统，他们建立了种姓制度。后来他们从征伐转向神秘主义，形成了泛神论的观念和灵魂演化的观念。后来的一切印度哲学都建立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亚利安人成为三个地位最高的种性的祖先，他们的语言传到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毕竟，亚利安人的入侵仅仅是许多次移居印度的迁徙浪潮中的一次入侵而已。这些迁徒使许多操印欧语的民族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大草原移入更加开化的地区。入侵者在各地创作并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口耳传承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他们原有的文化可以相当准确地构拟出来。这幅重构的生活图画是半游牧部落的生活图画；他们牧放牛群，驾着马车驰骋征伐，嗜好赌博和烈酒；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对超自然力感兴趣。

    构拟亚利安人生活必须依靠的材料，与构拟印度河流域所能依赖的材料形成绝妙的对比。后者留下丰富的遗物，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印度的亚利安人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存，但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是一种详尽的证物与详尽的证词相对的情况。已经发现一些石柱，可能是《吠陀》①中所描绘的用于祭礼的石柱。然而，亚利安人的居所和墓地迄今都尚未找到。构拟亚利安人早期生活的文献收入了名为《吠陀本集》的四个集子中。根据文字判断，《梨俱吠陀》（意译为《颂赞明论》—译注）必定是古老的文献，包括祭祀中吟唱讽颂夹半的颂歌。就內容而言、《阿闼婆吠陀》（意译为《禳灾明论》—译注）是诸书中内容最古老的一部，然而其语言并不是最古老的。这是一部巫术汇集，收录的主要是咒语和药方。《娑摩吠陀》（意译为《歌咏明论》—译注）是祭祀颂歌的汇集，它包括《梨俱吠陀》中的许多颂诗和后来写成的一些颂诗。《夜柔吠陀》（意译为《祭祀明论》—译注）集录的是《曼恒罗》，即祷辞和神秘的表白书。

    ①《吠陀》（Vedas）—意译为“明”，即知识。《吠陀》有广狭二义，是印度上古典籍汇编，成书于前2000－前1000年。狭义的《吠陀》指《吠陀本集》，广义的《吠陀》还包括《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

    亚利安入侵者定居之后，不可能不从过去居民那里接受许多血统成分和文化成分。然而他们似乎很不情愿承认这一事实。吠陀经书中使人最迷惑不解的特点之一，是提及土著居民中的达西尔人，这一民族肤色黎黑、鼻子扁平。这两个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印度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肯定不能用来描述印度西北部的以地中海人口占压倒优势的人口，而西北部地中海型的人肯定是亚利安人首先接触的人，并且是他们仇视的人。有一些颂诗中，达西尔人被描述为野蛮人。在另一些颂诗中，亚利安人祈求神灵襄助他们攻陷城市，夺取石墙环绕的要塞。

    毫无疑问，印度河文化对后世印度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它与有史时期的印度文明之间可以看出更多的相似之处，印度有史时期的文明与入侵的亚利安人原籍的大草原上的半游牧的牧牛文化却相去甚远。这不得不诱人去相信，自亚利安人入侵至吠陀经书整理成书的时间之内，发生了入侵者和印度文明幸存者之间的融合。在混血民族口头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河流域祖先与印度西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之间所留下的记忆，与亚利安人和已经削弱的、文化颓败的印度河文明土著之间的战斗，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吠陀经口头传承的后期和有史时期的主要分别，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之中。当时，种姓制度尚未形成，只有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之分。最早的波斯人中也存在类似的分类安排；在波斯语和亚利安语中，连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都是意义对应的同源词。印度的亚利安人和波斯人血缘相近。耐人寻味的是，在波斯人和印度的亚利安人的两种社会体系中，都没有与印度后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相当的种姓。甚至祭师都尚未明确地分化出来。在吠陀宗教要求的频繁的祭祀活动中，每一位族长都行使祭司的职能。当时的婆罗门是一小群专职的教士，他们侍奉贵族武士家庭。只有遇到繁难的仪礼需要准确无误地进行时，才有人请他们服务。他们仍然依附于贵族，显然得屈从于贵族。

