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为一切价值判断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可用所有的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来取代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他们首先把大家都置于官僚体制的难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一样多；税收作为应得权利又返回它们原来从中掏出来的腰包里。

    这是一些不充分的陈述。人们还可以补充：至少得补充这个过程的行政管理费用。还有应得权利款项流通的摩擦损耗费用，它们的名称就叫做“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社会国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着，那些应该关怀他人的人，如教师和护士，俺没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还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不能要求简单的和明白易懂的权利，而是不得不经受忍辱屈尊，他们必须填写表格，公开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排长蛇阵等待，才能在某些机关办公室商议和讨价还价，到底国家哪个部门应该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份大锅饭。作为一种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确定如此的官僚体制化的结果，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格式化了，并被归入档案卷宗或计算机磁带，变成为非个人的事例了。这种结果是不恰当的，并导致不快和恼火。很多人没有行使他们的应得权利；整个程序令他们厌烦，或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们不想知道，因为它会令人厌烦。一种公正的体制变成为一种不公正的现实。

    无疑，这是一些夸张说法，不得误解它们，不得把它们看做是在要求要给社会国家的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借助它们应该能够强调70年代的发现：事物不能简单地再像以往那样继续发展。这个发现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当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撰写他的著作《社会国家的极限吗？》之时，他对他自己的问号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张更多一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们熟悉的社会国家借以界定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这样立论道），实际上制造着新的社会难题。贫困化的老人，社会边缘化的客籍工人，年轻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事故受害者，他们都生活在窘迫困顿之中，然而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施特拉舍尔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左派对善意的国家的信仰，不过，他在寻找增进人的“自决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强化社会福利网，一种新的团结互助。

    这类解决办法固然可以讨论，然而困难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机之一是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民主的共同体里产生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例子。国家公共开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占有份额在70年代增长到50％，甚至更多。官员情结的根基不仅在于就业结构，而且也在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么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国政府到处、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让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所期待的。这既适用于经济不景气，也适用于自然灾害，从最小的村庄，直至整个世界，皆无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视眈眈，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着人们。7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处于危机之中”（这里借用1975年致由欧美日首脑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一篇报告的标题）的时代。倘若要在参加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经济学家之后，再加上一个长长的政治学家名单，这并不难，这些政治学家们在70年代对关于政府能否执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此外，两种争论的链条至少在一个方面相互衔接。如果民主对于多数派阶级来说，成为政治的企业家们争取选票的一种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的成就则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许诺过的物品，那么，供给的增长也是这种博奕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正数和博奕，倘若经济数字相加不再能够正好得出正数和，这种博奔就有危险。

    我已经试图指出，民主的经济理论哪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严重的缺点，不过，尤其是在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里，它是不能应用的。然而，经济状况对于政府能否执政的问题、甚至是合法性的问题，有着显然的影响。英国作者詹姆斯·阿尔特（JamesAlt）观察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意测验数据。他发现，人们认为虽然人们对直接和遥远的东西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并且会相信，他们本身虽然情况很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在经历着一个毋宁说是很坏的时期。虽然个人是满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在70年代，这种正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骤然发现了在他们个人的舒适和他们国家的舒适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而且两种舒适似乎同时在减少。当时，通货膨胀是各国**无力的最明显的象征。如果我们附和阿尔特的看法，结果“并不是一种抗议的政策，而是一种令幻想悄悄破灭的政策”。人们不再对政府期望很多。他们压低自己的期望。庞大的国家不是被拆毁，而是被它的公民们所离弃。

    在一些乐于使用分量更加重的词汇的文化里，这类观察导致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各种民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者现代的）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压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过也由于内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机描写的是一种对各种政治机构的怀疑使得这些机构本身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情势。在3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里有过一次合法性危机。在50年代末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许也经历过一种这样的危机，虽然法国危机的确切本质提出的问题，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国令人揣想的问题还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美国导致人们对总统职位设置的广泛怀疑，但是，宪法危机很快就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会发生类似戏剧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罗马俱乐部预告那种未作具体说明的灾难那样来谈论合法性危机，这同样也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问题，也会有变化。在90年代的执政意味着有些不同于80年代的执政，后者又不同于70年代的执政。本过，这些变化的特征，毋宁说，是不动声响、悄然而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难于给所描写的各种进程命名的一个原因。于尔根·哈伯马斯急中生智，干脆称这种现象是新的漫无头绪；至少在这一节里，我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观点。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面对扩大公民权利的要求失灵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彻底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不曾有过。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怀着论战的意图，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国家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务，新任务要求愈来愈高的税收和愈来愈多的官员，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守夜人守护着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则睡安稳觉，毋宁说，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施主。施主没有一时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们最终是臣仆？这就导致了被米歇尔·克罗齐（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称作为国家职能“超负荷”的状态。这种庞大国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担的一切任务，这永远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说，既要让它完成这些任务，又要它维护自由的宪法了。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尽管有社团主义和附属于社团主义的一切东西，完成这件事情比所能预见的还好一些。然而，后来它发现自己身陷于我们这章里所探讨的种种问题的泥潭里。一种恶劣的世界气候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动荡的社会国家和公民参与的种种矛盾相互结合在一起了。

