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是相对的，以上的情况是因地球旋转而发生的现象。所以地动是本性，而现象只是末的表征。不可误以末的表征而认为是本性，也不能因为天动之说有些道理，就以此排斥地动说。所谓天动的道理绝不是真理，只是由于不研究事物的道理，光看物与物的表面关系，而产生的牵强附会的说法。如果以天动说为真理，那末，从航行中的船上看海岸好象在移动，就说岸是动的船是静的，这岂不是荒谬之极吗？所以要谈论天文，首先应该研究地球为何物，转动情形又如何，然后再弄清楚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关系，才能论述四时循环的道理。这就是说，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而论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上虽然存在某些道理，但这是因为世上偶然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道理，说君臣的关系是人的本性。如果说这是人的本性，那末世界各国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君臣之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妇，莫不有长幼朋友，这四者是人类天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唯独君臣，在地球上，某些国家就没有这种关系。目前一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君臣，但政府与人民之间，各有各的义务，政治情况也极好。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王的国家，而且其国民的情况，有的远远超过唐虞三代之上，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假使孔孟活到今天，将有何面目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呢？这可以说是圣贤的漏洞。所以主张君主政治的人，首先要分析什么是人性，然后再论君臣之义，这种君臣之义，究竟是胚胎于人性呢，还是在人出生之后，偶然发生了君臣关系，而把这种关系的准则称作君臣之义呢？必须根据事实弄清其先后。如果平心静气地探讨真实情况，一定能发现这个准则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既知其为偶然，就不能不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对于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考虑它的利弊，便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所以，尽管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更改，但是君可以变为臣，例如汤武的放伐就是如此。另外，君臣也可以同起同坐，例如我国的废藩置县，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君主政治，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至于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只在于它对文明是否有利而已。（某西洋学者曾说：不仅在中国、日本有君臣之分，西洋也有Master和Servant的名称，这就是君臣的意思。但是，西洋的君臣和中国日本的君臣意义不同。因为我们没有相当于Master和Servant的辞汇，所以姑且把它译为君臣，不要拘泥这种字面的意义，我是把古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印象中的君臣叫作君臣的。譬如，从前在我国杀害主人者处以磔刑，而臣仆被主人杀死则不能申冤。这种主人和臣仆，就是君臣。封建时代的诸侯和藩士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的鲜明例子。）

    依以上的论述，君主政治是可以变革的，那么，变君主政治为共和政治，这就能认为是达到理想境地了吗？绝对不然。在北美有一群人，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他们的祖先（指“Pilgrim　fathers”，共有一百零一人，是在1620年离开英国的）因为在英国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厌恶君臣之义，毅然离开祖国，来到北美，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这个地方就是马萨诸塞的普立茅斯。它的历史遗迹迄今尚存。后来，有同样心愿的人，接踵而至，从本国携眷迁来的日见增多，他们定居下来开辟了“新英格兰”。此后人口逐渐繁衍，国家财富日益增长，到了1775年，已经占有了十三州的土地，遂脱离本国政府，苦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建立了一大独立国家，这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获得独立，并不是由于这些人民的自私，更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野心，而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为了维护人类的权利义务和保全天赋的幸福。由当时的独立宣言就可以知道他们争取独立的目的。何况在1620年12月22日，当这一百零一名先人冒着风雪来到美洲大陆，踏上海岸岩石的时候，怎么会有丝毫自私心呢？正是所谓大公无私，除敬神和爱人以外别无他念。现在我们推测这些人的思想，不消说，他们是非常厌恶暴君和贪官污吏的，他们甚至想要在二百五十年前就从这个世界上把政府这个东西彻底废除。其后在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正是继承了这种精神，并且具体实现了这种精神。战争结束后，决定政体，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后来在国内实行的工商业、政令、法律等以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都是以实现这种精神为目的的。