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错觉导致新心理学的崛起
在1910年仲夏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一列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德海默的年轻的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电线杆、房舍和山顶尽管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好像在与火车一起飞奔，为什么呢？这个错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当然应该如此，可是，他当时感觉到必须有个解释。
这个疑团使他想到了另一种错觉运动——即万花筒，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玩具。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一些展示了最细微变化的画片快速地通过眼前，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象。
这种已经熟知了好几十年的现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解释。托马斯·爱迪生和其他一些在19世纪发明了电影的人很满足于获取这个效果而不理解其成因。可是，这天在火车上，韦德海默突然直觉到了答案的所在。他刚刚在魏茨堡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那里有一些心理学家不服冯特原则，他们通过内省的办法来探索有意识的思维。现在，他突然想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不是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在意识里，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了转接，因而形成了运动的感知。他很快就放下了对移动风景的兴趣，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时，韦德海默一直在维也纳大学从事无法阅读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去莱因兰度假。可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以致于在法兰克福就下了车，跑去拜访弗里德里奇·舒曼教授，当时他是感知问题方面的专家，韦德海默去魏茨堡之前曾跟他一起在伯林大学学习过，他现在搬到了法兰克福大学。
进城后，韦德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万花筒，在自己的旅馆里玩了一整天。（STROBOSCOPE现在是一种科学仪器，用于观测移动部件的减速或者静止状态，如在机械中作为频闪示速器使用，可在19世纪和和20世纪初期，它是指一种流行的玩具，可以制造活动的印象。）这只万花筒里有马和小孩子的图片，如果速度控制得好，就可以看见马在得儿得儿地走，还可以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德海默用一些纸片代替了那些画，他在纸片上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线条，线条彼此平行。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他先看到一根线条，再然后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再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两根线条就平行在一起了。又换一种速度转，则有一根线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了。这样，他就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并将要形成一种心理学理论。
第二天，韦德海默给大学的舒曼打了电话，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对这个现象的猜测和解释告诉了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舒曼对此无话可说，但愿意让韦德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自己设计的一种新型速读训练器。研究者可以调节装有幻灯片的轮子的速度，将一个视觉刺激暴露出来一小段时间让观看的人看，还可以使用在不同位置装有幻灯片和三棱镜的轮子来让观看者看到不同变换的图片。速读训练器可以很精确地加以控制，而万花筒则只能粗浅地演示。
由于韦德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来做实验受试者，舒曼把他介绍给他的两个助手之一，沃夫甘·克勒，克勒很快又引来了另一位助手科特·科夫卡。他们两位比韦德海默年纪稍轻些（他30岁，克勒28，科夫卡24岁），可是，三个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了，以后都成了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德海默是单身，有一份单独的收入——他父亲一直是布拉格一所成功的商业学校的负责人——韦德海默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他现在所欲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度假计划，留在法兰克福。他让克勒，科夫卡和科夫卡的妻子作为他的受试人，留在这里做了近半年的系列实验。
根据他在旅馆里做的初期实验，韦德海默的基本实验是要轮流投影一条3厘米长的水平线条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约2厘米长的线条。在较短的投影时间里，他的受试者（他们直到很晚之后才知道他在干什么）都先看到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线；速度提高以后，两条线都同时看到了，以中间速放的时候，一条线平滑地从上一根线条向下面的线条移动，然后又返回。
为了变些花样，韦德海默使用了一根竖直的线条和一根水平的线条。速度刚好的话，他的受试者会看到一条线以90度的角度前后转动。在另一个变换中，他使用了一些灯，这些灯，如果速度恰好到临界点，好像就只有一只灯在动一样。他还使用了多根线条，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形状来试验，在每种情况下，这些东西都能制造出运动的错觉。哪怕他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告诉了他的3位受试人之后，他们也无法使自己不看见这些运动。在其它许多种变换中，韦德海默都试图排除这种现象是由眼睛运动或者视网膜残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提出结论说，这种错觉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事”，他把这个叫做o现象。他说，o这个字母，“表明存在于a或b的感知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来自于大脑的“心理短路”。他说，现象来自大脑的“一种心理短路”，短路的地方就在受神经冲动刺激的两个区域之间，而神经冲动又是来自由a和b刺激的视网膜区。
这个生理学假设在他以后的研究中并不突出，突出的是韦德海默的理论，即运动错觉的发生不是在感觉的水平上，不是在视网膜区，而是在感知中，即在意识之中。从外面进来的、互不关联的一些感觉都被看作是一种组织起来的整体，其自身带有自己的意义。韦德海默把这种总体的感觉叫做格式塔（Gestalt），这是个德语词，意思是外形，形状，或者配置，可是，他用这个词表示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感知到的一组感觉。
