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要谨防给法国人以进路，否则后悔不及。”另外还有一些预言的僧侣，他们不一定做政治性的讲道，但对于未来描绘出如此可怕的图景，使人听了几乎要发疯。1513年，在列奥十世当选为教皇之后，一个包括十二个圣芳济会僧侣的整个组织，走遍意大利的各个地区，每一个地区划归一个讲道师来负责讲道。出现在佛罗伦萨的那个弗兰切斯科·蒙特普尔齐亚诺修士引起了全体人民的恐怖。那些住得很远不能听他讲道的人听到了关于他的预言的夸大宣传也同样地感到非常惊恐。在他的一次讲道之后，他突然因“胸部疼痛”而死去。无数的人们拥挤着要吻这个尸体的双足，以至不得不在夜间秘密地把它埋葬掉。但是，那甚至影响到妇女和农民的新唤起的预言风气要加以控制是很困难的。

    为了恢复人们快活的心情，美第奇家的人——列奥的兄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于1514年在圣约翰节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比武、游行和打猎，许多有名的人物从罗马来参加，其中枢机主教就不下六人，虽然他们都化了装。

    但是，最伟大的预言家和传道者——费拉拉的吉洛拉谟·萨沃那罗拉修士已于1498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了，关于他我们必须说几句话。

    他用来改变和支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1494－1498年）的手段是他的雄辩才能。关于这一点，留给我们的大部分是当场记录下来的那一点贫乏的报告，我们得到的显然是一个极不完全的概念。并不是他具有任何动人的外在优点，因为声音、语调和修辞技巧恰好是他最软弱的一面；那些要求一个讲道者应是个琢磨文体的人，都到他的敌手马利亚诺·达·吉纳扎诺修士那里去听讲道去了。萨沃那罗拉的雄辩才能在于他具有崇高威严的人格的措辞，象这样的人格是路德时代以前所没有再见到过的。他自己认为他的影响是神的启示的结果，所以不必自夸就能够给讲道师的职务以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讲道师的地位在伟大的天使辈中仅次于守护神。

    这个性格看来火热的人作出了另外一个比他的任何讲道上的成功都更伟大的奇迹。他自己的圣马可多密尼克修道院，接着是所有托斯卡纳的多密尼克修道院都和他抱有同样的思想并自愿地从事于内部改革工作。当我们想到当时的修道院是什么情况，和关于僧侣的微小的变动都会带来极大的困难时，我们更不能不加倍地对于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变化感到惊异。当改革正在进行期间，许多萨沃那罗拉的信徒加入了僧团，因此大大有利于他的改革计划。佛罗伦萨的首要家族的子弟们作为见习修道士进入了圣马可修道院。

    这种在一个特定地区的僧团改革是改革全国教会的第一步；如果这个改革者本人再多活几年，它必然会达到这种结果的。萨沃那罗拉确实是希望整个教会革新的，并在他一生的将近结束时向有权势的大人物发出恳切的劝告，敦促他们召开一个宗教会议。但是，只有托斯卡纳他的僧团和党派是接受他的精神——世上的盐——的团体，至于邻近地区则仍然保持着他们原来的状态。幻想和禁欲主义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促成产生一种意境，认为佛罗伦萨是在尘世的上帝的国度的所在地。

    一贯活跃的意大利想象力借预言来抓住对最有见识的和最谨慎的人物的控制；这种预言的部分实现，使人们认为萨沃那罗拉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最初，圣芳济严修会僧侣信赖锡耶纳的圣伯尔纳丁给他们留下的声誉，幻想他们能和这个伟大的多密尼克僧侣竞争。他们使他们自己的一个人登上大教堂的讲坛，并用对于将来的更可怕的警告来超过萨沃那罗拉对于将来的灾难的预言，一直到当时仍在统治着佛罗伦萨的彼埃特罗·美第奇强迫他们双方不再作声为止。不久以后，查理八世来到意大利，美第奇家族被赶走，就如萨沃那罗拉所明确预言的那样，于是就只有他一个人受人信仰了。

