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有效处理环境的机会，因而也就得以生存和繁殖。
可是，我们不喜欢，也不去追求太多的激励，我们更喜欢适度的刺激，而不喜欢太过强烈，太可怕或者太混乱的刺激。这一点也有进化价值：我们和其它物种在中等水平上的激励中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多实验都想证明这一点，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在100秒钟的时间内解决20组很难的变形词问题，而得到的现金回报是很少的。让他们评判这个游戏有多好玩就可以知道他们受激励的水平了。激励程度处于中等的人解决的变形词难题最多。这个原理对每个人都很熟悉。所有那些开车的人，玩需要生理或者心理技能游戏的人，或者那些为别人工作的人都知道，当自己处于无聊或者昏昏欲睡的状态时，都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顶着极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去做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解释性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就是获取能力和对直接环境的控制的**，这种理论最好的证据来自于皮亚杰和其他人对儿童通过游戏和上学进行认知发育的研究。我们在前面读到过皮亚杰相关的一些观察，可是，有一个例子在这里是极合适的。有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儿子罗伦特一片面包，罗伦特把面包扔在地上，摔碎一些后捡起来，又扔到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做，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他连续地抓假天鹅、小盒子和好几种其它的东西，每次他都伸开臂膀让东西掉下去。有时候，他竖直地伸开臂膀，有时候斜着伸在眼前或者脑后。当物件落在一个新位置时（比如落在他的枕头上）他会让东西落在同一个地方两三次，就好像要研究空间关系，然后，他会修正这种情形。
这样的一些活动所得出的明显的满足来自于找到这个世界如何工作，并获得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按照罗伯特·怀特的话说：
孩子看上去好像迷醉于发现他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很令人惬意的活动……在这些结果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保护的范围内，他们会慢慢增强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而可以看作严肃的事情，尽管对他而言，这只是某种有趣和很好玩的事情。
这不仅在儿童时候是如此，在成人阶段，尽管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但我们被迫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而且也增强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可是，这并不能解释有些人寻找对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的答案这种强列的冲动：比如，宇宙的年龄和大小、蜜蜂告诉彼此如何寻找蜂蜜的办法，或者人类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如已故的天才动机理论学家丹尼尔·伯林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好奇的动机力量所写的：
没有哪一种现象像人类的知识那样成为长期讨论的主题。可是，这种讨论通常会忽略对于寻求知识这种力量之下的动机……很奇怪，许多能够激发最为持久的探索，并在找不到答案时引起很大苦恼的探寻，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者紧迫性。人们只需考虑一下一些形而上学者对某些本原论的探寻，或者考虑一下一些喜欢文字游戏的人，就可以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了。
伯林说，学习和理解的**在部分程度上可以由心理分析学说、格式塔心理学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可是，更为完全的解释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林的观点，在好奇的后面，有比对于实际知识的**更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正是由于减少冲突的**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的。使爱因斯坦产生想出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叫做‘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理解为什么他的狭义相对论与牛顿物理学的某些原则过不去。
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在得到有关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的新发现的同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者边缘系统经常是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其中的一些证据有；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般都认为，当某个犯了罪的人听到人们读一些单词或者提出一些问题时，其中的一些是中性的，而有一些又是与犯罪相关的，后者经常会引起嫌疑犯血压升高，皮肤电增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另外一些证据性的症状，并改进了测谎仪技术。有意识的思维会影响情绪——至少会影响有罪的焦虑及其相关的生理症状——这种假定被确认了。
——1953年，一位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研究了五十多个吸大麻的人。他发现，除开其它的事情以外，得教刚开始吸大麻的人注意并分辨他们的感觉，确定何者为“兴奋”状态，并把它看作快乐。兴奋的生理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的意义来自于认知及社会的因素。