这样看来，他花几个月的时间所进行的工作就好像是解释一个小小的错觉。可实际上，他和同事已经埋下了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种子，这个运动将要丰富和扩大德国和美国的心理学。
思维的再发现
韦德海默的理论是，思维会给进入大脑的一些感觉以结构和意义，这与在德国已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在美国已经有一代人的反心智心理学明显不合拍。（格式塔心理学经常容易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一种技巧，它使用从心理学中借用来的一些概念，但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更；它另外还借用深层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
他的理论与1910年的时代精神也不合拍，当时一切都是以通过自然科技来改变人生和思想为中心的。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也可以进行长时间飞行了（路易·莱里奥约已经飞越英吉利海峡），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了镭和针，卢瑟福正在编制其原子结构理论，齐伯林客运服务也刚刚开始，黎德福里斯特最近刚刚注册了他的晶体管。新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承，心智心理学好像比以前更形而上，更不科学，更像是昨日黄花了。
可是，在许多年里，一些心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魏德迈心理学毫无生机而且太受局限，因为它不能够解决诸如情感、思维、学习和创造这些人类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方面的复杂形式。詹姆士、高尔顿、比奈、弗洛伊德和维尔茨堡学派的成员们尽管各自关心的方面不一样，可他们都对只能用较高级的心智方法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有兴趣，而且一直以来也在进行对这些现象的调查研究。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者其它感官接受到的感觉不一致，而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的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的时候，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埃伦费尔斯就曾指出，当一个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会改变，可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乐曲。他解释说，我们在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里辨认同一的东西——即是他所说的这个乐曲里面的“格式塔性”，或者“形态质量”，这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捕捉到的关键的特征。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一位医生厄厄斯特·马赫1897年说过，当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一个圆圈时，它看起来总是圆的，而在一个镜头上它却是椭圆形的；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象会改变，可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一张桌子的经验却不会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会按自己知道的目标的样子去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进行过著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看起来在长度上有所不同，可实际上它们在长度上是一样的。
他发现，哪怕他告诉他的受试者去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当韦德海默在法兰克福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时，古丁根的心理学家戴维·卡获却在探索“亮度常态”和“色彩常态”。他发现，我们在阴影中观察某个物体时，我们会感觉到它具有与我们在明亮处看它时同样的亮度和色彩，尽管在客观上，它的确要暗些，其色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它，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已知的情形之中进行的。
韦德海默、科夫卡和克勒在接受培训时都知道这些东西，他们在柏林都受到过卡尔·斯顿夫的影响，这人从哲学中借来了现象学说，并植入了心理学。（在现象学心理学中，主要的研究材料都是日常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基本的感觉和感情。）韦德海默和科夫卡也曾在魏茨堡研究过，当时的研究重心在思维过程。另外，三个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德海默研究有阅读毛病的、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科夫卡的博士论文研究节奏形态，克勒研究声响心理学。
可是，他们是一个彼此绝然不同的三人小组，要攻击和打败冯特心理学，他们的智力水平还形成不了气候。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德海默是个犹太人。他的生相有孩子气，可是秃了顶，他蓄着一脸毛耸耸的、元帅一般的、俾斯麦式的大胡子，可是，骨子里有诗人气，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而且欢乐。他是位极富煽动力和有口才的人，他的思想汩汩直冒，泡影一般瞬时既过。可是，要他控制自己的思想并把它们写作纸上是如此困难和令他痛苦，以致于他觉得写作真是一件万分可怕的事情。
柏林人科夫卡算半个犹太人。他个子很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一幅严肃的样子，内向，敏感，而且极为容易动摇。可无法解释的是，他的这些特点尽管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启发能力的讲师，可对于他的一些女学生却极富吸引力。他在演讲台上没有一刻的轻松，可在写字台上他却是位感到游刃有余的刀笔手，并在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格式塔心理学学术报告。
克勒是位出生在艾沙托尼亚的非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一脸好斗表情，**的短头发在中间分成两半。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刻苦的一位实验者，后来成了一所研究院强有力的管理人。他高傲、古板而且为人正派——他得结交10年的社会朋友才会用“你”来代替“您”——而在写作中，他却令人意外地感到放松和令人着迷。
最终，三个人之间的不同产生了一种极为有益的效果，可以各司其长。如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史的研究者所说的，韦德海默是“智力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科夫卡是“这个小组的销售者”，而克勒就是“内部人士，是干实事的人”。