    在吠陀时代的末期已经有苦行僧存在。他们离群索居，遁入山林，不与人进行一般的社会接触和活动。在那儿，他们给人以指点，那些谋求洞悉宇宙本质和人的天性者请求他们指点迷津。即使在这个阶段，苦行僧还是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后世印度教把物质世界看做空幻的观念至少已经处于胚胎孕育阶段。苦行僧的生活所需由当地村民自愿捐助。他们乐意将印度气候条件下需要的食品和最低限度的舒适条件献给苦行僧，以此换取苦行僧的存在给当地人恩賜的法术。甚至在接受献礼时他们用手触摸人时，都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赐给敬献者。

    后世的印度教，究竟有多少成分归之于亚利安人，这是一个仍然有讨论余地的问题。然而，亚利安人对印度教的贡献，肯定比婆罗门经文作家算在他们身上的贡献要小。在吠陀典籍里提到的所有神衹中，唯有毗湿奴①保留下来，成为成熟的印度教中一位活跃的神衹。就连他的特征也变得面目全非了。投胎的教义是后世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早期的亚利安人似乎并不具有这样的思想。苦行僧主义、世袭祭司阶级支配社会的模式—祭司靠学识和技术与超自然力打交道，以此来支配社会—与亚利安人悠久的价值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出现在印度之外的与亚利安人相关的文化中。如果直接转向原始的证据，忽略后世文献中大量的推理和解释，就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亚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与后世大多数入侵的模式相吻合。在这些入侵者中，入侵者早期的政治统治和军事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他们对原有文化的吸收，因而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亚利安人的入侵，也许被证明是独特的印度文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①毗湿奴（Vishnu）—意译为“遍入天”、　“遍净”等，与梵天、湿婆并称为婆罗门教三大神。始见于《梨俱吠陀》，说他三步跨过了大地。到了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时代，发展成为仅次于梵天的婆罗门教第二大神。

    对此观点提出的主要一个反驳意见，是印度大多数地方都接受了亚利安人的语言。然而，这个问题岂止印度才有。几乎在操印欧语的民族入侵的一切地区，他们都成功地使自己的语言扎下了根，虽然他们的文化甚或连他们的体型都很快就荡然无存了。事实上，上述情况没有发生的唯一地区，似乎是地中海地区。在此，印欧语和同样有力的和外来的闪米特语产生了竞争。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为何某些语言保存下来，为何其它一些语言未能保存下来，这个问题是文化动力学中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迄今尚无任何答案。

    8-2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印度人表现出对历史缺乏兴趣，这一特性使人对印度历史的任何研究都复杂化了。认为宇宙虚幻、万事轮回的世界观对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不感兴趣，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婆罗门怡然自得地垄断着教育，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哲学和宗教上，而不是集中在过眼烟云似的皮相景观上。而且，由于他们总是宣称找到了确认当前习俗的古代依据，所以他们对追溯文化发展就不大感兴趣。结果，构拟印度文化史就不得不主要依靠传奇和宗教文献中偶尔出现的背景材料，依靠考古遗址，依靠外国游人的记述。

    甚至连印度政治史中的许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穆斯林第一次入侵之后，印度政治史才开始达到了西方人治史的精确标准。对于不是专功政治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2500年中许许多多的朝代和国王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朝代的更迭和国王的升降浮沉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故此，人们提及的政治事件，仅仅是那些似乎具有永恒的文化意义的事件。

    根据能够掌握的关于最早的有史时期的原始材料，可以把印度分为三个地区。在公元前6世世纪，印度西北部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接触。那时，大流士一世①把旁遮普和信德并入了阿契美尼德族建立的波斯帝国。随即而至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征服，不过这次征服只不过是一次突袭而已。接着，从西北部的山区和大草原涌入印度的入侵者建立了一个接一个的王朝。所有这些王朝都接受了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文化成分。欧洲人对印度西北部的描述起始于希腊人斯库腊克斯，他受大流士一世的派遣去考察印度河流域，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

