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并以欧内斯特·琼斯为名誉委员。然而，人民已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决不会轻信琼斯这样一个人的计划，因为他从前一向声称，只要人民尚未获得政权，这类计划是毫不足取的；很明显，他只是为了解决他本人某些问题，才“改弦易辙”的；因为这种突然的转变毕竟令人生疑。这项计划并未奏效。募得的捐款——据琼斯原来估计，每年可达五百万镑——支付执行委员们的薪金还不够，还连累他们倒找十八镑，后来全由其中一人负担了。琼斯发觉他的肥皂泡似的计划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也就干脆打消了，他劝告群众，除捐足偿债的款项外，不必再捐赠了；他举他本人那个想把人民引向天堂的计划所遭到的失败，作为一个例子，证明他们的知识正在日益增长，因为他们比以前更加坚信夺取政权才是实现他们心目中伟大目标的唯一途径。真是无耻之尤！难道还有什么鬼把戏会比这更容易被人识破的吗？
现在甘米奇和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快要告终了。当他在纽卡斯尔时，宪章运动团体通过下列决议。当时的主席是约翰·罗布森。詹姆斯·沃森提出动议：
“本地区认为，为了使《**》成为一份赢利报刊，现在已经到了派一位才能卓越，深孚众望的编辑，按照相同的原则，与欧内斯特·琼斯通力合作的时候了。”
这项决议经抄送给《**》。安德鲁·福冈·贝恩另提一项决议，也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写信向奥布赖恩征询意见，看他是否愿意为《**》撰稿。这些决议的罪过（在欧内斯特·琼斯的心目中，这是一项大逆不道的罪过）立即被推在甘米奇身上。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事，有利于琼斯想要搞垮甘米奇的愿望。全国改革联盟秘书约翰·戴斯曾写信给一位朋友，信中顺便提到琼斯正保管着为了给奥布赖恩赠送纪念品而募得的几笔款项。上述友人把戴斯的信解释为对琼斯的攻击，怀疑他是否诚实，琼斯对这件事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可以借此否定纽卡斯尔的决议。《**》上刊出了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当时甘米奇正在罗奇代尔，琼斯的一个朋友向他指出了这段文章。他对琼斯的动机作了一番揣测后，表示不相信这种说法，并说明他之所以不信，自有其特殊理由，而知情人知道在没有充分证据以前最好不要信以为真。根据这些言论，有人将一份捏造的毁谤性文件从罗奇代尔寄给琼斯，他便乘机用来实现他自己的利益。这份文件由五人签署，而实际上在上述谈话时只有一人在场。字里行间流露出恶意诽谤。甘米奇写信给曾接到戴斯去信的那个人，说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要求借阅戴斯的信；但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一周复一周接连发表了琼斯的一系列文章，力图使读者相信，奥布赖恩、戴斯和甘米奇这个小集团正在阴谋败坏他的名声，借此夺取他所经营的报刊。戴斯的一封去信被删节得残缺不全，所披露的只限于适合这位“正直”编辑的意图的一些片断。甘米奇历次自作辩护的信件，有些在窜改原意后才予披露，有些被扣压下来，直到这位编辑先生的毒素有了传播的机会以后；与此同时，这位“正直”的琼斯先生却自命他对待一切敌人始终是光明磊落的。他对甘米奇的信所作的第一次评语是伪善是诡诈的大杂烩。据他说，他渴望彼此间的裂痕得到弥合；但只限于一个条件，就是，被害者必须在他手下做一个卑躬屈膝的卑鄙爪牙；当他发觉他的计划无法实现时，他的恶意中伤简直就漫无止境了。
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即将举行，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使甘米奇不能当选为委员。为此目的，他那胆大妄为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当他发觉甘米奇在执行委员会供职，只会单独对他的选民们负责，而不愿接受象他那样败坏其名声的一个卑鄙阴谋家所给予的不光采的恩宠，这就别无他法，只有对他加以排斥；因此恣意诽谤，不一而足，不仅要他对别人诬赖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负责，而且，还要他对琼斯信口雌黄地竭力诬指为奥布赖恩的一切言行负责。经琼斯的指使，决议从各地区纷至沓来，攻击其他编辑。琼斯不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他曾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这种办法，他就退出该报。他把其他一些人的姓名刊登在报上的显著位置使读者知道，并提议他们为执行委员候选人。他迟迟不发表执行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日期，直到他散布的毒素产生深刻影响以后。但是，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作法，拥护甘米奇的选票依然纷至沓来，反而远远超出琼斯的预料。在投票预定截止时，据《**》的报道，甘米奇获得了超过萧十七票的多数。于是委员会违背协会章程有关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届满六个月举行一次的规定，把选举名册的截止期展延了一个星期；虽然甘米奇当然也是委员之一，却未向他征求同意。