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中看来，这是它们既不深邃、也不真诚的明确标志。谚语说：“开口则见肠，其唯石榴乎。”

    在感情活动的瞬间，为了隐蔽它而使劲紧闭双唇，这完全不是什么东方人的心地乖僻。对我国国民来说，如同一个法国人[塔列朗]所下的定义那样，语言常常是“隐蔽思想的技术。”

    在日本朋友处于最深重的痛苦中去访问他时，他会带着红眼圈、濡湿的面颊，却仍然和通常一样，面泛笑容来迎接你。起初你们也许会以为他是歇斯底里。假如一定要求他加以解释的话，那末大概就会得到两三句片断的俗套话，“人生忧愁多”啦、“相会者常离”啦、“生者必灭”啦、“数亡儿的年龄虽是愚痴的，而女人的心常沉溺于愚痴”啦，如此等等。因此，远在那位高贵的霍亨索伦说出他那句高贵的话，即“要学会不吭一声地忍耐下去”很久之前，在我国国民中就有众多的心与之共鸣。

    实际上，日本人在人性的软弱遇到最严酷的考验时，有经常作出笑颜的倾向。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民的笑癖，有着比德谟克里特其人要好的理由。因为我国国民的笑最经常地是在受到逆境困扰时，作为遮掩其努力恢复内心平衡的帷幕。它乃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

    由于经常被要求这样抑制感情，便在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安全阀。10世纪时的一位诗人[纪贯之]写道，“这样的事，可能并非爱好诗歌，中国也好，这里也好，这都是心思不堪重负时的一种手法。”一位母亲[加贺的千代]想象死去儿子的不在就像往常出去追扑蜻蜓似的，试图这样来安慰她那受伤的心，吟道：

    追扑蜻蜓，今天你要走到哪里呀！

    我就不再举其他的例子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把这些呕心沥血地从胸中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穿在价值连城的珍珠线上的思想，译成外文的话，反而会糟踏了字字珠玑的我国文学。我所希望的只是，把那种表面上每每表现为冷酷无情，或者似乎搀和着笑容与忧郁的歇斯底里，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其健全性的我国国民的内心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

    有的人这样说，我国国民能够忍受痛苦而且不怕死，是由于神经不敏感。这在一定限度上是可能的。下一个问题是这样——“我国国民的神经紧张程度低是因为什么呢？”我国的气候或许不像美国那样富于刺激性。我国的君主政体或许不像共和制的法国人那样使国民兴奋。我国国民或许是不像英国国民那样热心读《归衣新裁》。我个人的意见是，我相信承认不断的自我克制的必要并且厉行这种自制，的确是由于我国国民的易于激动性和多愁善感性的缘故。总之，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说明，如果不把长年累月的克己锻炼考虑进去的话，都不会是正确的。

    克己的修养很容易过份。它有时会压抑心灵的活泼的思潮。它有时会扭曲率真的天性使之变成褊狭、畸形。它有时会产生顽固，培育伪善，钝化感情。如何高尚的德行也有它的反面，有它的赝品。我们在各个德行上面，必须认识其各自的积极的优点，追求其积极的理想。而克己的理想，按照我国国民的表现来说，就在于保持心境的平静，或者借用希腊语来说的话，就是达到德谟克里特称为至高至善的euthymia的境界。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自杀及复仇的制度，前者是克己所达到的顶点，而且是最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