那末，合众国的政治，既然是由独立的人民竭尽力量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起来的，按理说这个国家的政治应该是完美无缺，真正达到人类美满境界，实现了真正的理想国了。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共和政治成了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施行的暴政。这个暴政的严酷情况和君主**的暴政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出于一人之手与出于众人之手而已。据说美国的风俗是崇尚简朴的，简朴本来是人间的好事，但是，由于世人喜好简朴，于是就有伪装简朴以欺世盗名的，也有假借简朴以骗人的，犹如乡下人利用其淳朴以欺骗人。再如美国禁止贿赂的法令很严密，但是禁令越严密，贿赂越猖獗，与过去日本禁赌越严，赌风越盛的情况很相似。这类琐事是举不胜举的，现在姑且不谈。舆论认为共和政治公平，那是因为它是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施政的方针的，犹如在百万人口的国家，集中百万人的意志以决定国事，所以才说它公平。但是事实上，都大有出入。举例来说，在共和政治制度下，选举议员时有采用投票选举，以其得票多者当选的办法。既然取决于多数，则多一票也是多数，假如把全国人民的投票倾向分为两派，在百万人口的国家，以一派为五十一万人，另一派为四十九万人来进行投票，则当选者必然要偏于一方，即是说四十九万人那一面，从开始就失掉参加议会的机会了。再者，假定这些当选的议员为一百人，在他们出席国会讨论国事时，照例是用投票方式表决，如果是51人与49人之比，那么事情就不得不取决于51票的多数了，所以作出的决议并不是按照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是按照多数中的多数来决定的。票数相差极少，因而大致的比例是以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意志控制了下余四分之三人口的意志，这不能叫做公平（见穆勒氏《议会政治论》）。此外，关于议会政治，尚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论，很难断定其利弊。另外，君主政治有以政府的权威压制人民的弊病，共和政治则有以人民意见干扰政府的缺点，所以政府有时不胜其扰，很可能动用武力，以致引起大祸。因此，不能说唯有共和政治战祸最少。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1861年，由于买卖黑奴引起了纠纷，美国南北分成了两派，上百万的市民突然拿起武器，掀起了空前未有的一场大战，同室操戈，同类相残，混战四年，所损失的生命和财产，不计其数。本来，这次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上层人物反对买卖黑奴的恶习，提倡天理人道而引起的争端，这本来是社会上的一件好事，但是，事件一旦爆发，就节外生枝，以致理智和利益，道德和**混淆不清，终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如果从具体情况来看，不外乎是这个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民在争权夺利，各逞其一己之私而已。这种丑恶情况恰如天堂乐土出现群魔厮斗一样。如果先人地下有知看到这种情况将作何感想！阵亡者在黄泉之下，又将何颜以见先人！又如英国学者穆勒氏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抢先，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然还有人以为追求利益是人类最高的法则，但依我个人的见解，却不敢赞同。在现代世界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些白种人的男儿联合起来摆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羁绊，开辟了新世界，那里人烟并非不稠密，财富并非不丰裕，耕地之辽阔绰绰有余，民主自由的权利也已普遍施行，人民简直不知什么是贫穷。虽然有了这样完美的条件，可是从这个国家一般风俗上所表现的实况来看，不禁令人惊讶。全国的男子毕生奔走追逐金元，而全国妇女毕生只顾不断地生育这般追逐金元的男子，这难道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理想吗？我是不能相信的。”从穆勒氏以上的话，可见美国风俗的一斑了。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君主政治未必良好，共和政治也未必妥善，不管政治的名义如何，只能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一个方面，所以不能光看一个方面的体制如何，就判断文明的实质。如果体制不合适也可加以改变，如果不影响大局，也可以不改。人类的目的唯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因而边试边改，经过千万次试验，才能得到一些进步。所以人的思想不可偏执，必须气量宽宏。世上一切事物，若不经过试验，就没有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还不能达到进步的顶峰。所以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世界还处于不断试验中。目前各国的政治，依然正处在试验过程，所以不能遽然断定其好坏，这是不消说的。只能把对于文明有较多好处的叫作好政府，较少的甚至有害的叫作坏政府。所以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的呢？还有什么名义可争论的呢？只因为现今的世界文明，还正在前进的道路上，所以政治也显然处在前进的途中，各国之间前后相差不过几步而已。以英国和墨西哥相比较，英国的文明走在前面，政治也走在前面。美国的风俗虽然不好，但若与中国的文明相比，却略胜一筹，因此美国的政治也就比中国好。所以，君主政治和共和政治，如果说是好，也可以说都好，如果说不好，也可以说都不好，而且政治并不是文明的唯一来源，它是随着文明而进退的。前面已经讲过，它是和文学、商业等共同构成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文明可以比作鹿，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只要能获得鹿，不管立射和坐射，甚至徒手捕获亦无不可。如果专拘泥于一家一派的射法，射箭不能中的，而失去当获之鹿，那就是拙笨的猎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