    ①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8-前486）—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32-前486），极盛时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业细亚沿岸，南自埃及，北达欧洲的色雷斯，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曾发动希波战争，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年）中失败。

    关于印度东北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外国人留下的早期的原始材料，本地的历史材料也几乎没有。然而，早期的佛经中大量提及本区早至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在印度南部，最早的历史记载稍晚一点才开始出现，最早的著述仅在公元前略早一点的时候才出现。该地与其它古老文明有频繁的接触。公元1世纪以降的希腊古籍中记载着许多有关该区的情况。

    在它们各自的历史黎明时期，印度的三个大区已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亦有许多的地区差别。印度北部和南部有鲜明的言语分界。北方操印欧语的民族继承更多的亚利安传统。南方操德拉维语的民族保存了许多肯定是非亚利安人习俗的习俗。

    到公元5世纪时，印度北部形成了许多保存至今的文化特征。从那时起至今日的革命性变化时期，一般村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当今这场革命是由于收音机的来临和方便的交通而引起的。回到这个水平的现代游客看见辽阔的森林和普遍使用木材的建筑，将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连孔雀王朝①首都的华氏城②之类的大城也完全是木结构的建筑（王宫和寺庙亦是如此），城区由木栅保卫，外面再绕以护城河。可是今天，在同样的地区之内，农民却难以找到足够的木材作椽子，他们做饭的燃料只得用干牛粪饼。在该区的东部，人们衣着极少的现象也会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男人普通的服装仅限于胯间围一圈很窄的棉布条。妇女只穿一条短裙。富人补偿衣服花销不多的特点，靠的是华贵的衣料和大量的首饰。首饰之多一定令妇女觉得是十足的包袱。

    ①孔雀王朝（公元前221-前185）—古印度王朝，版图包括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

    ②华氏城—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城。世界著名古都之一。

    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在有史时代早期似乎就已存在。虽然村民那时的经济境况似乎胜过今天，可是他们当时直接缴纳的赋税就已达收成的六分之一。此外，他们受到的盘剥中，还有国家对盐实行的专卖政策、销售税和其它各种苛捐杂税。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收入差别似乎更多地反映在炫耀夸饰上，而不是反映在生活水平上。阿育王宫殿的石柱上包着黄金，然而他睡的是草蓆，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使佐料下得较重，他吃的也是一般农家的饭食。阿育王年老退位，遁入山林之时，他并不需要放弃多少人间烟火中的享乐习惯。

    那时的印度北部，四大种姓业已存在，它们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是，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中典型的小类划分已经存在；也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关系中那些繁复的礼节当时就已经存在。那时，印度东北部婆罗门和剎帝利两个种姓之间的争权斗争尚没有结果。婆罗门尚不甘心接受国王谋士的角色，尚未认识到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是有许多好处的。剎帝利也尚未放弃垄断知识和直接与超自然力神往的资格。有趣的是，刹帝利的活动比婆罗门的活动更符合早期亚利安入侵者的活动。

    到了有史时代的初期，印度北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呈现出许多特征。其中突出的，是轮回投胎的信仰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虽然希腊人毕达哥拉斯①传授过投胎的观念，而且凯尔特人的神话也提及投胎的传说，但是这一信仰似乎并不见之于早期的《吠陀》经书中，也未构成操印欧语的民族普遍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轮回转世的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独立地涌现出来，它的印度形式是前亚利安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面对人们坚决否定自己死亡所引起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们试图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答。

