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的损害。而且，该报常有一个“诗人园地”，布拉姆威治和琼斯经常投稿；他们所投的诗稿（经常用宪章赞美诗的格式）嗣后被编成《莎士比亚宪章赞美诗集》，在集会上演唱。

    这使我想起请你更正尊著《宪章运动史》第203页中的另一节。你说，“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云云，我没有创作过这首歌曲，一行也没有写过，也没有给它题过名。这支歌最初刊登在《北极星报》上，据说是威尔士的一个女宪章运动者的作品。莱斯特的一个工人（瓦伦丁·伍利）首先给它谱曲（说得更确切一点，将它谱成一种和声歌曲的一节）；我们采用了这个曲谱；我在集会上经常推荐它，这确实不假——不仅如此，我走到哪里，就把它推广到哪里，不论在莱斯特郡的乡村里，或在谢菲尔德、诺丁汉等城镇。

    现在关于我依附奥康纳的问题，容许我再说一两句。这种依附是群众教给我的。但我并没有教他们这样做。我确信，他们对宪章运动不抱什么希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奥康纳通过他的书信，通过我在莱斯特居于领导地位时期他和我几次见面时的谈话，也博得了我的敬爱。后来，我有理由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但在我所指的这个时期内，我认为，团结是宪章派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群众依恋奥康纳，将他当作领袖，所以，我就仇视一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们煽动不团结。因此，我反对奥布赖恩。遗憾的是，我的反对言论没有以最公正的态度表达出来。后来，我已向奥布赖恩道歉；并且已向莱斯特的群众公开表白，我认为我们对他犯了错误。关于奥布赖恩是否能原谅一个已经承认的错误，我就不敢断言了。请容许我更正你书中有关我对待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你在第203页上说，“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请你相信，如果我曾经想使群众“懂得”这类的事的话，他们一定会在街上向我扔石头。如果象你所说，我在莱斯特掌握着“一个国王的权力”，那么，你会相信，这一定是由于我教导并实行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原则。不，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即便在同奥布赖恩等人进行激烈斗争时，我也是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导演。正因为如此，在一切时代里，在每个国家中，不管规模大小，一个具有声望的领导人才能保持他的领导地位：他的气质、品性和能力，通过敏感的同情心和坚强的意志，使他适宜于做群众的代言人和助手，姑且不论其目的是好是坏。

    关于斯特奇先生，我想许多人已经知道，很久以前，我已表示遗憾，不该由于误解而说他坏话。我现在实际上已赢得他深厚的友谊；我确信他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文森特，我始终没有道歉：我仍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咎由自取。可惜得很，你竟让那个自称“威廉·迪安·泰勒”的人玷污了你的大作。“泰勒”不是他的真名：他冒用这个姓名，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否则，他必将因所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他是历来钻进宪章派队伍中的一个最卑鄙、最缺德的坏蛋。小菲尔普，我敢说，不妨称他为“孩子”；他的容貌那么娇嫩，因此，许多人称他为“女宪章派”。请你相信，我从未向这样一个顽童“几乎下跪”。当你提到他的“声调沉着大方”，这就使我联想到从前有人说过的“一个长舌妇的仪态”。

    我这封信写得比原来打算写的长多了；虽然如此，我还希望你会在尊著的附录中给予发表的机会。我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要求。我一生只见过你一次；但那次会见（在莱斯特，当时一切正处于骚乱状态），使我对你的才智和正直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后来通过别人有关你的报道，这个印象更加深了；我确信，你不仅愿意，而且一定渴望对你在编写大作《宪章运动史》的工作中所产生的一切无法避免的错误说法，予以更正。