——在1958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约瑟夫·布雷迪通过电击使成对的猴子处于常规的压抑状态下。每对猴子中的一只可以通过按下一根杠杆而延迟电击20秒；另外一只猴子的体验与第一只猴子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要么就不被电击，要么按照第一只猴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那样电击。）令人惊奇的是，可以避开电击的猴子会得胃溃疡，被迫的猴子却没有。很明显，第一只猴子的预期和由其能够控制电击的能力所施加的负担产生了焦虑及其**症状。处于电击控制组的猴子很快被称为“经理猴子”，因为它们的情形与人类当中处于高度压力和不断的危机预期之下的的经理们很相似。然而，并不仅仅是预期引起胃溃疡的。当一位名叫杰伊·威斯的研究人员重复布拉迪实验时（用老鼠而不是猴子），他增加了一种警告性的音调，让经理老鼠（但不是被动组）们采取行动。两个实验组都得了胃溃疡，可是，由于警告音调的安全保障，经理组的老鼠比被动组的老鼠所得的胃溃疡要轻得多。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们看到他在一只机械母鸭身上印上野鸭图案）对一些看着不同图片的志愿者的眼睛拍照，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时会扩大，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女人的近照时；女人的瞳孔在她们看到婴儿，特别是看到与母亲在一起的婴儿时也会这样。辨认并评估图片内容的思维向边缘系统发送信号，后者接着就生成了周边及中枢神经反应，即，瞳孔放大和一种性兴趣感觉。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最为难忘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和杰罗姆·辛格进行的。这项实验得出了一个理论，它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沙切特是位直率的人，五官轮廓清晰，他的幽默感十分滑稽，在60年代还喜欢搞些冒险和容易导致误解的实验。我们在前面看到过，他喜欢扮演一个虔诚的信徒，相信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洪水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想到并进行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性的问题。
在回顾了支持和反对詹姆斯－朗格理论和坎农－巴德学说的一些证据以后，沙切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情绪、心情和感觉状态的种类完全无法与内脏的种类相提并论”，而且，跟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和辛格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不能从他们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一种情绪，而必须依靠外部的提示才行。通过这些提示，思维会把身体体验到的东西标为愤怒、喜悦、害怕等等。
为了检验他们的假说，沙切特和辛格清志愿者们同意注射苏普诺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注射的这种药物是类上腺素阻断剂，它会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就跟一些强烈的情绪一样。事先告诉了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这样一些副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告诉。
就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了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呆在一起，他们要填一张5页的问卷。合谋者将他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演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会表演得很轻浮，很蠢，很开心。他会胡写乱画，把揉皱的纸团扔在远处的废纸篓里，只当是“打蓝球”，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又像个小孩子了。”当着其他一些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表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一些问题叫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越问越有污辱性，最后的问题之一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把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们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者反过来感觉多好，多快乐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看见这个合谋者欣快的样子的人也有类似行为，并说他们感觉到了欣快感，而那些看见他很气愤，很愤怒的人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并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在事先告知苏普诺欣的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引发这样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一个人即时解释一种生理激励状态的话，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名字，并以他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认知因素为情绪状态有力的决定因素范围内，应该能够预测到，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以标明为“喜悦”或“愤怒”或“嫉妒”，或者任何叫得上名字的情绪标签，这取决于这种情形的认知方面的情况。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喜欢的新课题，而且使一大堆先前得出的、令人惊讶的发现产生了意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研究，其中一些证实或者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可是，其中大部分确认并丰富了这个理论。下面是这些发现的精华部分：