可是，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心理学的建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韦德海默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位讲师而已，后来才成为柏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因为他的道路上堵着反闪主义运动，他也只有很有限的作品出版。直到1929年他49岁时，他才最终成为全日制教授（在法兰克福），可4年之后，他又得匆匆出逃，因为纳粹已经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的新校教授社会研究，可从没有在心理学研究中坐过正式的交椅。
在德国，科夫卡最高只升到了在吉尔森大学当一名特聘教授。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并在1927年获得了斯密斯大学的全日制教授头衔——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他后来一辈子都呆在这里。
只有克勒一人在德国谋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在许多年的教学和在卡拉里岛6年多的实验工作之后，1921年他34岁的时候被指命为伯林大学心理学研究院的头目——这是德国心理学的最高位置——并把它变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可是，他在位只有14年，1935年，他为了让研究院免除纳粹的影响做了勇敢而无用的努力，这之后，他辞职了，来到美国，在斯沃斯摩大学度过了他的余生。
可是，远在克勒升上伯林大学高位之前，这三位年轻人只在10年的时间内就击退了冯特心理学的防御而确立了他们自己新的心智主义学的合法地位——这种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它以演示和实验证据为基础，而不是靠理性主义的争辩和形而上的推想。
尽管他们在当时只发表了相当少的一些文章（一部分是因为一战的干扰），可是，这些已足以证明，格式塔理论提供了一个比早期的感知和更高级精神功能等认知心理学更好的解释。他们的证据极为有力，他们的理由如此充分，到1921年之前，格式塔心理学已经开始取代冯特心理学了，这一点可以由克勒的任命中略见一般。
直到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是德国心理学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其它国家不断成长的心理学流派。它对美国心理学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影响，只到三个人都在1927年至1935年间来到美国之后。然后，尽管他们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在美国心理学机构中担当要职，可他们的思想充斥于心理学思想之中，并开始将它扩大，超过了行为主义的局限。
格式塔心理学定律
从一开始起，韦特海默就认为格式塔理论不只是一种对感知的解释，他相信，它会证明自己是学习、动机和思维的关键。
他的这种思想不只是建立在由格式塔理论的先驱者们提供的零星半点的证据上的，而是建立在他自己早期的一些研究之上。在法兰克福对运动错觉的研究之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维也纳精神研究院的儿童诊所的主任医生的要求，去寻找教授聋哑儿童的办法。他进行实验的一个方法，是由他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桥，桥上有三块木板，建桥的时候，有一位聋哑儿童看着，然后把它拆下来。这个孩子会接着自己试一试，通常，犯过一两次错误之后，他会学习并成功地建起好几座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桥来。在韦特海默看来，这个孩子的思维不是以演示当中使用的东西的数目和大小，而是以对某个稳定的配置的感知为基础的——这就是格式塔——按照这种方式，两个竖立物都是一样的长度并按水平块的末端来定位。韦特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对一些原始部族数字思维的报告，并在1912年写了一份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他得知，一些讲南海语言的人在计算水果、钱、动物和男人的时候有困难。每种方法都代表适合于这个项目的格式塔。他还发现，一些缺少我们编组和定序方法的民族使用自然的编组法作为数字思维法。一位原始人在要建一个棚舍时可能不会计算所需的支柱数，可是，他不需要计数就会知道这个棚舍的骨架会呈什么样子并据此知道需要的支柱数。（韦特海默只写下了少数几个他所采用的实验，可是，大部分例子都在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简单地提到过。）
使用这些数据，再加上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韦特海默在1913年的一系列讲座中构画出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轮廓。中心理义是，我们的精神表现主要由格式塔而不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感觉和印象构成，这是魏德迈心理学的门徒们和相关主义者们所信的观点。知识的获取经常是通过“定位”或者定结构的过程得来的，因此看事情都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特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可他的大部分研究，而且早年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半数的研究都是对付感知问题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三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感知原理，或者“格式塔心理学定律”。韦特海默总结了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观点，关在1923年他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命名并讨论了若干主要的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发现了其它一些定律。（最终，有114条格式塔被取了名字。）下列是一些较为重要的：
就近律：
当我们看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很近的一些组或者集来感知它们。韦特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他发现，给人们一排黑点来看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很近的黑点对于来看（ab／cd／……），可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对分隔很远的黑点和分隔很近的黑点（a／bc／de／……），可是，没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去看，大多数人不能够让自己这样做。还有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们看见由三个距离很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在竖直方向稍为向右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一种结构来看它，或者就算以别的结构去看它，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即由三个彼此分隔近大些的黑点构成的线条，在坚直方向向左倾。
相似律：
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会把相似的物体看作一组：