然而，这仍未奏效，因为下星期发现他得到五百零一票，而萧仅得四百五十六票。但正当结算选票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名叫安蒂尔的伦敦鞋匠。“喂，”他说，“甘米奇失败了吗？”“没有，”琼斯说，表面上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他已获得了多数。”“他多得多少票？”安蒂尔接着问。“我想大约十九票，”琼斯回答说。“噢，那么，”安蒂尔说，“他失败了，因为我这里有女鞋匠的六十四票，都是反对他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作为证明。此人是一个检票员。“好啦，我得承认我非常高兴，”琼斯说，“这就省去了以后的一切麻烦；因为如果他当选了，芬伦和我都会辞职的。”这六十四票看起来很象一套戏法。人们很久没听到女鞋匠和宪章运动有什么关系了。从上述情况看来，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也能达到目的，那么，它们决不会被交来。琼斯自觉这些选票与体面有关，因此，在下一期的报刊上，未将它们披露；但在再下一期的报刊上，在检票员的决定公布了一星期以后，他才把这六十四票列入据说是迟到的选票册中予以公布；而事实上，对选举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些票数。经检票员认可的其他票数，琼斯十分谨慎，不敢予以公布；但就已公布的票数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被公布两次，目的是要使读者在检点票数时弄不清真相。公布的票数和检票员判定为真实票数之间的差数如下：
《**》公布的选票数/检票员判定的选票数/差数
琼斯759/942/183
芬伦637/829/192
甘米奇435/501/66
萧361/520/159
威廉斯194/195/1
罗伊尔28/28/0
由此可以看出最大的出入在哪几方面。这些数字刊登在全国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所印发的通报中。这个地区所任命的检票员J．默里深信这是欺人的花招，因此，他动议：
“我们既被任命为计算执行委员所获选票的检票员，特此提出要求，凡执行委员所获的选票数尚未公布的，应在下星期的《**》上公布。”
这项直截了当的决议，竟无人附议，于是默里拒不签署检票员的报告；这一行动博得任命他的人们衷心的、一致的赞赏，他们拒不承认新执行委员会。切尔特南地区分会二十三人提出抗议，反对选举延期，声称他们不愿承认这个新执行委员会；同样的抗议来自里彭登地区分会的S．穆尔斯、H．霍兰、J．辛普森、C．萨克利夫和J．怀特利。甘米奇对选举的延期也曾提出抗议；但琼斯答复说，这是经两位执行委员作出的决定，他的抗议最好保留。然而这却是谎言，因为芬伦声明应由他个人负责——与琼斯毫不相干。在整个事件中，琼斯扮演了一个可耻的阴谋家的角色。他对两项送请他刊登的决议所持的态度正是他爱好公道的例证！报刊事件发生以后，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了两次有关他的信件的公众集会，奥布赖恩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整个事件的讲话；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欧内斯特·琼斯先生的行为，如最近三星期以来《**》所表明的，无论对该报或他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耻辱；他对戴斯、甘米奇和奥布赖恩无中生有地进行责难和暗讽，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毫无事实根据——这种责难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激起对他的报刊的同情，从而扩大销路。戴斯的通信被恶毒地加以歪曲——除了他盼望琼斯予以发表的信件以外，他从未给宪章分会的秘书们写过任何秘密信件，也从未用秘密信件或其他方式，说过琼斯什么坏话；琼斯假托有人对他的报刊进行阴谋所发表的全部言论，是一整套无耻的捏造和故意散布的谎言，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对此洞若观火。尤有进者，本会议充分相信——不仅根据有关的报刊文章，而且根据琼斯的总的品格——整个事件纯粹是由于琼斯追求名利的动机而捏造出来的，旨在排挤他所忌惮的正直人士，以便按照他惯用的伎俩，以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向宪章派的公共报刊诈取更多的钱财。”
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的会员们通过下列决议：
“本分会以愤怒的心情在本星期的《**》上看到了琼斯对甘米奇和奥布赖恩先生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和声明都毫无理由，而且没有根据；因为，我们在平心静气、公正无私地研究了当前的各种证据以后，坚决相信，甘米奇先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至于有关奥布赖恩先生的说法，为了对这位先生公道起见，我们不得不宣称它纯属子虚——因为由于本分会和折衷主义学院近在咫尺，事实上，每逢奥布赖恩先生演讲时，总有本分会的会员在场。因此，我们可以说，而且为了主持公道起见，又必须声明，在《**》上对奥布赖恩先生进行的公开污蔑都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最后我们宣称，我们认为，琼斯先生理应本着惯常的公正原则，给予上述两位先生一切机会，使他们能公开地为他们受损害的人格进行辩护，而他在第二个星期以后就决心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撇开不谈，这种作法是不合时宜、不公道而又不明智的。”