    必须坦白承认的是：他从来没有象鉴定别人那样地来批判地鉴定自己的预感和幻象。他在对皮科·米朗多拉的追悼演说中，对死去的朋友有些粗暴。因为皮科尽管有来自上帝的内心声音的召唤却不肯进入僧团，他自己曾经祷告上帝对他的不顺从加以惩罚。他自然并没有希望他死，并且他的施舍和祷告已经得到了皮科的灵魂得救的恩惠。关于皮科在病床上所得到的一个安慰的幻象（在这个幻象中圣母玛利亚出现并答应他可以不死），萨沃那罗位承认他很久以来就把它看作是魔鬼的欺骗，一直到他受到启示，知道圣母说的死的意思是指第二次的永久的死。如果说这些以及类似的事情是他傲慢的证明，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伟大的人物无论如何已经为他的错误而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萨沃那罗拉似乎认识到了他的幻想和预言的空虚无益，但他的内心里仍有足够的平静，使他能够象一个基督徒那样地迎接他的死亡。他的党人坚持他的学说和预示达三十年之久。

    他从事于改组国家的惟一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他的敌人将把政府抓在他们自己的手里。根据1495年初的半民主性的宪法（见本书第104页注）来对他做判断是不公平的。它虽不比其他佛罗伦萨宪法好，但也不比其他宪法坏。

    他实际上是最不适合于做这种工作的人。他的理想是一个神权国，在那里边所有的人都以神圣的谦卑服从于不可见的上帝，而一切**的冲突甚至于根本就不会发生。他的整个精神都写在“市政厅大厦”上边的那个铭刻里边，铭文的实质就是他早在1495年所提出和他的党徒在1527年所庄严地再次倡导的那个箴言：“耶稣基督按照元老院和人民的决定被选为佛罗伦萨人民的君主”。他和世俗事务及其实际情况的关系并不多于任何其他修道院中人。据他看来，一个人只能从事于直接使自己得救的事情。

    这种气质可以从他对于古代著作的见解上清楚地看出来：“我们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一件好事情，就是他们提出了我们能够用来反对异端的许多论据。但是，他们和其他哲学家们现在都在地狱里。关于‘信仰’，一个老妪所知道的比柏拉图多。如果把许多看来有用的书都毁掉，对于宗教会有好处。要是没有这许多书籍，这许多论据（‘自然推理’）和争论，宗教就会比以前更快地发展。”他希望学校的经典教育限于荷马、维吉尔和西塞罗并以哲洛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来补充其余。不仅奥维德和加图路斯而且德兰斯和提伯路斯都应该取消。这可能只是一种道德上的神经过敏的表现，但是，在另一部专著里，他认为整个科学都是有害的。他认为只有少数的人应该和进行研究，以使人类的知识传统不至于中断，特别是为了不至于缺少知识斗士来驳倒那些邪说家的诡辩。对于其余的人，文法、伦理学和宗教教义（“圣书”）就足够了。这样，文化和教育就将完全重由僧侣来掌管，因为据他的意见，“最有学问和最虔诚的人”将统治各个国家和帝国，这些统治者也将是僧侣。是不是他真正预见到了这种结果，我们不必去追问。

    我们不能想象有比这个更幼稚的推理方式。新生的古典文化和由它带来的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无限扩大，对于一种能够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宗教可能给予很好的确认；这一种简单的想法，似乎甚至于从来没有在这个好人的头脑里发生过。他要禁止他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应付的东西。事实上，他就是不开明，例如，他曾经准备把占星家都送到他后来死在那上边的火刑台上去。

    和这种狭隘的思想并存的是一个多么伟大刚强的灵魂啊！象佛罗伦萨人那样充满了对于文化的热爱，在他能够约束他们并使之屈服于一个能够如此推理的人物以前，他的内心该是燃烧着一种什么样的热情啊！

    究竟佛罗伦萨人准备为他而牺牲多少衷情和世欲，可以从那些有名的焚烧中看出来；和这些焚烧相比，锡耶纳的圣伯尔纳丁和其他人的一切“火刑台”肯定都算不了什么。

    但是，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一个**的警察机构是不能实现的。他毫不顾忌地对意大利所最宝贵的私生活的自由进行非常讨厌的干涉，使用仆人来侦察他们的主人作为实现他的道德改革的手段。铁腕的喀尔文靠着长期戒严状态的帮助，仅仅能够在日内瓦实现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改革，这在佛罗伦萨必然被证明为是行不通的，而这种尝试只能把萨沃那罗拉的敌人驱向于更难于和解的仇视。在他的最不受欢迎的措施当中可以提到那些组织起来的儿童团，他们强行进入家宅，用暴力夺取任何看来适合于焚烧的物件。因为发现他们有时是被人打回的，所以他们后来就由大人们来陪伴着做为警卫，借以保持一个虔诚的“新兴的一代”的假象。

