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概念既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应用于苏联，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意义的，更不用说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倘若前苏联各个部分或者中国在数十年间建设为发达的国家，那么，它们也将会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犹如在它们之前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做过的那样。
在一个方面，阿隆是一位关于两种制度趋同的非凡的理论家。他处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几乎把它们彻底分开。于是，他能够把他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无限信仰，与期望一切工业社会都将会发展出经济和社会的完全类似的——如果不是说相同的——结构结合起来。这里所建议的对这类假设的修正，适用于阿隆的立场的两种因素。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过于高估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而过低地估计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在5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阿隆并未犯过一个这里不得不谈一谈的错误，即认为制度趋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共同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道路，能够为一种和平秩序奠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两种制度据说都有其好的和坏的方面，因此认为最好是把两者的好的方面结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直至能确保相互消灭、亦即直至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消灭并消灭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核威慑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国内事态的发展所取代。这也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赖以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趋异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关于把趋同作为纲领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认为，由于80年代下半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值得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种纲领从其胚胎开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种自由，尽管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由的表征形式变化多端。此外，用制度进行思维，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如果在现实社会里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求扩大应得权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机会，那么，就应该扩大应得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扩大供给，那么，为此就必须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些机构，它们许可做在某种既定的情势里认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数人不再想要了，它们又许可放弃不干。至关重要的是开放社会。
这不是相对主义。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战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暂的开放阶段，冷战阻挡住很多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种前景。它导致了价值的物化，因而也处处危及了自由的条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恶的王国和善的王国。但是，通往这种发现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主题。
3．民主的阶级斗争
现在，是我们回头论述战后时代发展进程的时候了。现代的社会冲突与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选择机会的世界里为所有的人争取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冲突要用社会的归属性来阐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开，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情势的烙印。为了理解这些条件和情势，必须谈谈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隐藏的再分配日程，谈谈各民族的经验的丰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分析的线索。它们可以描写为这样一类国家。1948年，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和协调欧洲的复兴重建，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当这个目标得到实现和欧洲变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部分之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改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在1961年创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时，它承担的使命是，“在成员国里实现最高的和稳固的增长和就业水准，实现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样的程度适用于所有这些成员国，我没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国家里，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
