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请愿书
英国自从有了一部勉强称得上定型的宪法以后（尽管这个宪法很不象样，请愿就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居民的合法权利。宪章运动的提倡者们，不论是道义派还是暴力派，都认为提出一份内容包含人民主要要求的请愿书是合理合法的事。为了遵照公众的愿望，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委员会负责请愿书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作为统一宪章运动派的第一份请愿书，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种感想下，我们特向读者介绍如下：
“下列署名的受难同胞谨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院诸公呈递请愿书，陈述如下：
“在我们这些请愿人所居留的国土中，商人以善于创业著称，制造者技艺精巧，工人勤勤恳恳，更是有口皆碑。我们的国土美好，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工商业的资源极其丰富。优良的海湾不计其数。内陆交通便利无比。我们安享太平已有二十三年了。但是尽管我们具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条件，又尽管我们都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却饱受公私灾祸的折磨。我们在苛捐杂税的重担下匍匐呻吟，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惶惶不可终日；工人正在忍饥挨饿。资金不能带来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四壁萧然，当铺的库存却堆积如山。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门可罗雀。我们放眼观察，力图找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长期持续的苦难的根源。无论从自然界或从天命方面，我们都未能发现任何原因。上帝以仁爱对待世人，世人也没有辜负上帝的厚遇，只是统治者愚昧不堪，才使这种恩赐如同虚掷。一个强大王国的实力竟消耗于增进自私愚昧之徒的权力，而它的资源由于用于扩张他们的势力也被挥霍殆尽。局部利益有所增进，但是却以牺牲全国利益为代价。少数人为了自身的权利而统治国家，他们对多数人的权利却熟视无睹，甚至以傲慢粗暴的态度加以践踏。人民的朋友们对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曾寄予盲目乐观的期望，以为他们所忍受的种种苦难至少有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能被消除。他们认为该法案是达到高尚目的的一项明智措施，是改善立法的正当途径，同时在立法机构中，群众的意志终于会发挥效能。他们被欺骗了，而且是被人无耻地欺骗了。看起来那么美好的果实，待摘到手中却变成了一堆灰土。修正法案所实现的，无非是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集团手里移交给另一个统治集团，而人民仍象以前一样无依无靠。我们只是从奴隶生活转变为初步有了一点自由，再加上前途仍然渺茫的令人厌烦的生活，这就使我们对自己的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格外感到痛苦。我们敬向贵院十分谦恭地陈述，这种状况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地危害王室的稳定和王国的安宁；如果由于上帝的保佑，由于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种种措施，这种现象得以结束，我们就抱着充分决心，立即把它结束。我们敬告贵院：业主的资金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利润，工人的劳动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报酬。凡是造成食物涨价、金融紧缩的种种法令必须一律废除。征税必须以财产而不应以勤劳为准。多数人的福利既是唯一合法的目标，就应当是政府唯一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求把这种利益托付给人民掌管，这是这些改革和其他必要改革的先决条件，这是充分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方式。每逢国家征募卫国战士或是号召捐献，任何人不得借口贫困或无知，拒绝或迁延这些号召。人民既被要求一概奉公守法，那么我们就要求在立法时毫不迟疑地听取人民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履行自由人的义务；我们必须享受自由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普遍选举权。为了避免发生富人的利诱和有权势者的威逼，必须实行秘密选举。为了充分实施我们的权利，在运用这项权利时必须不受任何约束。我们所要求的是实际利益，不是表面利益，因此，我们要求无记名投票。为了达到有益的结果，代表和人民之间必须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为了便于纠正错误、指导工作，立法和选举的权力机构应当经常保持联系。某些错误若能及时接受公众的纠正，原是相当轻微的，但倘若任其在长期的强迫容忍下因循成习，就可能产生非常不幸的恶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同时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议会必须经常进行选举。