    1497年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和第二年的同一天，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判决执行式”。在广场的中心竖立起一个象惯常焚烧罗马皇帝尸体的“火葬台”那样的巨大的金字塔形的一座阶梯建筑。在最下一层上摆着假须、假面具和狂欢节的化装服；上边一层是拉丁和意大利诗人的著作，其中有薄伽丘的作品，有普尔奇的《摩尔根特》（《巨人传》），有佩脱拉克的作品，一部分是用贵重的羊皮纸印刷的版本和装饰精美的手抄本；其次是妇女的装饰品和化妆品，香料、镜子、面纱和假发；再上一层是琵琶、竖琴、棋盘、纸牌；最后在最高的两层上摆的完全是绘画，特别是美人的画像，一部分是带有古典名字如露克瑞佳、克利奥巴特拉，或者芙斯蒂娜等的想象画，一部分是美女本琪娜、莉娜·莫瑞拉、毕娜和马利亚·兰吉等的肖像画；还有巴尔托洛缪·德拉·波达自动送来的他的一切绘画；好象是还有一些女人的头像——古代雕刻家的杰作。一个偶然在场的威尼斯商人乘机向执政官提出愿意出二万二千个金币来购买这个金字塔上的物品；但是他所得到的唯一的回答是：他的肖像也被取来和这些东西一起烧掉了。当这个火葬堆被点着的时候，执政官出现在露台上，空中回响着歌声、喇叭声和谐和的钟声。然后人民退到圣马可广场，在那里他们团团地围着一个中心分成三圈来跳舞。最里边的一层是由那个修道院的僧侣们和打扮得象天使一样的男孩子们交错组成的；其次是青年僧俗人士；而最外圈是老年入、市民和教士，教士们头戴着橄榄枝的花冠。

    战胜了萨沃那罗拉的敌人的一切嘲笑都不能损害人们对于他的追念，虽然这些胜利者确实不是没有嘲笑的理由和嘲笑的才能的。意大利的命运变得越悲惨，在幸存者的记忆中围绕着这个伟大的僧侣和预言家的形象的光轮就越明亮。虽然他的预言可能在细节上并没有被证实，但是他所预示的那个巨大的普遍的灾难却是以令人吃惊的真实实现了。

    虽然所有这些讲道师都有巨大的影响，而萨沃那罗拉又光辉地证明了僧侣们有权利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僧团整个说来仍不能逃避人民的蔑视和谴责。意大利表明了她只能把她的热情给予个人。

    如果我们抛开一切与教士僧侣有关的不谈，而要试图衡量古来信仰的力量，我们将看到它的大小是随着我们从什么观点来看它为转移的。我们已经谈到人们把圣礼当作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么感到需要。现在让我们对于信仰和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做片刻的考察。这二者都是部分决定于人民的习惯和部分决定于统治者的政策和榜样的。

    一切与忏悔和以行善来达到得救有关系的事情，无论在农民或在城市的较贫苦的居民中间，很多都是和北欧处于同样的发展或**的阶段。各处的有教养的阶级也受着同样动机的影响。民间的天主教起源于古代异教的求神、酬神和祈神满意的方式的那些方面，已经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我们已经在别处引用过的巴蒂斯塔·曼托万诺的第八篇牧歌里包含有一个农民对圣母的祷告，在那里边，她是作为一切农村和农业利益的特殊保护人而受到呼求的。人民对于他们在天上的保护人都形成了些什么概念啊！那个佛罗伦萨女人因为他的情人，一个僧侣，逐渐地喝干了一桶酒而没有被她不在家的丈夫发觉，就为了“还愿”在天使报喜节献了一桶蜜蜡，她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当时也象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一样，人类生活不同部门都是由各自的保护人来统辖的。我们时常试图把天主教会的一些最平常的仪式解释成为异教礼仪的残余，而且没有人怀疑：许多和宗教节日有关系的地方的和民间的风俗习惯都是欧洲的基督教以前的被人们遗忘了的古老信仰的断片。在意大利，相反地我们看到了似乎是有意识地承认新的信仰与旧的信仰相结合的例子。例如：在圣彼得罗马建座节的前四天，即2月18日，所以有给死者供食的习俗，就因为这是古代“鬼节”的日子。许多这一类的其他习惯可能在那时是流行的和从那时起就消灭了的。如果我们说意大利的民间信仰愈有异教性质就愈有坚固基础，恐怕只能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似是而非之论。

