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中的题材,这本德文版书是成熟版本,已经绝版。论文集《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Pfade
aus Utopia;1967年)也属于这个范围。从那时以来,我曾开始作种种尝试,搞些政治理论,例如《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1979年)和演讲集《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85年),不过也在对自由党人的政策的具体建议中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88年比萨国际自由党人全体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文件,可惜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反对票(之所以要可惜,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东西往往是不值一提的)。现在,社会科学之女王是社会分析,严密的理论、规范的意图和历史的贯穿,统统都编织到社会分析里。10年前,我就开始尝试从事社会分析,开始写出了一部很长的文稿,书名为:《黯然失色的现代精神》(Modernity
in Eclipse)。写到几乎500页之后,我中断了这项工作,而这样做是对的;那本书再写下去,会发展成为荒唐之物,不合时尚,从错误的观察角度出发,会令现代精神变得昏暗无光。我希望,这一切将不再适用于这篇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