——沙切特和他的同事拉里·格罗斯召摹了一批志愿者，有些是胖子，有些是正常身材的人，让他们参加宣称是对**反应与心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实验者哄骗志愿者把手表交出来，因为要在手腕上绑电极，绑在他们身上的电极只是个晃子，为的是诱使他们脱下手表。研究者们还在房间里留下一些饼干，并告诉志愿者——他在实验期间是一个人呆着——随便用。房间里面有一座经过修改的钟，要么是半速走，要么是快一倍。过一阵子后，志愿者认为到了午餐时间，不过，这时候尚不到吃饭时间，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还没有到午餐时间，而实际上午餐时间早过了。认为已经过了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比认为还没有到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吃的饼干多些。正常的志愿者吃的饼干是一样多的，不管他们认为到了什么时间。结论：不是胃，而是思维决定着这些肥胖者饥饿的感觉。
——另一个研究小组让一位漂亮的女性合谋者协助研究。当一些男性大学生走在大峡谷上的一座摇摇摆摆的吊桥上，或者走在一座又低又结实的大桥上时走近他们。在每种情形下，合谋者都要编一个故事，是说她为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他们填一张问卷表，并就一张照片编一个简单的故事。她把自己的名宇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每一个男性大学生，这样，当他想更详细地了解本项目时，可以给她打电话。她在很吓人的吊桥上走近的那些男大学生编的故事，比在又低又结实在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编的故事包含更多的性意象，也更有可能打电话给她请求约会。实验者得出结论说，在可怕的吊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把他们的焦虑解释成性吸引的第一个阶段。按照沙切特－辛格理论，这些人把一种外在的提示——这位漂亮女人的在场——看作对他们的生理感觉的解释。
——70年代后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保尔·罗金和德博拉·席勒调查了人类如何及为什么形成对痛苦刺激的爱好，这次是食物中的红辣椒。罗金和席勒采访了费城的大学生和奥阿夏卡附近一座高地村庄的墨西哥人。他们发现，一开始，儿童对红辣椒的反应几乎总是不好的，这就排除了爱好红辣椒的人对这种辛辣之物相对不敏感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这种痛苦感觉最开始的不喜欢会因为母亲的训练和社会情形（特别是在墨西哥）而改变。热灼感觉被认为是所欲求的这种认识会使孩子们慢慢养成对它的爱好——这一次，证据又证明思维决定着一种感觉如何被解释。
——性激励和交配行为在昆虫当中是由外激素（诱引剂）自动激发的，哪怕在哺乳动物中，雌性发热后身体发出的气味也会激发雄性的**和性活动，每个养狗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另外，在许多哺乳动物中，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水平决定着它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交配欲。可是，在人类中，外激素和荷尔蒙水平与**兴趣只有非常有限的联系。大量人类学的，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数据都表明，人类**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知反应上的事情——对特定于各种文化提示的反应。在成千种现有的证据当中，我们仅举三例：
1．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一般是掩盖着的，它对男人有强烈的激发作用；在那些**通常露在外面的文化中，它却不是。同理，在本世纪之交，一位妇女的脚踝对西方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很色情的东西；今天，在像《花花公子》和《龙虎豹》这样一些杂志上，完全裸露的女人照片被认为是半色情的，只有那些清晰地特写阴部近镜头，特别是那些肿胀和张开的阴部的照片，才被认为是具有高度挑斗性的。
2．艾尔弗雷德·金赛对美国性行为历史性的调查是在40年代进行的，并在1949年和1953年出版，该调查发现，女人因为色情材料受刺激的情形没有男人多，可是，三十多年过后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性革命和妇女运动使女人比以前更容易受到色情材料的激发。还有，在金赛的时候，妇女在**中体验到的**普遍没有男人多；可是，到后来进行调查的时候，她们比以前更容易到达**了。
3．一些志愿者在做很难做的算术题时，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些色情材料，尽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些色情刺激，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色情材料而受到激发。很明显，如果要受到色情材料的激发，观察者或者读者必须幻想自己就在行动之中。参加本实验的人太过集中精力于他们要完成的工作了。
心理学其它领域的研究者们早在30年代，主要是从50年代开始，就在提供一些证据，证明认知过程是人类动机及情绪的主要来源。要—一介绍这些繁多的研究成果，需要成卷成卷的书来写。我们在此只选四个例子，并列出少量段落：
一
30年代中期，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哈佛性格研究专家亨利·默里创立了“主题知觉测试法”（TAT），以测试性格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无意识的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学说把这些编成了35种需要：整齐、控制、顺从、进取、贬抑、教育、友好联系（归属和友谊）及其它一些需要。35种需要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激发力量，还有许多是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从这个角度进行过调查的。