此外，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S．M．李普塞继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维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是简明而中肯的。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这种提法是否还适当的问题。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的第二个系列讲座里）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斗争”，而且与此相反，谈到了在处境较好的人和处境不那么好的人之间的一种健康的“抗争”，虽然他也强调，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相互区分为争取应得权利、尤其是为争取公民权利的伟大斗争和让那些已经享有充分公民地位的人逐步得到再分配的要求，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因为更深刻的对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辨，为了民主的抗争也还要坚持阶级概念，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50年代，很多作者忙于研究令事物达到这种新的水平的进程。当特奥多尔·盖格尔写作《熔炉里的阶级社会》时，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民主的进步。资本和劳动原先是相互间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但是后来，它们愈来愈多地建立起它们的相互关系。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包括关于调解和排解对立的程序的谈判，被纳入一个完整的、由劳资双方协定的或者由法律规定的规则体系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被承认为劳动市场上的合法原则。盖格尔把这个进程称为“阶级对立的制度化”。
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制度化的过程具有某些政治后果，其特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政治集团，在边缘状态下是两个政党，相互为争取多数的选票而搏斗着，人们对此业已习以为常。一方毋宁说是改良派，而另一方毋宁说是保守派，一方毋宁说是应得权利派，而另一方则毋宁说是供给派，双方的任何一方原则上都没有攻击对方的偏好，或者哪怕是企图撤销对方的决定。大不列颠提供着最明确无误的范例。工党1945年获得竞选胜利，并且进行了广泛的改革；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四位首相当中的一位告诉人们，“你们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最后，工党又掌权，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一项“技术革命”的纲领；1970年，保守党人获胜，爱德华·希思提出了经济计划和欧洲纲领；1974年工党又上台，而且一直掌权，直至撒切尔夫人战胜哈罗德·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李普塞指出，这个模式也可以应用到美国身上，在那里，1952年、1960年、1968年、1976年和1980年，美国总统的党派属性发生变化。法国的经验没有这么清楚明确，部分是因为戴高乐的角色不能直截了当地归入传统的党派范畴进行描写，部分是因为法国有过几届联合政府（以及最近一个共同执政阶段），然而，在法国这里也发生了变化。1969年德国的“权力更迭”具有比所有提到的变化都更加富有戏剧性的特色，在这里，最初在1949年至1953年阿登纳的几届政府里，以及后来又在1982年“转折”之后，一个小党，一个第三政党，通过它决定参加联合政府实现了多数；然而，德国的经验也表明民主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变化形式。
这类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值得一提的理论上的外推法的运用。首先在美国，约瑟夫·熊彼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政治上去赢得了一些追随者。借助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sozial
choice）理论，民主的经济理论得到发展，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党派的几乎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领袖们和他们的组织仅仅是一些企业家和企业，他们行动在一个特别的市场上，这个市场里的成就就是用选票而不是用美元来衡量的。各个政党把各种可能期望赢得多数的纲领拼凑在一起；如果它们当选了，它们就把纲领付诸实施；同时，它们必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特定的利益；这就为反对派提出一种与新的情势相联系的、因此是一种不同的一揽子纲领计划提供了机会。舆论研究取代着思想意识的位置。政治归缩为争取选票的竞争。原则上讲，这种游戏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群体团结约束、即阶级约束的地方，还只有各种个别的主题，把这些主题结合起来，是一个实际效用问题，而不是社会必要性问题。
这种理论的创始者们也许也不会否定，它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进程的描绘总是一种夸张。甚至在美国，虽然很久以来政治就为经济或者供给主题所控制，也有一种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和一个鼓吹自由的共和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在欧洲，还一直允许人们根据公民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处境对选举行为作有用的预测。此外，民主的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副作用，它对控制旧的阶级冲突不得要领，而且夸大新的情势的稳定性。
在特奥多尔·盖格尔的分析里，已经展示这些副作用之一种。在他描述阶级冲突的制度化之后，他转而提出一个在他的时代（1949年）听起来令人惊愕的论点。即他断言道，那些把他们的对立关系制度化的人，不仅因此而使对立关系丧失锋芒，而且同时建立了一种卡特尔，以便捍卫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关于应该如何瓜分供给这块大蛋糕，缔约的对手双方可能会依旧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蛋糕是他们的，他们要瓜分它。因此，那些不属于这个卡特尔的人，是真正的牺牲者。“与收入获取者同货物生产的差距相比较，贫困在增长着。”这显然是一种受时代约束的论断。盖格尔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显然的曲解，才能找到他所谓的“纯粹的消费者”。如果他已经认识到“生活各领域的差距”的思想，那本来对他会有所帮助的。后来有些作者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挽救阶级理论废墟的若干残余。即他们断言，重要的新的冲突既不太触及所有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范畴，也不太触及一切人或者很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空气和水受到污染，那么，对使它们纯净感兴趣的就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这种兴趣会导致很多人提出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一种涉及课题、而不是涉及阶级的政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盖格尔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一种到处都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或者民主化的事态发展，即社团主义的发展。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是组织，方法就是意见一致。人们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人行动的——在这方面，民主的经济理论也是不够充分的，而是作为多种形式的政党、工会、社团的成员参加行动的。