    这种形式的信仰在上层阶级中间流行的程度是多少可以详加说明的。如我们在谈到教士们的影响时已经说过的，这种信仰有习惯势力和早期的印象的支持。人们对于盛大的和夸耀的宗教仪式的喜爱也有助于巩固它，而且有时会出现一种流行性的信仰复兴运动，对于这种运动就是嘲笑宗教者和怀疑论者也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抵制。

    但是，在一类问题上，急于得出绝对的结论是危险的。例如：我们可能想象：有教养的人们对于圣徒遗物的感情将是一把钥匙，可用来启开并窥知他们的某些宗教意识。事实上某些程度上的不同也许可以得到说明，虽然决不是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楚。威尼斯政府在十五世纪似乎曾经完全卷入了风靡全欧其余部分的对于圣徒遗体的崇拜中（见本书第95页）。即使是居住在威尼斯的外邦人也发现他们很习惯于这种迷信了。如果我们能根据地志学者米凯尔·萨沃那罗拉（见本书第157页）所提出的证据，来对他的故乡学究气的帕多瓦做出判断，我们就会看到那里的事情一定有很多和威尼斯无异。米凯尔以杂有自豪和虔诚的敬畏的心情告诉我们，在有重大危险的时候，怎样听到圣徒们夜间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叹息，圣齐亚拉教堂里的一个圣洁修女的尸体，怎样一直继续生长着头发和指甲，以及这同一个尸体在任何灾祸将要到来的时候怎样发出声音和抬起臂膀。当他着手描写桑多的圣安东尼小教堂时，这位作者竟惘然若失地突然发出了喊声和坠入虚幻的梦境。在米兰，人们至少对于遗物表现了一种非常的狂热；1517年，有一次圣希姆普列齐亚诺修道院的僧侣们在某次改筑正祭坛时，不小心暴露了六具神圣的尸体，在这个事件之后，紧接着是倾盆大雨，于是人民把这个天罚归之于这次的亵渎圣尸，因之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在街上遇到这些僧侣时就给他们一顿痛打。在意大利的其他各地，甚至具体到教皇们本人，这种感情的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虽然在这方面要得出一个确实的结论也不可能。人们都熟知，庇护二世是在如何的普遍热情当中，把先从希腊以后又从圣女多莫拉教堂取来的使徒安德烈的头骨庄严地移置在圣彼得教堂里的（1462年）；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这样做只是由于面子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君主在争夺这个遗骸。一直到后来他才有那个理想，想使罗马成为那些从自己教堂里被驱逐出来的圣徒们的所有遗骸的庇护所。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这个城市的人民对于这件事比教皇本人更为热心；地方长官对于西克塔斯把拉特兰大教堂中某些遗物送给了法兰西垂危的国王路易十一世非常不满。这时，在波洛尼亚发出了一个勇敢的声音，主张把圣多密尼克的头盖骨卖给西班牙国王，并用这笔钱从事于有益的公共事业。但是，那最不尊敬遗物的是佛罗伦萨人。从他们决定用一个新的石棺来供放他们的圣徒扎诺比到最后由吉贝尔实现这个计划，中间经过了十九年（1409－1428年），并且这还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那位雕刻大师曾经以很大的技巧完成了一个同样的较小的定货。