也许，研究最深的是成就需要，或者，按照心理学文献中的用语，是成就欲（nAch）。在50和60年代，戴维·麦克莱兰德及其在康乃迪格的卫斯理大学的同事们对有很强成就需要的人的性格和行为及其来源进行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他们的发现有：有很高成就欲的人喜欢能提供具体反馈的工作，因此倾向于选择有可能提升和扩张的工作……成就欲很高的男孩，他们的母亲必定是从小就期望他独立，并依靠自己生活，她们对孩子的限制也没有成就欲很低的孩子的母亲那样多……对23个现代社会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看待成就的价值反映在儿童故事中，并与其最近几年的电力生产的增加有相关关系。
所有这些都指明，取得成就的动机是从一个人的母亲和社会而来的，因此在本质上也是认知型的。
二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或者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自我，在孩子学会控制他获取直接满足的冲动，或者因为更大的回报或者因为不能为社会接受而推迟时，会慢慢形成。因此，较大儿童和成人身上的动机尽管受到获取快乐的驱动力的力量影响，可是，他在方向上还是认知型的。
50年代及以后，由发展心理学家们收集到的一些实验证据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发展理论。比如，沃尔特·米歇尔及其合作者让孩子们选择直接的，但是较小的满足和延迟的，但更大些的回报。7岁时，大多数孩子选择了直接满足，可到9岁时，大多数孩子选择了延迟一些但更大的奖励。
同时，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作品一直就在改变心理动力心理学的焦点。人们发现自我比原来想象的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而本我的力量却不那么强。对于心理动力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们来说，这意味着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识的愿望、自我保护机制和价值激发的。因此，到50年代时，心理治疗者和学术性的心理学家们都在热情地探索自我战胜压力所利用的积极的认知力量，特别是面对犹豫不决的情形时抵消焦虑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而不是无理性的防范和自我防御的解决办法。
三
20世纪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斯金纳都是决定论者。作为科学家，他们相信人类行为，就像现实世界里的全部现象一样，是有因而起的；每一种思想和行动都是以先事件和力量的结果。这个前提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最为基本的。按照这个观点，如果人可以按照他们希望选择的方式产生行为——如果他们的行为当中有一些或者大多数都是由意志决定的，可以自由操作，而不是由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力量决定的——就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关行为的严格的法律体系。相应的，“意志”这个词在本世纪中期就从心理学中消失掉了，今天，在大部分现代教材中，甚至捎带着提一下都没有。
可是，这个概念却不愿意死亡；它改头换面，以别的名字存活下来，而且不无理由。
一方面，心理治疗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病人从无意识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只能意味着，病人将能够有意识地衡量和判断一些别的办法，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可是，如果不是意志产生的行为，那么，决定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元认知”慢慢的出现——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管理这些过程的能力的认识。儿童慢慢地发现，记住一些事情、形成问题求解的策略、对物体进行分类有好多种方法，他们开始锻练对自己的思想过程有意识和自愿的控制。
再一方面，认知心理学一直需要设计一种现代的意志对等物来解释决策现象，这在无数思想和问题求解研究中观察到很多次了。人工智能专家喜欢一些程序中的“经理功能”，它能刺激思想，也就是，这样一些能衡量在任何点上取得的成果，并能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步骤的程序的很多部分。有些理论家说，人类的思维同样有管理功能，也可以作出决定。可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作出的决定都是完全可预测的，而对人类决定的预测经常是错误的。为什么？在人类的选择当中，到底有没有某些自由的区域？有没有某种自由意志在自愿的控制中？我们将在下章里进一步探讨这个谜。眼下，我们只需注意下面几点就足够了：不管人类认为决策是一种完全可预测的管理过程，还是一种自愿的行动，其动机在起源上却是认知型的。
四
默里在30年代提出，社会因素通常是动机的来源，可是，这个提议却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在50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对“社会动机”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是1954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来的一种整合的动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是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
马斯洛（1908－1970）是位复杂、热情而深沉的人，他的一生使他成为就人类动机进行理论化的最佳人选。他是布鲁克林一个移民家庭7个孩子中的一个，儿童时代过得很不开心，有些神经质，也是长期性的局外人。这促使他取得更高等级的、学习上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他的不快和孤独。他在师范大学、布鲁克林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顺着学术阶梯向上爬，与好多同事进行过亲密的合作——行为主义者、动物心理学家、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神经生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他本人也经历过分析）——希望能理解人类动机，并把他已经学到的一切装配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他62岁时死于心脏病，但那是在实现了终生的宏愿之后。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来自于需要的动机是一种结构或者金字塔。它宽大的基座由生理需要构成，其它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座上；第二个高层是由安全需要构成的（安全、稳定、不再害怕等等）；再高些是由心理需要构成的，这里的大部分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归属感、爱、联系感和接受；对受尊敬、被同意和承认的需要）；最后，在顶尖上，是由“自我实现需要”构成的（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为能够成为的任何东西”）。