斗争是由这些团体开展的；然而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斗争。毋宁说，这是一种某些组织多层重叠在一起的卡特尔。这些组织不断发展新的程序，把它们的特殊利益纳入政治进程。同时，它们发现，把大蛋糕置于监督之下是它们共同的利益。这当然是一块供给大蛋糕，不过在它的背后是通过所有权利要求者之间的协议对权力进行监督。最后，政治党派、经济团体、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包括要求代表“纯粹的消费者”的团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构成一个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团，它们发现，如果它们不参与，将对它们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谁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的，虽然对于那些一定必须知道的人来说，有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对于那些很乐意知道的人来说，有政治学家。
民主阶级斗争的社团主义的反常行为的风险在于，这种反常颠倒会带来僵化，而不是灵活运动。社团主义太过于容易同官僚体制进行结合，而二者均剽窃自由的宪法的本质核心，即不必革命也能实现演变的能力。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角色，成功地挤进这个有组织的利益的卡特尔。因此，很多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把环境保护者排除在外。然而从根本上讲，社团主义从民主进程中获得生命。协议取代了辩论，意见一致取代了冲突。
这样一类提示可能引导我们走得太远，走向不同的方向。毫无疑问，这里所描绘的情况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日子。传统的阶级冲突退居幕后，即使对它们的回忆、而且有些地方它们的现实还继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由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来代表，各种团体在事物的秩序里都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想方设法，只让少数人被完全遗忘。事物的运动虽然缓慢，但是，也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更迅速的转变。关于游戏规则和内容的广泛的意见一致，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这种意见一致的主要特征，民主的经济理论作了很好的描绘。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应得权利政策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还了。诚然，过去和现在都还一直有着把公民权利扩大到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群体的热烈要求，不过，即使这类群体的边缘地位也还证明，已经谈不上进行伟大的历史性斗争，更谈不上存在一种革命的潜力了。通过夸大和夸张而竭力把统计上的不平等变为政治的大辩论，这类企图补益甚少。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个供给的世界；在它发生各种冲突时，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并非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哪一个政党执政，从根本上讲，并不十分重要。
这类说法可能会使思想更加激进的读者感到震惊。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在前面要求有一个精确的阶级定义之后，我在这里谈“阶级”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不是说不准确的话。阶级是一些范畴，其成员们在统治结构里拥有一种相同的地位。它们典型地或者当权掌政，或者没有，因此，它们相互间处于一种冲突的关系之中。如果冲突涉及到应得权利的话，这类冲突在政治上就具有传染性。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同时也是阶级冲突的历史。这适用于资产阶级为争取法律面前平等的斗争，这同样也适用于最近为争取社会的公民权利的斗争。倘若人们睁着眼睛，洗耳恭听，看看世界，谁也不会严肃地论断，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这些权利都确实普遍得到保障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新的应得权利问题。然而，如果有人不愿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种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力量业已丧失其能量，因为它想确立的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了，那将是奇怪的、扭曲的看法。
公民的身份地位是进入这个进程的关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成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那一时刻，社会的不平等和政治对立就具有新的形态。人们再也不必同其他处于同样状态的人一起，去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了。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在派系林立的、然而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扩大、至少保持他们的生存机会。不仅是旧的阶级归属性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产生了新的团结，这种团结囊括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说五分之四或者更多的话。在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别，包括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获得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进入平等。新的阶级是公民阶级，如果允许有这种荒谬的措词的话，不过，至少是多数派阶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章是以深刻的和潜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开端的，在经历了严峻的和痛苦的时刻之后，它导致了民主的或者制度化的阶级对抗的受到约束的冲突，结果是形成一个多数派阶级，那些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因此能够抱有希望，不必根本改变现存的结构，就能实现他们的很多生活意图。
4．1968年