因此，我们要求每年改选一次。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那么选择的范围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现行法律强使我们选举那些无法了解或者不太同情我们困难的人为代表——那些已经退休、不再感受业务上烦扰的商人；那些对土地上发生的祸患和纠正方法都毫无所知的地主；或是那些追求议会荣誉，只为博取法庭上声望的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地执行职责的代表的工作是繁重的。代表们继续从事于无报酬的工作，这不公平，也不合理，又不妥当。我们要求将来选举贵院议员时，应以选民的意见作为唯一标准，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在他为公众服务期间，应从国家税收中拨付一笔合理、适当的酬金。迄至目前为止，有关怎样治理这样一个强大王国的问题，一直被互相倾轧的党派当作推行自私目的的试验品。我们已从个人的惨痛经历中体验到这种后果——欢乐无常，有如微光一闪，随即被漫长而黑暗的苦难岁月所吞没。人民自主的政府即使不能消除他们的一切疾苦，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出怨声。普遍选举必将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惟有普遍选举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为此，敬请贵院十分慎重地考虑我们的请愿，作出最大努力，通过合乎宪法的各种方式，制定一项法律，对每个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法定成年男子，给予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规定未来的议会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届议会的任期无论如何不超过一年，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限制，议员在议会供职期间享有应得的酬报。
“请愿人不胜感祷待命之至。”
显而易见，宪章的六点要求中，只有五点被收纳在请愿书中。这是否由于疏忽，不得而知。起草人也许认为代表人数的平均分配（即省略了的那一点要求）是普选权中的必要成分，因此认为没有另提的必要。这份请愿书受到了遍及大不列颠各地的宪章运动团体的承认。如前所述，阿特伍德曾指望有两、三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各民主主义派别一致认为请愿是正当合理的，但它们动机却各不相同。道义派改革家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一步骤会对议会产生相当压力。有些人十分乐观，甚至相信为了尊重舆论起见，请愿书中祈求的事项必然会立即获准。另一方面，暴力派人士对这种结果却不存丝毫幻想，他们参加签名，只是为了给议会再一次蔑视公众权利的机会，从而使人民完全信服，所有这种努力，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徒劳无益。他们甚至宣称，这是他们愿意屈尊签署的最后一份请愿书；如果其中的要求仍遭到拒绝，那就别无他法，只有同**不堪的下院以及选举并支持下院的各阶级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还有一些人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虽不绝对相信议会会承认公众的要求，同时也不完全信服那些要求会被驳回，认为不妨尝试一下，至少不会有多大损害。奥布赖恩在他所有的演说和文章中，劝告人民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他坦率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准备用更有力的方式来做后盾，他们的签名就决不会产生丝毫效果。由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激进分子各个派别决意参加签名。大家一致同意把请愿书连同签名单交给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以便对全文作一次适当的审查，然后重新交给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由他们递交下院。
在道义力量和暴力问题上所发生的不幸分裂，并没有妨碍整个团体为了支持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而把工作向前推进。伯明翰示威大会曾作出一项决议，发起全国性的募捐，其细则委托给当场派定的几位代表加以拟订，于是，这几位代表就照此办理了。大家商定，每一城镇划分成区，每区指派若干募捐员，向公众劝募。他们规定每一千人的认捐总额为两镑十先令，个人认捐的最低额则为六便士。183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定为在全国开始征募的日期。认捐总额达五镑时，应即存入伦敦的普雷斯科特—格拉特银行，记入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和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的帐户。大家一致认为，各代表的个人费用应由各该选区自行支付；但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各项开销，例如房租、邮电和宣传员的酬劳等等。日期确定以后不久，各区的工作委员会立即积极活动。然而，按照一定人口来规定捐额的决议难以执行，因为在有些地区，激进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公众中可以指望认捐的，只有那一部分激进分子。在这项基金的劝募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热情。每天晚上，人们在完成本身劳动以后，便致力于促进这项工作，高高兴兴地接受各方面为响应他们的呼吁送来的不同数目的捐款。他们拨出相当大的款项，充作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经费，因此，某一财务人员在辞职时提出的报告表明，募款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七百镑，除支付截至当时为止的一切开支外，还有余款约七百镑。由此不难看出，在上述时期内，群众的热情足以支持代表们在他们已承担责任予以提倡的事业中作出充分的努力。