    佛罗伦萨人之所以开始对遗物感到讨厌，或者是由于一个狡猾的那不勒斯女修道院长（1352年）送给了他们一只用木头和石膏伪造的、大礼拜堂的保护者，圣女雷巴拉塔的臂膀。或许这样说更正确一些，那就是他们的审美观念使他们怀着憎恶离开那些被肢解的尸体和发霉的衣服。或许他们的那种多少来自一种对于光荣的认识的感情，觉得但丁和佩脱拉克比所有十二使徒加在一起都更值得有一个光辉的墓碑。除了威尼斯和情况特殊的罗马以外，大概全意大利对于遗物的崇拜早就已经为对于圣母的尊敬所代替了，这种尊敬的程度也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大；这个事实就是审美观念发展得很早的间接证据。

    也许有人会怀疑：在北欧，几乎所有最宏大的教堂都献给了圣母，并且那里的拉丁文的和本地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是歌颂“天主之母”，是不是可能比意大利对于圣母更尊敬。不过，在意大利，关于圣母的奇迹画在数目上更多得多，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更重要得多。每一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很多这样的绘画，从古代的或者伪造是古代的由圣路加画的画一直到同时代人的作品，而这些同时代人常常亲自看到他们自己的手制品所造成的奇迹。在这些情形下，艺术作品并不是象巴蒂斯塔·曼托万诺所想的那样无害；有时候，它会突然具有一种魔术的效力。人民对于奇迹的渴求，特别是妇女们的强烈的愿望，可能从这些绘画上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而由于这个理由，对于遗物就不是那么重视了。我们不能肯定地说：由于小说家们对于假造的遗物的嘲笑，究竟对于真正遗物的尊敬受到了多大损害。

    受过教育的阶级对于“圣母崇拜”的态度较之对于偶像崇拜的态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人们不能不惊讶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意大利文学中，但丁的《天堂篇》是最后一篇向圣母致敬的诗，而在人民中间却继续不断地产生歌颂她的诗歌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桑纳札罗和萨伯利科和其他拉丁诗篇的作者的名字毫不能做相反的证明，因为他们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学。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所写的具有真挚宗教感情的意大利文诗篇，如“豪华者”洛伦佐所写的赞美诗、维托利亚·科伦纳和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就好象新教徒写的一样。除了用抒情的诗句来表现对于上帝的信仰外，我们在它们里边所主要看到的是对于罪恶的认识、由于基督的死而获得拯救的意识和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天主之母的代祷只是被顺便提到的。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再现过同样的现象。一直到反宗教改革时期，“圣母崇拜”才在较高雅的意大利诗歌中重新出现。同时，造型艺术自然是尽了它们的最大力量给圣母以光荣。可以附带一提的是：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对于圣徒的崇拜常常采取一种主要是异教的形式（见本书第262页）。

    我们可以这样批判地考察这一时期意大利天主教的各个方面，并这样以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来确定一些受过教育的阶级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但是仍不能达到一个绝对肯定的结论。我们看到的矛盾现象是难于解释的，在建筑家、画家和雕刻家以不倦的活动在教堂里工作和为教堂而工作的同时，我们在十六世纪初听到了对于轻视公众礼拜和这些教堂本身的最激烈的控诉：“教堂倾圮，祭坛到处被玷污；宗教仪式渐消逝。”

    人们都知道路德是怎样由于对罗马教士举行弥撒的那种不敬罪而受到诽谤的。同时，教会的节日庆祝，其爱好程度和豪华场面也是北方国家所不能设想的。看来好象这个最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很容易轻视日常事务，同样也很容易为任何不平等的东西所俘虏。

    我们必须把这种流行性的宗教信仰复兴归之于这种极端的想象力，关于宗教信仰复兴我们将再说几句话。必须把这种复兴同伟大的传教师们所唤起的激动情绪分别开来。这毋宁说是从一般的人民的灾难，或者说从对于这种灾难的恐惧中产生的。

    在中世纪，整个欧洲都不时受到这些巨大浪潮的冲击，全体人民都被卷入浪涛中。十字军和自笞派教徒的复兴就是例子。这两种运动意大利都参加了。紧接着埃兹利诺和他的家族灭亡之后，如上所述（见本书第454页注），最早的巨大的自笞派教徒团体出现在那同一个佩鲁贾的邻近地区，成为复兴派传教师的大本营。底下接着是1310年和1334年的自笞派运动，然后是柯利奥所记载的1399年的没有鞭笞的圣地参拜。在宗教的振奋时期，全体居民都著迷于爱好流浪的有害的激情；“大赦年”的设立的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对于这种爱好加以调节并使之无害。意大利的大圣堂，如洛雷托和其他圣堂等同时也都出了名，这无疑地转移了这种热狂的一部分。