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最近的政治史上，有一个年份特别引人注目——1968年。这个年份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象征的；而且，它与在不同国家里的不同经验相结合在一起。在美国，约翰逊（Johnson）总统在社会成就、国内动荡和政治不安定的爆炸性的混合气氛中，结束他的任期。他出任总统，推行了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他使国家愈来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越南战争把美国推入到一次最危险的宪法危机之中。在欧洲，在1968年，是否能由政府治理，或者用欧洲大陆人的更具戏剧性的语言来说是政府治理是否有合法性，成为公众讨论的题目，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合法性首先与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能力相联系起来。在法国、德国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这个题目首先被冠之为“民主化”。这一部分意味着要实现赋予所有人公民权利的许诺，但是一部分也意味着人们迫不及待的固执坚持必须也能行使参与权利，认为这样才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必须敢于推行更多的民主”，1969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他出任联邦总理时的第一个政府声明里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主不仅是一种状态，一部宪法，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和美德。
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1968年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生骚乱是政治骚乱的先兆，学生骚乱从伯克利蔓延到伦敦经济学院，继而蔓延到巴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有些地方，高等学校改革似乎是主题，至少对于那些误解时代特征的人来说，是议论的主题。雷蒙·阿隆也属于他们之列。他从未彻底从他在5月巴黎的激荡的日子里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其原因可从一句惟一的、悲哀的说法中看得一清二楚：“古老的巴黎大学是应当寿终正寝了，然而不应当像1968年5月那样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些时候，人们的确不能立即对事物的进程表示赞成或反对。变革的能量十分强大，以至于它们必然会启动事物的进程，甚至连改革家们本身都不能控制这类进程。也有可能，1968年的革命，用阿隆的话讲，是introuvable，即不易发现和捉摸的，难以作详细的描写，但是，它具有那些大雪崩的很多特征，一场雪崩如果开始发生，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加以阻挡。
阿隆本人感到遭受1968年的打击，甚至几乎被伤害。当他说出，巴黎大学应当寿终正寝了，也许他心口不一，别有所指；他想说的是巴黎大学会在改善了的形式下重新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对于他来说，旧的大学的死亡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个人的损失。这也适用于很多欧洲人，尤其适用于那些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才在大学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德国有些人认为，对于谋杀旧的大学，我也一起负有责任。从历史上讲，这是错误的。当我主张把“教育作为公民权利”和参与制订高等学校向此前受忽视的群体开放的纲领时，对我来说，这只事关进入机会。我的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不过，在实际的政策上，这类区分无法坚持立脚，至少在欧洲大陆无法坚持下来。大浪淘沙，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冲刷掉那些改革派，他们曾经相信，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界线能够保持久远，相信可以存在没有民主化的民主。
阿隆对这些事件的经历，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中，一直在折磨着他，这个经历是一种承担义务和保持距离心态的奇特混合。当1968年5月第一周骚乱的大学生们占领了大街之时，他沉默不语，未发一言，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拒绝在电视台上露面。“面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我根本没有把握该说些什么。”5月14日，他启程前往美国讲学。（戴高乐于同一天赴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然而，他很快就不再能够坚持滞留远方，而是飞回了法国。（戴高乐也缩短了他的访问，并且开始他自己若明若暗的哑谜，包括匆促飞往巴登－巴登，以确保马舒将军及其部队的忠诚。）阿隆返回巴黎之后，首先感觉到的是他后来所描写的愤怒，一种粗暴的愤怒，“愤怒程度比我从前所亲眼目睹的还要大”，这有几分说明了这位伟人的品格，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成为柏林焚书的见证人。他试图把在他眼前展现的“精神病闹剧”，作为一种“革命的闹剧”而不屑一顾，而不去承认其中含混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变化；不过，即使是这种低调处理的尝试也仍然是不很可信的。在他的稍晚的年代里，人们越是经常向阿隆谈及这些事件，他的痛苦回忆就越是沉重。也许在1968年5月的那些动乱日子里，阿隆的世界就到了它的尽头。
这说起来容易，要说明理由阐述清楚可能就不那么轻巧。时至今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1968年的看法还众说纷坛，意见不一。它曾经确实有过什么样的含义？它是经济奇迹所造就的、新的富裕阶级的娇生惯养的孩子们所进行的暴动吗？它是公民揭竿起义，反对那些还不理解臣仆时代已经终于一去不复返的政府吗？它是那种随后很快就席卷西方各国社会的价值演变的初次爆发吗？它仅仅是使得太久保持不变的机构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现代社会改革的一个阶段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最终正确的答案，不过，有了一段时间间隔，今天也许可能作出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
战后的时代是一个让更多的人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倘若在为大家争得的公民权利里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反过来，人人都拥有公民权利，这部分是从前斗争的遗产，部分是战后年代社会契约的结果，以及部分也是供给迅速增长的平行产物。不过，量的和经济的进程开始愈来愈甚地主宰着局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变成为一些“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这使得好些人希望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在60年代，很多人要求进行改革。“建设之后要改进”，这是当时的口号之一。要求社会变革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并不总是很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担当着这种要求。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不仅用言论和文章来表现60年代的改革运动，而且他们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并且把它引导到一些目标上，同从前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相比，这些目标具有一种毋宁说是学院式的性质。