上述第一项决议完全被扣压不予刊登，第二项决议仅披露其中四行。甘米奇应索霍区民主主义者和全国改革联盟会员的邀请，前往伦敦。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提出有关《**》、欧内斯特·琼斯和他本人的事件，听众中有些人是拥护琼斯的。
1854年夏季，琼斯又出外旅行，发表了不可宽恕的狂妄言论。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作过两次演讲。听众最多不过三百零七人，他向他们说，宪章简直已唾手可得——无论什么情况也无法阻碍它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成为法律；演讲后，他又在朋友的集会上重述同样的看法。好一个恬不知耻的妄想者！民主主义者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帮大言不惭的空谈家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信口雌黄的狂言和厚颜无耻的臆断把无数通情达理的人拒于千里之外！我们赞赏正直的热忱，却鄙视一个伪装的爱国者的无耻空谈。最近琼斯曾企图凭藉对外籍流亡者表示同情，设法使宪章运动恢复旧观，在伦敦酒馆召开的民众集会上确实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拥护宪章的修正案。此外，在圣马丁会堂又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促进人民之间的同盟，俄国人赫尔岑和其他几个流亡者各自用本国的语言发表演说，他们的演说词后来译成英文。这次集会的主席是欧内斯特·琼斯，而芬伦和G．J．霍利约克是用英语发言的演讲者。
全国宪章协会已名存实亡，因为它已没有正式当选的领导人。琼斯、芬伦和萧经宣布当选为执行委员以后，萧只参加过两三次会议，这并非由于他本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无钱供他作演讲的经费；但是尽管缺少经费，伦敦的宪章运动者却振振有词地责备他没有履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应尽的职责，然后他们却也受到琼斯的责备，说他们没有提供鼓动工作所需的费用，这种责难来自琼斯方面，是相当恶毒的；因为为了维持他的报刊，该会的资金才永无止境地处于枯竭的状态，不可能再有余力供作其他用途。正如该报所揭示的，截至当时止，为了使该报得以维持，捐助的款项已不下八百镑，而琼斯美其名为贷款的一切捐赠尚未计算在内。其中的六十一镑十先令是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者借给他的，他们好不容易才取得他承认债务的收据。该报是一个谜，甚至琼斯的一部分朋友也感到真相难明。举例来说，当该报的业务提出讨论时，琼斯提到沃森出价收购事，据称甘米奇可能知道，麦高恩承印该报，几乎按成本价格收费；而在麦高恩去世以后，该报两次易手，每次实行降低印刷费两镑；因此，麦高恩承印该报，如果照成本价格计算，以后的印刷费必然在成本价格以下。该报存在将近三年，大体上自始至终收支相抵。有一次，琼斯声称，实际上，它一直是可以维持的；但他仍然叫嚷，“必须有钱来偿付欠款；除非立刻筹到款项，否则销路将会再一次减少。”他最后这句话所说的情况倒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欧内斯特·琼斯不是领导一个伟大运动的人物；他有智慧和毅力，但他野心勃勃，唯利是图。他一定要指导运动，否则就把它彻底搞垮。他可能激起人们一点短暂的激情，却永远无法发动一个实际的运动。如果他偶然在短期内聚积一股力量，那也只会使他造成人们在奥康纳掌权时期所遭受的同样灾难，而他模仿奥康纳的一举一动已达到可笑的地步。人民被鼓动起热情，又遭到迫害、监禁和流放——然后重新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鼓动，当然应该致力于比这更实际的效果。芬伦正在全国各地作演讲，但在大城镇中，却没有得到任何重大的收获，在这些城镇的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麻木不仁的静止状态。他是唯一同琼斯积极合作的演讲员。
托马斯·库珀是在1853年初加入这个团体的，然而，由于对社会权利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在甘米奇以尊重的措词而琼斯以十分激烈的语气各自表达了意见后，他便脱离了协会。全国改革联盟在首都存在期间，奥布赖恩每星期在折衷主义学院作两次演讲。一个以树立政治和社会正义为宗旨的民主协会在纽卡斯尔成立，甘米奇是该会的秘书。朱利安·哈尼是同一城镇发起的共和联谊的秘书。这时候，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项往往令人痛心的工作到此结束了。在本书的结尾，让我们把过去岁月里的一部分宪章运动领导人物的姓名扼要地列举一下，并就我们所知，说明他们的归宿。奥康纳1855年在疯人院内癫狂而死。约翰·柯林斯身体虚弱，智力衰退，据我们所知，在1850年与世长辞。阿特伍德在1839年的愚蠢行动以后，离开议会隐退了。威廉·洛维特成为霍尔本区国民会堂的所有人，于1877年去世。文森特担任有关公民自由、宗教自由和共和政体等问题的讲师。道格拉斯担任《伯明翰日报》的编辑，埃德蒙兹是伯明翰市政厅秘书。