在相当时期内，群众集会继续吸引住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注意力，却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干预。尤其是斯蒂芬斯，他每天不断地向拥挤的兴奋的听众高谈阔论，在讲话中使用了十分可怕的语言；对有产阶级说来是可怕的，但听他讲话的成千上万的受苦者却感到非常满意。他在描绘他们的悲惨境况时，甚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富人堆满食品的贮藏室和酒窖，他以十分清楚明白的措词向他的听众说，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通过劳动理应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福利物品，那么，从压迫者过剩的物资中夺回这些东西，决不是犯罪行为，而是完全符合道义原则的。他一再援引圣经来强调这个原则，举出圣经中第八诫为他的立场提供论证。他声称，第八诫“不可偷盗”，对所有的人同样有束缚力，同样有遵守的义务，并尽力证明，在掠夺行为中，富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他们利用合法方式来抢劫穷人辛勤的果实。由此推论，他认为从这些阶级手中夺回剩余的不义之财，是一种合乎道义上公正原则的行动，不过借此收回应得的正当利益罢了。实际上，他认为，容忍富人继续保持他们以极不公道的手段，从陷于穷困的奴隶方面勒索来的财富，就是对上帝最严重的背叛和背弃人类的罪行表示认可。大多数报刊评介了这种激烈言论，认为政府对于容忍这些集会的继续进行，应当负责，这种针对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抨击一周复一周地反复提出，终于促使约翰·拉塞尔勋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1838年9月，勋爵阁下应邀参加利物浦市政当局的宴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下列看法：
“他不想在这样一次宴会上扯起政治问题；但有一个话题同他本人管辖的部门有关，是否可以容许他扼要地说几句话。他提到了当时正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也许有人想要取缔这些集会；但这不是他本人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参与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冤苦可诉，那么他们凭自己的常识就能纠正过来，停止举行这些集会。政府应当害怕的，不是自由讨论，不是无约束地发表舆论。可怕的是，人们在压力的逼迫下秘密结合。这才是可怕之处，这才是危险所在，而不是自由讨论。”
这项声明被认为是政府意图的明确表示。一个政治家对于持续很久的社会骚动给予鼓励，再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然而，报刊继续对政府进行谩骂，斥责他们懦弱无能，唆使人们危害治安。“光荣的第四等级①”中有一部分人断言，他们对危害社会安宁所犯下的罪行，比扇动分子本身的罪行尤为严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若要进行干预，就不得不谴责自己以往的行动，因为他们也是凭借了完全相同的扇动方式才使自己擢升到权贵显要的地位。尽管如此，群众集会暂时仍不受阻挠地继续进行着，虽然挑拨政府提起公诉的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了。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以便就政府应负的责任说几句话。受迫害者往往容易责怪政府采取的一切侵犯人民自由的行动。在许多事例、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的事例中，严厉的谴责往往落到在一出戏中只充当配角的人们头上，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不管一个政府如何**，它只是一个比它本身更大的权威的代表。任何一个内阁，只要违背了下院的意志，就连一个星期也无法存在下去。同时下院如果不能获得选民——换言之，地主和资本家们——的许可也无法存在，而最后这批人才是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原动力；事实上，他们是社会的唯一真正的统治者，他们通过直接表示或含蓄暗示，使政府确切地理解应当怎样做。议会、地方当局和报刊都是为这些阶级表达意志的工具，而报刊一定首先起来敲响警钟。因此，从上述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政府并非自愿出来干预，如果后来它放弃其决心，是在它不断受到它赖以生存的一种权势对它的敦促、吁求和威胁以后才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想吹捧历届的政府；它们再好也难免十分**和**；但是，他们十之**只是它们上面一种权势的傀儡，谁要是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谁就是掩盖真相，以蒙蔽社会的视听罢了。