在各种要求都集中到大学身上的地方（这适用于很多欧洲的国家），上述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而在涉及此前受到忽视的少数人的权利的地方（例如在美国），这种情况起的作用最是微乎其微。公民权利的最后一次大扩展，可能是60年代社会运动力量所实现的最重要的变革。其他的一些变化更微妙一些，我们把这些变化描绘为学院式的，但绝不应该因此而小看它们的意义。在很多欧洲的大学里，权力无比的教授们从他们的台座上被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者之间的协作原则。在德国大规模的群体大学里，这种原则在机构设置上得到表现。至少有一段时间，有关教师、大学生和其他的从业人员属于同等级别的幻像，像幽灵似地在德国的群体大学里游荡徘徊。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追随这一事态的发展，变成为辩论的场所，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aggiornamento）受到梵蒂冈宗教会议的强有力的推动，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对类似的压力作出反应，直至把圣坛从它的遥远的高处移到某些现代教堂的中央，以免忘却信徒们对普世教会主义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国家对刑法和刑罚执行的通过，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希望受过刑事处分的人重返社会，以此取代较早的惩罪和威慑原则。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个人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不能让他们个人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人格化的统治丧失了它的光芒，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失去了存在理由，甚至在像军队（“穿军装的国民”）或者工业企业（实行“共决制”）这类难以想像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机构设置里也同样如此。
时代精神浸入到其他的政治领域。在很多国家里，社会政策又被继续向前推进一步，直至由对共同体承担义务取代个人的首创精神。至少在欧洲，这证明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特别是在好些国家里，是在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时候，才迈出这一步的。在我们今天在这里归纳到的1968年这个年份的东西当中，有很多并非必然在那一年发生。它们在较早就开始了，而且继续深入到70年代。社会国家的值得骄傲的大厦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风暴威胁着它的基本结构之际，被涂上最后一抹灰浆。（目标）实现的岁月同时也是威胁日增的年代。只有在少数的国家里，通过70年代的试验，成功地挽救了“1968年”所推行的国家调节和系统性再分配的措施。
这里所说的（目标）实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实现。这种意见一致是多数派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建立这种一致，持续了一个世纪，犹如形成这个阶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长。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一切成分，都涉及到在一个富裕的世界里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它们首先包括在一种受到社团主义抑制的民主制度里的一个强大的、然而是善意的国家，包括一种受到政治影响的、然而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这种经济除了得到若干的支持和保护外，听任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去摆布——以及包括一个广泛团结一致的社会，广泛团结一致是通过应得权利和累进税实现的，两者体现了人们在普遍自由的状态下对平等的一部分普遍偏好。这听起来很复杂，而且要求很高，然而，这也还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社会民主主义意见一致的本质包括它寻求一种合理的均势平衡。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魅力之所在。因此，它满足着很多不同的利益。因此，多数派阶级对它是满意的。因此，它是易受伤害的。
因为我们的分析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的终结。有些人认为这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我能理解他们。“我一再扪心自问”，维利·勃兰特在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告别演说》里说道，“那些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世纪已经过去了的同时代人，他们记住的是什么样的数十年啊。难道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大危机和新的生存威胁，都视而不见吗？”写这篇随感录的同时代人，肯定没有忽略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他也并不怀疑，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提供着一种人道的和合理的政治前景。要阐明未来属于这种前景的一边，那就更为困难了。社会民主主义寿终正寝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突然丧失其意义，更不是说，各国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赢得选举（虽然很多社会民主党已经感到在80年代要得胜比60年代和70年代更困难了）。毋宁说，这个论点意味着，一股历史的力量业已丧失了它的能量。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主宰局面已经长达一个世纪，而是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它已最后胜利了。伟大的社会力量死亡于它们胜利的时刻。如果未来不再属于它们那一边，它们的寿终正寝就临近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罗德·威尔逊企图剥夺英国保守党人认为他们是“天然的执政党”的要求。之后不久，工党就输掉了选举；然而，威尔逊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是对的。一切政府不管它们的执政党的组成状况如何，有一个时期都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在国家、混合经济和从摇篮到棺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行善角色方面，它们也统统都体现了多数派阶级的意见一致。1968年象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然而同时表明是结束的开始。仰仗多数派阶级和社会民主政治十分合理的意见一致来进行统治，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们可能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在那些刚刚为自己获得了自由机会的国家里，它们甚至是伟大的希望之所在；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必然希望自己不会让80年代和90年代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碾碎。然而，1968年以后出现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现代的社会冲突的场景和题材。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