    对于好些人来说，对这一切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国家干预。然而，即使这种趋势转折的追随者们，当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未曾去实践这种转变。例如，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主义的方案，特别是如果系统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也属于该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话，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军事项目。另外那些把约翰诺·施特拉舍尔的建议推崇到作为一种替代性生活变迁高度的人，同样也没有多少贡献；在作用方面，他们听任统治的权力去发挥，也就是说，听命于多数派的利益和生存机会。因此，漫无头绪起初曾经是（而且也许现在还是）日常的主题。庞大国家还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伴随我们一阵子，虽然公民社会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动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国家的任务重新减缩为定定基调和作为仲裁法官发挥作用。在国家充当守夜人和施主之后，要给国家取一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它将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感觉的鼓动者？成为一位假装控制一切、不过人们偶尔也能甩掉他的导游？或者也许是一位运动员的教练，他同时是比赛的一部分，又负责分配角色和关照运动队的情绪？

    4．后工业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优先注重分析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而不是去推测诸如各种价值之类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在价值的世界里，几乎一切东西都是适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论断，同样也很难赋予它以实质，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驳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直接面对的当前，当然就越不容易回避要去研究人们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感觉、因此能做些什么。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辩解。如果工业意味着生产，而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但是，“后”字的辩护士们的语言则有别的意图。它与认为职业结构里的变化伴随着价值演变的论点有关。对于价值演变，我们已经采用若干方式描述过了，这些方式是不能毫无困难地调和起来的。

    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首先感兴趣的完全是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现代的社会逐渐疏远货物生产，新生的进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现了。这些新生力量首先与知识与信息有关。而且，这些力量及其科学基础已经经过了试错阶段，并且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系统化的程度。反过来，这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扎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正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表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原则的出现”。他们的世界是一种很自觉的世界，如果不说是一种理性的世界的话。“计划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决策场所，它同市场较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们重新阅读贝尔的书，那么，他的基调特别引人注目，毋宁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工业社会的语调，尽管是一种由生产向着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

    虽然这部著作发表于1973年，《后工业社会》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将会认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会作为新的可能的经济增长火车头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它诞生于某种对2000年怀抱的偏执观念，然而这种偏执观念从来没有超出对从前的趋势的外推分析。贝尔是当代最敏感和最杰出的社会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1976年，他又为从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这里，他立论道，社会结构虽然可以称作一种“技术-经济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决定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最后却毁灭于一种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生活，而销售会鼓励铺张浪费。经济还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则是由松弛的（和毫不紧张的？）乐趣和娱乐决定的；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娱乐相联系着”。

    这些由贝尔在70年代所暗示的发展，80年代达到顶点。10年的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花销过去积攒的储蓄。在股票交易所里，还在进行期权和期货的交易，而这类未来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成为面前的东西。推迟消费意味着人们今天劳动，为了以后某个时候享受成果，而现在新的气氛是先享受、（也许）后劳动的气氛。而且，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气氛，甚至是一种时髦。倘若没有缔结愈来愈复杂的信贷协议，个人的生活也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也好，都将无法维系。于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专家看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有更多的灾难。他们以企业破产、银行丑闻、和股市暴跌的例子为证，然而，他们最终很可能将会同他们在罗马俱乐部的先驱者们一样走入歧途。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文化态度会有所变化。

    而且，由新教伦理向着享乐主义的转变，不是一般与“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惟一的演变。不如说，还有罗纳德·英格尔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个“静悄悄的革命”，它同样也发生在70年代。英格尔哈德喜欢把他的各种结论与罗马俱乐部的难题和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在其核心，他干脆断言道，在西方的社会里，有一种缓慢的、然而肯定无疑的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向“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转变。“西方社会公众的价值业已从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物质舒适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多地强调生活的质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区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的人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这也许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与和平之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迅速传播，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尔哈德没有用这些话语，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人们可能怀疑，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否足以作为证明的手段。事实是，英格尔哈德的“物质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和“后物质实利主义”（Postmateriasmus）的关键概念仅仅各自涵括和归纳了6个调查项。而且按照英格尔哈德的理解，“物质实利主义”既包括偏爱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经济稳定，而属于“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不仅有对爱美，而且也有言论自由和更强烈参与政治进程的愿望。此外，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既在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和美国，“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在等级排列上排在“非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之前并保持若干的距离。在1973年，除了丹麦和卢森堡以外，反对通货膨胀到处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丹麦，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