相似因素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的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很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方向的连续律：
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的连续性或者方向的线条，因此，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在“找暗图”游戏中一样。这样的线条或者形状就是一个“好格式塔”——其内部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强迫自己看到两个弯曲的、有尖顶的图形，即AB和CD，可是，我们倾向于看到的东西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以是相当惊人的一种力量。考虑一下下面这些例子：
在合并起来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因为这条连续的波纹线控制了整个图形。
求简律（Pragnanz）：
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可是，这个英文词却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看见最简单的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一个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可以解释成一个椭圆和一个被切去了右边的直角图形，在接触一个左边被切除了一个弧形的长方形。可是，这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而已。
闭合律：
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的和重要的例子。我们看一个熟悉或者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有某个部分没有了，我们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好的格式塔来感知它。比如下面：
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注意到，一个待者很容易记住尚没有付款的客户账单的细节，可一旦付过款以后，他马上就忘掉了。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例子。只要交易没有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会引起张力，保持记忆，可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消失了。
卢因的一名学生，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测试了他的推想。她给一些志愿者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让他们完成一些任务可又打断他们完成另外一些任务，其前提是不让他们把任务全部完成。几个小时以后，当她要他们回忆那些任务时，他们记得未完成的任务比记住已完成的任务要清晰一倍，这就确立了卢因的推测。这项研究使她小有名气，到今天为止，写到动机这一问题时，心理学家们一般都会提到“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
当我们注意某物体时，一般不会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而不是脸后面的房间或者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图案上而忽略其它数据的能力。他使用了很多测试图案，其中的一个，即所谓的鲁宾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你看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了。可是，如果你看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另外，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看自己选择的那一种；意愿明显是存在的，不管新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是怎么看的。
尺寸衡定律：
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一个图像，可是，我们感知到的却是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联想主义者会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远处的物体看起来小些，较暗些，我们把这些线索与距离联想起来了。格式塔学者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简单，与新的证据也是相冲突的。对很小的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等这个习惯完全形成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这样，它们就比近处较小颗的饲料看起来小些。可是，小鸡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一个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些的盒子。大些的盒子拿到足够远的地方，使其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只有较小盒子的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觉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是一样大的，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比如与邻近已知的物体对照，或者与可以提供远景的一些特性相比较。图12中的两个图，是从最近的感知力教科书中采摘下来，它们可以说明问题：
在左边的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以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使我们把他看成与近处这个人一样大。可是，在视网膜上，远处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得多，如右图所示。
拿不到的香蕉及其它问题
萨尔顿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早上什么也没吃，已经很饿了。饲养员让它来到一个房间，房顶上挂着一串香蕉，它拿不到。萨尔顿朝香蕉跳了几跳，可始终够不着。接着它就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离香蕉悬挂的地下不远的地方，它发现了一根短棍和一口大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还是太高了。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接着，它突然奔向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一点，这次，香蕉挂得高得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棍子了，可是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些。萨尔顿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认为知道怎么办。它把大些的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好像要跳起来。可是，它看了看上面却没有跳，香蕉还是离它很远。它跳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一边愤怒地吼着，一边踢墙。很明显，它抓住第二只箱子不是想着要去堆在第一口箱子上，而只是拿它来消气。
