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法，缩短议会任期。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附议这个修正案。约翰·拉塞尔勋爵代表政府对修正案进行最坚决的反对。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尊贵的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宣言。罗伯特·皮尔爵士同样也表示决心，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奥康内尔吃里爬外，给政府投了赞同票。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后来被封为男爵的亨利·沃德先生却投票赞同修正案。表决时，只有二十二名议员，包括点票员在内，赞同改革，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
在这以前不久，一个团体在首都成立了，取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名称——工人协会。它的会名虽然没有表明任何政治倾向，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人民争取一份应得的代表权。协会对劳动阶级的势力显得非常珍视，因而不让本阶级以外的任何人对它的事务有发言权。凡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可以被接受为名誉会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协会企图利用集会、宴会和印发的演说词来引起全国对议会改革问题的注意。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最后宣言使议会中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议会之外有了地位。他们常被邀请参加上述集会和宴会；在他们和协会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个委员会被选派出来了，部分成员是议员，另一部分是协会会员，其任务是把他们的意见拟成一项法案，以备将来提交群众集会；法案包含六大要点。这六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他们将这项法案称作《人民宪章》。在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几位激进派议员出席了，并支持了集会的决议。他们也许决没有想到，相当多的舆论竟会支持他们，因为正当这种舆论逐渐加强时，他们的激进情绪却在消沉下去。对这些人物过去的和现在的立场稍加观察，也许不无教益。将宪章递交协会秘书的正是奥康内尔，当时他曾大声说道：“洛维特，这是你们的宪章，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奥康内尔，竟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这个运动，继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恶意的攻击，至死方休。鲍林博士后来接受了政府中一个安闲的官职，在这以前，他对先前所信奉的主义早已变得默不吭声了。以前曾一度激进的沃德先生接受了爱奥尼亚群岛总督职务，一变而为残暴凶狠的恶魔，仅次于那个遭到万世咒骂的海瑙①。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已在现任的联合政府中充任阁员，他目前仍保持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是性质最温和的一种：他现在发表的一些优美细腻的演说与他以前曾在下院引起人们叫喊“安静！安静！”的激烈言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约翰·阿瑟·罗巴克几年来一直在谋求一官半职，虽仍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但在懊丧失意的压力下，几乎已脱离政治生涯。约翰·坦普尔·利德在政界很快地沦入默默无闻的地位，远离祖国前往一个更安适的地方。韦克利也从政界退隐了。沙曼·克劳福德——他们中间最坚定的一员——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汤普森上校晚年变得象布鲁厄姆那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信任；约瑟夫·休姆的民主思想竟然表现为乐于发表长篇大论，抨击报刊，只因它们十分激烈地谴责大陆上暴君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往日为人民群众而进行战斗的那些人物的现况。毫无疑问，粗略地观察一下上述情况，就足以教育人民，在通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道路上，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①海瑙（Haynau，1786—1853），奥地利将军。——译者
在发起宪章运动前不久，首都的协会已经派遣宣传员前往各地，目的是要按照它本身的模式，建立地方协会。从事这种准备工作的主要代表是亨利·赫瑟林顿。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也许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因为他的名望足以吸引所有最重要的激进改革家前来参加。赫瑟林顿不是一个能用雄辩的口才来打动群众的杰出演说家。激发人们的热情所需的必要条件，他具备不多。对于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稳健的论据不产生作用，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会被激烈的演说所感动；另一方面，对于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们，他却能适应。一般说来，正是后一类型的人们成为他的听众。他的使命不是发展新会员，而是巩固原有的会员。他每到一个城镇去访问，都会找到这样的会员。
在报刊拒贴印花的伟大斗争中，他曾大露头角，事实上几次被政府提起公诉，因而使他的名字在激进派成员中家喻户晓。他具有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不顾迫害，蔑视《印花税条例》为废纸一张，这使他赢得了声誉，将劳动阶级中为数可观的比较先进的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有时甚至数以百计。他的粗略而有力的逻辑使每个人树立了信心，而他不加渲染的基本上英国式的幽默，又为他的说理增添了令人愉快的情趣。他的集会多半在室内举行：事实上，从各种原因看来，任何其他地点都是不适宜的。他的任务执行得很好：协会的数目迅速增加了。当然，有时协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余人，但就是这么多人也逐渐发展为很大的团体，很有希望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不小的影响。在有些成立了协会的城镇中，议会议员们以尊重的态度答复它们的来信，有时还屈尊亲自参加它们的集会，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得支持。不错，多数会员并非选民，但也有许多会员属于选民阶级；关心这些会员，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以防万一会出现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竞选局面。没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再被看作无足重轻只配受人鄙视的人了。这就是1838年工人协会的概况。
协会初创时虽然仅确定了有关民主政治的总原则，但宪章的各项细则一旦制定以后，宪章的样本立即被散发到全国各个激进团体。主要的原则既经同意，那么使它具体化的细则就不难获得普遍的赞同。长期以来，激进派一直被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在一些无可争辩的抽象原则方面，他们被认为是卓越的理论家和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们使这些原则具体化的能力却遭到了否定。宪章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否定的说法全无根据。不论人们对这些原则本身可能持有什么见解，但这个文献却可能为法律界最博学的人士增添光荣。不错，它没有夹杂着多少法律术语，也不含有那些使我国的法律如此含混、而且引起法学家们费力思考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它摆脱了这些，才能使它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从而提高了它的价值。
激进派又受到他们的反对者的指责，说他们对法律约束力的见解不够严正。宪章给违反条款者所规定的惩罚，足以表明这种谴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证实了它的创始人是极端重视公德的。这项法案获得了各地方协会的一致通过，但是说来奇怪，半激进派人士却开始抱怨说，大家本来可以同意的总原则受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则的约束，并以此作为遁词，置身于运动之外。这样，不论采取什么路线，左右为难的激进派自觉担当不起这样一项任务：讨好他们的反对者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如果放弃那些细则，他们就被斥为单纯的理论家，做得太少。倘若采纳那些细则，他们又被斥为出力逾分。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也复如此——直到**政权的最后丧钟敲响以后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但是激进改革家们所瞩目的不仅是政治问题。他们确实重视各项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有抽象的公正原则，同时也因为这是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激进派演说家按照这个意义进行论证，他们的言论往往产生极大的效力。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大规模的人民政治运动是否有过没有其社会根源的。人类的主要物质目标在于取得社会享受的手段。如果保证他们取得这些手段，他们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便不大关心。主要教育群众重视政治权利的，是重大的社会罪恶的存在。这条真理已经一再得到了证实。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象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的生活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宪章运动刚开始时，他们对于政权怎样被利用来造成他们的不利地位，在心中也许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他们也许更弄不清，取得了那个政权以后可使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些社会措施的性质。社会穷困的起因就是工人协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