由其他人对社会动机进行的研究探索了许多这样的课题并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动机是如何跟个人的性格紧密相关的。比如，性格不稳定的人极需要赞同；结果，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传达社会上都欲求的特点。在性格测试中，他们会宣称自己具有令人赞扬但很少是真实的一些情操，比如：“要说很不喜欢什么人，那我还真的谈不上。”而且否认有那些不好的但经常是真实的习惯，比如：“有时我喜欢说点闲话。”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方式寻求社会赞同，可是，特别需要赞同的人这样做的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别人认为他们是假正经，极不逗人喜欢。
社会动机的另外两个方面成了进行过相当多实验的课题，它们是对友好联系的需要（研究显示，焦虑的人比不焦虑的人更需要友好联系）和对自我价值感的需要（研究显示，毫不奇怪，自我价值感很高的儿童比自我价值感低的儿童更愿意进行社会冒险活动，以取得领导地位）。在两种情况之下，社会行为有一部分是由认知因素决定的：前者是由一个人在朋友当中会感觉少一些焦虑的感觉决定的，后者是由一个人自我价值有意识的评估决定的。
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我们读到两种对社会动机的其它领域进行的积极研究：社会性助长（当别的人在场时，或者有人看着时，人会更好地完成任务的倾向）和社会性蒙混（如果一个人的贡献不能够从集体成果中区分出来的话，人们就不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任务的倾向）。
还有其它许多社会动机，的确，社会动机是非常之广泛的一个课题，不用很大篇幅是无法说得完的。可是，也许一个奇怪的小小研究会向人们说明这是多么繁杂的一个领域。1987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苏珊·佩特着手研究绝技表演者。面对危险会引发害怕，而害怕通常也会激发回避行为。那么，为什么绝技表演者却故意寻找危险的情形？佩特采访了6位世界级的绝技表演者，并发现，他们的机动一部分是个人的，一部分是社会形成的。他们具有“寻找刺激”的人格类型，加上很低的厌倦临界点和追求强烈体验的渴望，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讲是需要证明他们的超凡技术并迎接所涉及的挑战，而从社会角度来说，他们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得到由其表演带来的金钱收入。
杂花被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从一些饿得半死的老鼠隔着一道电栅栏吱吱乱转想得到一点食物，到坎农的猫对着汪汪叫的狗发出愤怒的嘶嘶声，尽管它们的内脏已经与它们的大脑切断了联系。
当我们跟着这个故事往前走的时候，事情好像是这样的，即，早期的理论被后来的实验研究所否认和抛弃，以接受新的理论，可是，现实却更为复杂：再后来的证据经常又一次证明旧理论的有效性，而新的学说看上去却与证据不符。现在看来又一次证明，在心理学中，很少有理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反过来，它们看上去像是有限和不完全的，可当与别的学说串在一起形成一种虽然不太连贯，但容纳性很强的理论杂花被时却很有价值。
詹姆斯－朗格学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早期理论的例子，它到今天仍然在这块理论杂花被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看上去好像为坎农的工作所抛弃，因为后者将情绪的来源定位于丘脑，又好像要被沙切特－辛格实验推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实验发现情绪来源在思维里面，可是，1980年，一位著名的研究者和科学挑战者罗伯特·再因茨以新的形式使这个学说复活了，他以自己的发现为基础，说感觉状态是发生在认知评估之前的。
再因茨出生在波兰，1940年他17岁的时候因为德军入侵而逃跑；他的生活受到干扰，直到35岁时才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课程。可是，尽管起步很晚，他却完成了大量相当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学里面的工作，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喜欢解决一些使他“烦恼”的问题，粗略地加以回答，然后继续向前，让别的人去完成细节。他现在年近70，可仍然像以前一样，热情丝毫不减，而这时他已经从1989年起担任起了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职位。
在70年代晚期，再因茨对“熟悉效应”进行了若干实验；“熟悉效应”是人类慢慢形成对于某种刺激的倾向，这种刺激是我们熟悉的，尽管它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再因茨让志愿者们看一些日本商标，有些人只看一次，有些人看了27次之多。然后，他问志愿者哪些是他们认识的，哪些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喜欢看过多次的那些商标，尽管这些商标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不管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商标。