    ①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前497年？）—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无论其渊源何在，灵魂的命运之印度描述，在逻辑条理和精神满足上，远远超过任何其它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说法。尽管印度各宗派的教义在灵魂的起点和归宿之上众说纷纭，然而它们在灵魂旅程的中间阶段的教义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段旅程与个体的前世和来世直接相关。灵魂形成之初，它是精神力量的无形无体、杂乱无章的聚合，它注入了一种低级生命体。一个宿主的**死亡后，它传入另一位宿主的**，把上一次**化中累聚的经验带入下一次投胎的**身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投胎，不断积累的经验塑造并强化了灵魂。除了经验之外，每一个灵魂还积累了一本可以叫做精神收支的流水帐，也就是投胎以后的善恶言行所产生的结果。上述诸点构成了个人的因缘，因果报应决定个人下次投胎时的社会地位，决定他将遭遇的祸福。

    精神修行的最佳捷径是当苦行僧。印度人苦行的主要目的，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的交感认同，体验心灵领悟宇宙后的极乐境地。苦行僧一步一步地达到修行的目标。第一步是断绝一切世俗的关系退隐山林去打坐冥想，去练习各种控制身体的办法。第二步是完全支配精神活动，个人能抑制思维过程，让灵魂解脱出来去进行更深层的体验时，就进入了这一境界。无论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对上述观念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必须承认印度人的苦行作为社会机制的价值。苦行生活对三种上层种姓的成员是开放的，其功能与欧洲中世纪的牧师地位一样。它对神秘主义者有吸引力，对那些不能面对世俗生活压力的人同样有吸引力。不仅追求精神境界的人，而且厌烦自己角色的王子，觉得妻子令人难以容忍的丈夫；甚至于受债主逼债的商人，都可以加入虔诚的苦行僧的行列。

    从有史时代之初起，婆罗门与苦行僧之间就有明显的区別。婆罗门可以成为苦行僧，但是大多数的婆罗门并未成为苦行僧。婆罗门是精于与超自然力交感的人，是专职的祭司，他们熟悉印度教规定的冗长而繁难的仪式。除开宗教职责而外，他们就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只不过还要受到婆罗门种性规定加之于他们的种种限制。许多婆罗门都热中于聚敛财富，谋求对社会的控制。显然，在有史时代初期，他们不断在印度北方加强自己的势力，谋求使土著人皈依印度教。

    婆罗门越来越自命不凡，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的宗教仪式越来越繁复昂贵。到公元前6世纪时，这一趋势受到了一场宗教革新的挑战。发动这场革新的两位领袖是乔答摩①佛陀和筏驮摩那大雄①，筏驮摩那是耆那教②的创始人。二人均生为剎帝利种姓的成员，并且都成为苦行僧，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轮回投胎和因果报应的教义。然而，两人的教义与婆罗门教的繁难祭礼却绝然相对。耆那教作为一个小的宗派保存至今，其特点是高度发育的仪式和极端厌恶伤害任何生物。耆那教僧人在举行仪式时用扫帚扫去路上的虫子，然后才举步投足。他们不愿在暗处喝水，以免误吞并毁伤了水中小小的生命体。耆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坚持“不害”③，即始终坚持不抵抗。已故的圣雄甘地，虽然本人并非耆那教徒，可是他受到耆那教教义的强烈影响。虽然耆那教的传教士在印度南部使许多人皈依自己的教派，可是它从未传至印度半岛之外。相反，佛陀的教义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世界事务中的一支力量。

    ①乔答摩（Gauta）—释迦牟尼称号，原为其姓氏。

    ①筏驮摩那（Vardhamana）—耆那教创造人，尊称为大雄。

    ②耆那教（Jaina）—“耆那”原为创始人筏驮摩那称号，意为“胜利者”，“完成修行的人”。前6-5世纪与佛教同时兴起。

    ③“不害”（Ahima）—耆那教、佛教名词，即慈悲为怀，不害众生。

    8-3　佛教

    佛教是印度给人类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虽然它如今在其故里确已绝迹，但是它成了一种世界宗教。它教派纷杂，信徒相当于基督徒人数的一半。佛教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且它又是印度基本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悉达多又名乔答摩、释迦牟尼、佛陀，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生于公元前563年，卒于公元前483年或486年。欧洲人觉得这许多名字难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