宪章运动一开始，报刊就发泄它的愤怒。最初，它还企图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来掩盖它的怒火，但当公众活动的力量逐渐增强时，它就抛掉了那个假面具，把宪章的原则说成是必将导致一个抢夺成风的时代，并将把人类社会赖以结合的一切藩篱全部打破。上述这些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改革家看出应当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种权势，从而作好准备同压迫者展开斗争，而不要仅向他们的傀儡和附庸喋喋不休地进行舌战。
①欧洲封建时代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即僧侣、贵族、平民。此处将新闻界称为第四等级。——译者
1838年秋季，群众集会开始采取令人可怕的特色。人们在白天一再地举行集会很为不便。他们的谋生之道给他们带来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自愿地蒙受时间上的损失。把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开会，正象在克萨尔猎场上那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但这不是可以经常采取的尝试。群众日益殷切地希望倾吐他们对现行制度的怨恨，但要找到足以容纳大批这样的群众的场所，却不容易，而市政厅又几乎是一向不准借用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久，一个计划便浮现在领导人物的脑际，使他们不再需要举行室内集会了。他们建议举行火炬集会，这对群众更加方便，既省时，又省钱。这种变通办法一经提出，即被采用，在短时期内，工厂区呈现出一系列这种壮观的群众示威景像，这也许是在前一时期的鼓动工作中从未见过的。博尔顿、斯托克波特、阿什顿、海德、斯特利布里奇、利和其他地方，不论大小，都成为这一类宏伟的集会的场所。在所有的集会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聚集在一起，宣誓要献身于共同的事业。这种景象所引起的激奋情绪简直难以想象。要想充分理解公众的热情，必须目睹当时的情景。群众不是单独前往会场，而是在每个出发点集中，到了规定时刻，从那里大批出发，形成一支队伍，穿过主要街道，沿途一看见他们崇拜的偶像，即预定要向他们发表讲演的人们，立即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回声响彻云霄。但在路过某些持敌对态度的报馆门口，或走过一家令人厌恶的官吏或老板的住宅时，则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嘲骂。在火炬的耀眼红光照射下，绘有各种触目惊心的图样的旗帜，形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庄严景象。有些旗帜上面绘着的骷髅正在露齿狞笑，象是一些狰狞的鬼怪，足以使许多崇拜财神的人联想起他们担心的末日即将来临。数以千计的工匠离开工厂后，来不及回家象平时那样盥洗整容，因此脸上汗渍斑斑，肮脏不堪，他们粗犷的外貌给当时的情景增添了光怪陆离的气氛。游行队伍往往很长，有时一队多至五万人；游行路线全程仿佛是一条火炬的长河，万丈光芒，把高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好象是一座陷于一片火海的大城市。集会本身的情景尤其令人恐惧。熊熊燃烧的火炬，不计其数，这种情景本身好象只会更有效地激起演讲者和听众们的热情。奥康纳、斯蒂芬斯和麦克道尔经常参加这一类火炬集会，他们几乎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全然不考虑什么慎重不慎重的问题。扇动人们使用武力的言论成为后二人演说的主要内容。奥康纳几乎在每次演说中甚至都指出宪章将成为法律的日期，并往往在演说的结尾声称，如果宪章在9月29日米迦勒节①未被承认，议会诸公节日的鹅宴就得推迟到30日。斯蒂芬斯毫不踌躇地宣称，统治阶级并不比杀人犯好一些，必须用他们的血来满足公众的正义要求。
①米迦勒节（Michaelmas），英国四个结帐日之一。——译者
大约在这个日期举行的其他火炬集会中，有一次集会地点是在海德镇，斯蒂芬斯牧师是当晚的演讲人。集会的日期是在11月14日晚上。参加游行队伍的不下一万五千人，由一支乐队前导，在闪耀的火炬光影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旗帜，一面旗上题着斯蒂芬斯心爱的词句：
“为了妻子儿女，我们将血战到底！”
另一面旗帜引用了圣经，“没有刀的，让他卖掉衣服去买上一把。”第三面旗上题着，“阿什顿要求普遍选举，或者普遍复仇！”另一面旗上题的字是“别忘了彼铁卢的血腥罪行！”第五面旗上题着一句不祥的预言，“暴君们，相信吧，发抖吧！”无数象征自由的红帽子悬挂在竹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响亮的枪声，这说明参加集会的人们是带着武器的。游行队伍到达会场后，斯蒂芬斯开始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那天他已参加了好几处的集会，所有群众只有一条心，坚决要求他们的权利。他说，博尔顿的治安官们曾拜访军事当局，请求他们莅临公众集会。司令官担保，万一地方政府难于胜任的话，他们一定到场。“但是，”斯蒂芬斯说，“军营里我有一个朋友，他向我保证，如果士兵奉命出动，他们没有一个人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妨把叙事暂停一下，插一句问话：斯蒂芬斯是否会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