除开这些发现令人烦心的含义不说——我们之所以可能会转而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和物的名字或者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再因茨在这些发现里面看到了某些具有科学上的重要意义的东西。感觉反应（感觉状态）可以在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发生，可以发生在认知评估之间，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比认知所负的责任还要多。在《美国心理学家》上，他有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起得极有挑衅性，只有他自己能够接受：“感觉及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论。”在文章里，他平淡地谈到了情绪的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感情不应该被当作不可改变和最后及没有变化的认知后现象。指向其生存价值的感情反应的进化论根源，他们从严格的控制中脱开来的不同的自由，他们的速度，对于人进行感情区分的重要性，盛情可以号召起来的行动的极端外形－所有这些都指明感情的某些特别情况。人们之所以结婚，离婚，杀人或者自杀，或者放弃自己的生命以追求自由，这些并不是在对这些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认知性的分析之后才进行的。
这篇文章激怒了很多认知心理学家，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了再因茨最主要的对手，并激烈地抨击再因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证据，最出名的证据是他自己对情绪如何在受试者身上通过电影而唤起，又通过一些发出不同信息的声道加以改变的资料。拉扎罗斯以前利用有关澳大利亚土著的一部电影做过实验。在片中，土著们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进行**下皮开槽。这个切开仪式在声道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使一些观众极为难受，但当声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经历着这次仪式活动，因而赢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就平衡多了。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者是一种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他们的好处都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是好还是坏。对为了它自己的好处而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的动物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现在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最为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条件和完全条件。“完全这个词是指，思想能够产生情绪；必要这个词的含义是，情绪不能在没有某种思想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再因茨和拉扎罗斯不停地辩论，可其他人的工作好像在指明，两种都是对的，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的。
其中一种提示就是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些发现，即六种基本的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可是，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直有到孩子发育出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刘易斯和他的小组并没有讨论再因茨－拉扎罗斯辩论，可是，他们的观察给两种对情绪进行的非认知的和认知的解释留下了余地。（卡罗尔·伊泽德的婴儿照片记录了十分相同的情绪及其表情的发育。）
罗斯·伯克说，这场争议的解决在于承认有不止一种认知存在：“通过熟悉而得来的知识”，或者直接的感觉意识，还有“描述得来的知识”，即对感觉数据的认知性解释，这种差别在几十年前由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进行过详细的解释。伯克说，感觉也许是首先产生的，但通过思维的知识又变形为对它们所传送的信息的认知判断——它接着又会修改感觉。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过程。“感觉、表情、生理反应、认知和与目标相关的行为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过程，它们在动机和情绪中扮演着合成及相互影响的角色。”
罗伯特·普鲁契克认为，再因茨和拉扎罗斯的观点都只不过是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些部分。他定义情绪为一系列复杂的反馈环路系统中的一连串现象。一种刺激会启动这个过程，可从这时起，在认知评估、感觉和生理变化、行动冲动和表面行动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影响，其结果会改变它们自己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因由。普鲁契克认为，再因茨和拉扎罗斯数据都是研究方法的产品，它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们可以把一根电极插进老鼠或人的大脑里面，然后产生一种情绪反应，而不会引起对外部现象的认知评估……很明显，完全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条链子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上。接着，人们可以得出一些理论，比如强调激发为主，或者强调表现性的行为为主。
情绪是动机的主要来源，它经常会影响思维更好的判断，这种古老的理论在达尔文式的证据面前似乎显得过时了。这种证据是需要有生存价值的行为的信号和提示。可是，达尔文式的观点与我们经常被一些无用的或者有害的情绪——恐慌、压抑、嫉妒、自我蒙混、为失去的爱而长期悲伤、恐惧和甚至更多令人伤心和折磨的情绪紊乱——这样大量的证据怎样达成合解呢？
这个问题是一种危险的状态，沾上它你就脱不开身了。让我们小心一点吧。让我们只从远处瞥它一眼吧。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个领域里的很多著名人士都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是信息源，可以让我们评估一些情形，并判断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可是，情绪和智力之间经典的对抗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罗伯特·普鲁契克说，在低等动物中，情绪是行动提示，以产生求存活动。而在更高等的复杂动物中，包括人类在内，认知能力服务于同一功能，即纠正或者扩大情绪的先决条件——尽管我们仍然需要它们的力量来产生行为。