    但是，在以后很晚的一个时期，可怕的激变仍然有力量来唤起中世纪的忏悔热情；受到良心谴责的人们常常仍然为天象和怪异现象所吓倒，他们试图用哀泣和鞭笞，用绝食、游行和制定道德法规来感动上天怜悯他们。当1457年瘟疫病来到时，在波洛尼亚是如此，在1496年锡耶纳发生内部纷争时也是如此，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无数例子当中的两个而已。我们不能想象到有比我们所读到的1529年在米兰发生的景象更动人的了；当时的饥馑、瘟疫和战争与西班牙人的横征暴敛合在一起使这个城市陷于绝望的深渊。恰巧那个人们愿意听他讲话的僧侣，托马索·尼托本人是一个西班牙人。一群赤足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间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扛抬着圣体。它被放在一个装饰好了的棺材架上，由四名穿着亚麻布外衣的教士抬在肩上——一这是仿效过去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绕行耶利哥城外的行动。米兰的为苦难所折磨的人民就这样做，使他们古老的上帝记起他和人们所定的古老的盟约；而当这个游行的队伍再度进入大教堂时，那个巨大的建筑物看来好象要随着“上帝慈悲”的苦闷的呼声而倒塌。许多站在那里的人都可能相信全能的主真的会推翻自然和历史的法则而给他们一个神奇的拯救。

    当时在意大利有一个政府即费拉拉的公爵埃科尔一世的政府，它对公众感情进行指导，并迫使民间的复兴运动循正规的途径发展。当萨沃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得势，和由他开创的那个运动在中部意大利的人民中间广泛开展时，费拉拉人民自愿地开始了一个普遍的绝食（在1496年初）。一个味增爵修士会的修士从礼拜堂的教坛上宣布，一个世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战争和饥荒的时期将要到来；但是圣母已经向某些虔诚的人们保证，这些灾祸可以用斋戒绝食来避免。在这种情形下，宫廷本身除绝食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但是它却把公众信仰的指导抓在自己手中。在复活节日，4月3日，公布了一个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告示，禁止渎神，严禁游乐、鸡奸、蓄妾、将房屋租赁给妓女和娼家，禁止除面包房和蔬菜商之外的一切店铺在节日营业。在费拉拉避开西班牙人的劫难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现在又被迫在胸前佩带黄色的“O”字。违犯者不仅遭受到法律已经规定了的惩罚，而且也要受到“公爵所认为应该施加的那种更严厉的处罚”。如果是一种罚款，四分之一归公爵所有，另外的四分之三归某一个公共机构。在这之后，那位公爵和他的廷臣们接连几天在教堂里听讲道；4月10日，在费拉拉的所有犹太人都被迫去听讲了。5月3日，警察总监即前已提及的那个扎邦特（见本书第70-71页），派遣传唤吏宣布：凡为免被告发为渎神者而曾向警官行贿的人，如果他们提出来都可以取回他们的钱和外加的一笔赔偿费。他说：这些可恶的警官们曾经以告发无辜相威胁，而向他们勒索到两个或三个金币之多。这些人当时也互相告密，所以结果都入了狱。不过，他们所付出的钱恰好是为了免和扎邦特打交道，所以为他的布告所引诱而出来领款的人为数不多。当1500年，鲁德维科·摩尔覆灭之后，同样的群众情绪爆发的时候，埃科尔命令组织了连续九次的游行，在这些游行中有四千个身穿白衣服手持耶稣圣像的旗帜的儿童参加。他自己因为走路困难骑在马上。事后发布了一个和1496年同样性质的布告。人们都知道这个统治者建筑了多少教堂和修道院。他甚至在他的儿子阿尔方索和露克瑞佳·波几亚即将结婚（1502年）之前，派人去迎接活圣女，科伦芭姆姆。一个特使偕同另外十五名修女到维特尔波去迎接请她；在她到达费拉拉时，大公亲自把她送到为欢迎她而准备好了的修道院里。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措施大部分归之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许不算是对他不公平。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见本书第66页），根据伊斯特家族对于统治所抱的观念，这种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的做法乃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