道布尔戴，《北方解放者报》的杰出作家，1870年死于纽卡斯尔，受到各阶级、各党派的景仰。威廉·希尔牧师在爱丁堡担任某一行业杂志的编辑。韦德医生在1854年以前去世。泰勒医生，前已提及，在爱尔兰去世。罗伯特·洛厄里从事于有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演讲。詹姆斯·威廉斯成为书报商，兼任森德兰市参议会议员。他那年轻、诚挚的朋友宾斯移居新西兰，死于肺病。赫瑟林顿死于霍乱症。莫伊尔在格拉斯哥经营茶叶生意，是当地市参议会议员。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死于1849年。亚伯拉罕·邓肯移居美洲。约翰·弗雷泽以其余年致力于音乐。J．R．斯蒂芬斯牧师在1854年仍是阿什顿附近地区的传教士；而那个托利党奥斯勒则住在诺伍德，虽已年迈，仍在经营一个题名为《家庭》的刊物，所奉行的箴言是“圣坛、王位和农舍”。弗莱彻博士在伯里开业做外科医师。R．J．理查森在曼彻斯特经营书报业。彼得·布西1839年移居美洲，从此就在那里定住下来。约翰·菲尔登1847年在奥德姆的选举中失败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麦克道尔在1853年夏季移居澳洲，在那里去世。R．K．菲尔普住在伦敦，据我们所知，是几份报刊的所有人。贝尔斯托、坎贝尔和梅森移居美洲。詹姆斯·利奇在曼彻斯特经营印刷业。多伊尔，据我们所知，成为伯明翰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威廉·比斯利在阿克林顿经营拍卖业。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移居美洲，但又迁回国内，据我们所知，住在本乡。约翰·韦斯特，在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住在曼彻斯特。阿瑟·奥尼尔是伯明翰一座浸礼会礼拜堂的牧师。克拉克、麦格拉斯、惠勒和狄克逊，据我们所知，都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除最后一人住在威根外，其余都住在伦敦。雷诺兹经营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每星期销路达五万份。比泽尔1852年移居澳洲。托马斯·库珀1892年与世长辞。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曾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士现在都已长眠地下了；另外一批人则移居国外。在前已指出的原因中，这种大量的移民无疑地使宪章运动丧失了许多领袖，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人士以往的行动而不能不深有感触，有时甚至感到痛心。但愿我们永不蹉跎岁月，以免耽误自己学习他们的美德；尤其重要的，愿他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灯塔，警告我们驶离那些暗礁，以免像他们那样往往使自己，而且在短暂的时期内也曾使他们所赞助的崇高事业，触礁遇险。阿什顿附近地区的传教士；而那个托利党奥斯勒则住在诺伍德，虽已年迈，仍在经营一个题名为《家庭》的刊物，所奉行的箴言是“圣坛、王位和农舍”。弗莱彻博士在伯里开业做外科医师。Ｒ．Ｊ．理查森在曼彻斯特经营书报业。彼得·布西１８３９年移居美洲，从此就在那里定住下来。约翰·菲尔登１８４７年在奥德姆的选举中失败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麦克道尔在１８５３年夏季移居澳洲，在那里去世。Ｒ．Ｋ．菲尔普住在伦敦，据我们所知，是几份报刊的所有人。贝尔斯托、坎贝尔和梅森移居美洲。詹姆斯·利奇在曼彻斯特经营印刷业。多伊尔，据我们所知，成为伯明翰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威廉·比斯利在阿克林顿经营拍卖业。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移居美洲，但又迁回国内，据我们所知，住在本乡。约翰·韦斯特，在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住在曼彻斯特。阿瑟·奥尼尔是伯明翰一座浸礼会礼拜堂的牧师。克拉克、麦格拉斯、惠勒和狄克逊，据我们所知，都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除最后一人住在威根外，其余都住在伦敦。雷诺兹经营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每星期销路达五万份。比泽尔１８５２年移居澳洲。托马斯·库珀１８９２年与世长辞。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曾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士现在都已长眠地下了；另外一批人则移居国外。在前已指出的原因中，这种大量的移民无疑地使宪章运动丧失了许多领袖，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人士以往的行动而不能不深有感触，有时甚至感到痛心。但愿我们永不蹉跎岁月，以免耽误自己学习他们的美德；尤其重要的，愿他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灯塔，警告我们驶离那些暗礁，以免像他们那样往往使自己，而且在短暂的时期内也曾使他们所赞助的崇高事业，触礁遇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