合适的情绪反应可以决定一个人是生或是死。这整个认知过程涉及几百万年的进化，以便使对刺激现象的评估更为正确，使先决条件更为准确，这样，最终导致的情绪行为会从适应角度与刺激现象相关。因此，情绪行为是增强的、更有概括性的适应这个最高结果的最近基础。
这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体验到一些误导我们的情绪，无用的情绪，或者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是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情绪研究者，他提供了好几种答案，其中有，功能紊乱的情绪有时候会来自于对情景错误的估计之中，有时候会来自于一些偶然事件中，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得了的，有时候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稍为迟缓一些和更深沉的评估对我们更为有利。
心身研究也显示出，当我们无法逃脱，也无法采取行动来对付一种威胁性很大或者很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一些狂徒扣押住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而只可能被自己的情绪所损害。最后，当我们产生了互相矛盾或者不可兼有的**，或者一些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时，我们会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最近几年，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都在开采一些小矿，虽然没有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对刚刚出现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比如，有些人一直在探索，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何影响动机和情绪的。有一簇神经传递器分子能够堵住某些神经接受器，因此会影响食欲；肥胖的人服用这种化学品后吃得少些。然而，这并不能反证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的人受因为对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会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它一些人还沿着更古老的一条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不同的生理反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位置：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在许多部位产生，可主要集中在肛门，讨厌产生在胃部和喉部等等。可是，这些研究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情结经验主要就是基于**体验的。反而，他们认为**信息是一种组合过程的一部分，它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
再有一些人长期观察儿童，他们在寻找移情和利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发现，一个婴儿在听到另一个婴儿哭时自己也会哭起来，这很明显就是因为某种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个婴儿如果听到自已在录音机里的哭声却不会哭）；还有，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快一岁的儿童看到或者听到另一个人类经历痛苦时也会有痛苦的表现，二三岁的儿童会试图安慰甚至帮助另一个处于疼痛中的人，再过一些时候，就会形成复杂和无私的帮助行为。这些结果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理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作出痛苦表现的倾向是天生的，可是，同情的情绪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义行为却是性格发育和社会化的结果，它们在移情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人们可以几乎无限地提供这样一些例子。除了过去70年里像万花筒一样找到的发现以外，这些结果能不能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纯粹的动机和情绪学说呢？有些理论学说有可能，并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论。在好几种理论当中，比如在罗斯·伯克理论中，情绪被认为是动机系统状态的读数或者是一种流程报告；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信号和提示，它们会引导动机能量的流向。在另外一些理论当中，比如在罗伯特·普鲁契克理论当中，情绪被认为是产生寻求满足并因之而求得平衡的需要的行为现象系列。这两种观点比它们听上去更接近一些：在两种观点中，情绪都是动机和满足机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伯克的动机和情绪学说是今天发展最为成熟的，它容纳了我们见过的几乎所有的主要现象，从**的到认知的，也最好地代表了目前学说的状态。
伯克学说中的动机——情绪系统最基本的元素是被他称作“素元素”的东西——由进化发育而成的生理基础过程。它们会影响反射、原初驱动力（生理需要）和原始的情绪，并在三种水平上影响一个人：**变化（通过边缘系统、下丘脑、ANS、和脑垂体突出部分），外部行为（通过ANS和CNS）和认知。每种都轮流对其它部分产生反馈影响。
下面的流程图是伯克对这种复杂的动机——情绪理论的图示。
除非你自己想试一试，否则就没有必要去解开这道谜。可是，哪怕你不想解开，你仍然可以一眼看出，它把动机及情绪学说中**的、丘脑——边缘的，和认知的学说都组织在一起了，变成了一门统一的多元学说。对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本图算是答案之一。它很复杂，也难于理解，可是，那些希望得到一个容易理解的简单答案的人只得放弃心理学，转而去天文学、数字学，或者对人类行为的某种类似解释中寻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