可是，突然间，它不再乱叫唤了，它把较小的那只箱子拖到另一只箱子边稍为有点吃力地摞起来，然后爬了上去。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沃尔夫甘·克勒一边观察一边记着详细的笔记，他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克勒在1914年至1920年间做了一系列的猩猩智力研究，几乎与巴浦洛夫做的狗实验和沃森与小艾尔伯特的实验一样著名。克勒的实验不仅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很多解决人类问题的类似研究，这些格式塔心理学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
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思维的本质，在过去24个世纪里一直吸引了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可是，在德国，这个课题早已经有些过时了。就跟所有的高级精神过程一样，它处在由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学派所规定的科学心理学的疆界之外。在美国，尽管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已经有过解决问题方面的论述，可是，桑代克用猫进行的谜箱实验却已经引导许多心理学家去认为它是试误法活动的结果，哪怕在人类中亦是如此，而不是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韦特海默在成长阶段曾读过斯宾诺莎的作品，也很佩服他，他的观点却不同：他相信会思想的大脑的力量。他还受到伽利略和其它伟大的发现者们的说法的影响，他说，他们的突破经常是对一个问题的新看法所致，这个新看法就产生了突然的理解力。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感知力如何就能产生一个办法，韦特海默喜欢举一个关于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的例子。这个秩事是说，当高斯6岁时，他的老师问班上的同学说谁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总和。小高斯几秒钟就举了手。“你怎样这么快就算出来的？”老师问。高斯说：“如果我按1加2加3这样算下去会费很多时间，可是，一加10等于11，2加9等于11，3加8等于11，等等——总共有5个11。答案是55。”他看出了一个结构，使他很快得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
韦特海默一生对推理和解决问题有兴趣，晚年还写了一本《生产性思维》（1945年），是站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上看待这个话题的总体讨论。可是，其他的格式塔学者，由克勒领头，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克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了运动错觉实验之后，又在法兰克福呆了3年。然后，26岁那年，他被指命为普鲁士科学院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的站长，特里莱夫是西北非海岸远处的西班牙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克勒1913年整装出海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条件会把他困在岛上达6年之久。
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曾被韦特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后来他回忆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可能会使当时算不得吸引人的心理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变成对人类基本议题最为活泼的研究科目。”他在特里莱夫岛的那些日子，这些思想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灵长类的研究尽管不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但却极有力地证实了格式塔理论，极为适合解决问题的研究。他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变换，旷日持久，一共重复了数年的时间。一些英国情报人员相信，他是德国间谍，因为没有一名科学家会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些猩猩如何拿取不易够着的香蕉。
（龙纳德·雷是阿尔班雷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最近花了近15年的时间想要确证，克勒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他从年迈的特里莱夫岛居民中收集闲言碎语和谣言，可在德国和这个岛上，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此事的铁证。雷认为，克勒极有可能是个间谍，可其它学者却对此心存疑惑。）
克勒设立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让猩猩来解决。最简单的一些问题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一些路径来获取香蕉，这对猩猩不成问题。更复杂一些的问题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以用它打下香蕉来，再如梯子，它们可以将它靠在墙上（它们永远也没能想出怎样把梯子稳固地架好，而总是横着靠在墙边）和箱子上。
有些猩猩需要较长的时间才看出，箱子可以用来取香蕉，而它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使用箱子。有些猩猩常常做些没有效果的事情，如把箱子码在离香蕉很远的地方，或者码放的水平很差，等它爬上去的时候，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外一些猩猩很明显就聪明一些，做得也好些，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哪怕取到香蕉所需的箱子数目超过两个。格兰德这头雌猩猩实际上在需要的时候已经可以使用4只箱子了，虽然码放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一次又一次，一只猩猩好像突然在某个时候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克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对情形的观点重新构造引起的。他把这突然的领悟叫做“理解力”，定义它为“某种相对于整个问题的布局而出现的一个完整解决办法”，很明显，这是与桑代克的猫试误学习法不同的一个方法。
克勒认为，猫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能会展示出一些理解力，可是，迷箱却是一个它们无法用智力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包含一些它们看不出来的机械元素在里面。然而，他的确肯定理解力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