    托马斯·库珀敬启

    库珀要求刊登上述信件，并且假定这个要求不会遭到拒绝，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保卫自己不受别人的攻击，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我们自己要求享有的权利，却拒绝给予别人，我们就应当受到鄙视；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很难从那些以民主外衣伪装自己的无情的诽谤者手里获得这种权利，而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公道，看来与俄罗斯皇帝或那不勒斯国王所理解的不相上下。我们极愿证实库珀和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公正无私的。至于他在该城镇居住时期所作的牺牲，除他本人提出的证明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在他和宪章运动的关系中，我们从未把他看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鼓动家；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人物。我们没有提到他所办的报刊和学校，这是一个遗漏，但也并非出于故意。关于那个时期莱斯特的游行队伍，看来我们把两个不同团体——宪章运动者和失业工人——混为一谈了，虽然在许多事例中，他们无疑地是同一批人。我们不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1842年春季，我们恰巧在莱斯特，曾到库珀家去拜访，但他却把这件事忘掉了；实际上，我们和他一同步行去参加陆续举行的两次群众集会中的第一次，据预告，奥布赖恩将在这些集会上演讲，而且当晚同他一起坐在演说坛上。当时我们和奥布赖恩尚未相识；但在晚间，我们正想对库珀进行规劝的时候，比达姆却拦住我们，不太礼貌地对我们说：“别管他；他知道应当怎样做。”当天晚上，我们在库珀家里看到一大批半饥不饱的群众来到门口，然后各自散去。这天晚上，库珀显得非常忙碌。率领这个队伍的人戴着军帽，穿着红色外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套军服不是仿造的。但停留在店铺门口接受店主们布施的，就是这些队伍；从库珀的来信看来，他和这些队伍并无关系；然而，参加我们所见到的那个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却走进库珀的家里，包括上述乔装军人的领队在内。关于《自由雄狮》问题，一般印象认为这支歌是库珀创作的。这无疑地是由于库珀把它收入他的赞美诗集中而引起的；多数歌曲和赞美诗都注明作家的姓名，而这支歌却没有，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他是作者，尤其因为在他所参加的集会上，这支歌唱的次数特别多。我们曾说，库珀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对群众说过，他们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听从他的命令；相反地，由于他态度威严，具有左右他们的力量，因而始终可以保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无意用任何评论来损害库珀。我们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对任何人采取不公道的行动；如果我们有关某些人的言论显得严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别人采取了不公道的态度。我们对不公道行为怀有强烈的、永不消泯的愤恨，这就造成了我们表面上的严峻态度，却并非由于我们对某些个人怀有任何报复心理。一个民主人士对另一个民主人士的一切不公道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民主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对这种不公道行为展开无休止的斗争，且不论将来会有什么结局。我们向库珀和读者们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来信广泛地体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足以向我们证实他具有宽厚的性格。起坐在演说坛上。当时我们和奥布赖恩尚未相识；但在晚间，我们正想对库珀进行规劝的时候，比达姆却拦住我们，不太礼貌地对我们说：“别管他；他知道应当怎样做。”当天晚上，我们在库珀家里看到一大批半饥不饱的群众来到门口，然后各自散去。这天晚上，库珀显得非常忙碌。率领这个队伍的人戴着军帽，穿着红色外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套军服不是仿造的。但停留在店铺门口接受店主们布施的，就是这些队伍；从库珀的来信看来，他和这些队伍并无关系；然而，参加我们所见到的那个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却走进库珀的家里，包括上述乔装军人的领队在内。关于《自由雄狮》问题，一般印象认为这支歌是库珀创作的。这无疑地是由于库珀把它收入他的赞美诗集中而引起的；多数歌曲和赞美诗都注明作家的姓名，而这支歌却没有，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他是作者，尤其因为在他所参加的集会上，这支歌唱的次数特别多。我们曾说，库珀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对群众说过，他们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听从他的命令；相反地，由于他态度威严，具有左右他们的力量，因而始终可以保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无意用任何评论来损害库珀。我们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对任何人采取不公道的行动；如果我们有关某些人的言论显得严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别人采取了不公道的态度。我们对不公道行为怀有强烈的、永不消泯的愤恨，这就造成了我们表面上的严峻态度，却并非由于我们对某些个人怀有任何报复心理。一个民主人士对另一个民主人士的一切不公道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民主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对这种不公道行为展开无休止的斗争，且不论将来会有什么结局。我们向库珀和读者们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来信广泛地体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足以向我们证实他具有宽厚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