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领域之外，对历史人物按照他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加以准确的描写，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也是一切欧洲民族中最先表现出有一切卓越的才能和爱好的一个民族。

    诚然，在中世纪里，人们在这方面是做过相当努力的。教会的圣徒故事，作为一种经常的传记工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描写的兴趣和才能传了下来。我们在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年鉴中，可以看到许多圣职人员，如帕德博恩的美因渥克、基尔德希姆的高德哈德等人的生动的形象；并且还有以含有美妙的特写的仿古代作家——特别是苏多尼乌斯——的作品对几个德意志皇帝的描写，它们和其他世俗“传记”确实是恰好不断地与神圣的圣徒故事相配合。不过，无论是爱因哈德或拉德维库斯的作品都不能和儒安维尔对于圣王路易的描写相比，这部传记无疑地几乎是对近代欧洲性格唯一无二的第一部完整的精神描绘。象圣王路易那样的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少有的，而他的性格所遭逢的难得的幸运是：一个真诚朴素的旁观者抓住了他一生当中的一切事件和活动的精神，并卓越地表现出来。要想知道弗里德利希二世或美男子菲利普的内在性格，我们就只有从很少的材料上去猜测。直到中世纪末，许多被认为是传记的作品，真正说来不过是当代的历史，对于传记文学中的所谓个性没有任何认识。

    与此相反，在意大利人中间，探索非凡人物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普遍的趋向。这一点就是他们与其他西方民族的不同之处，在这些民族中间也有同样的事情，但很少而且都是例外。这种对于个性的敏锐的观察力，只能为那些从这个民族的半觉醒的生活中冒出来、并且自己已具有个性的人们所有。

    在流行的声誉概念的影响之下（见本书第151再以下），产生了一种比较传记的写作艺术。这种艺术不再认为有必要象阿纳斯塔修斯和阿涅卢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或者象那些威尼斯总督的传记作者那样，坚守王朝体系或教士的传承。这类写作可以自由地描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同一般或是因为这个人很出众就可以写。它采取苏多尼乌斯、纳波斯（名人传）和普鲁塔克（就他的已为人所知和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来说）等人的作品作为模范。至于文学史上的小传则似乎以我们所知道的苏多尼乌斯的作品“附录”中的文法学家、修辞学家和诗人们的传记，以及人们广泛阅读的多那图斯的维吉尔传记作为典型。

    我们已经说过：传记作品——写男女名流一生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十四世纪里（见本书第158页）。那时他们不写同时代人，自然就要依靠较早的故事。第一部伟大独创的著作就是薄伽丘所写的《但丁的生平》。尽管这部作品写得轻松，词藻美丽，以及事实上充满了主观的臆测，但它还是使人对于但丁性格的突出的特征有了强烈的感受。其次，在十四世纪末，有菲利波·维兰尼所写的佛罗伦萨的名人《列传》。他们是从事于各种职业的人：诗人、法学家、医生、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和军人，其中有一些人当时尚在世。佛罗伦萨在书中被看作是一个有才能的家族，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了注意，而这个家族的精神就在这些成员身上有力地表现了出来。这些描写是简短的，但对于典型的东西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观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描写里边包括了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从那时以后，托斯卡纳人就一直认为描写人物是他们所特别擅长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最有价值的肖像也应归功他们。乔万尼·卡瓦尔康提在他于1450年以前写成的《佛罗伦萨史》的附录中，收集了所有表现在佛罗伦萨人身上的德行昭著和克己牺牲的范例、政见高迈和武勇过人的范例。庇护二世在他的《杂录》中绘了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有名的同时代人的珍贵的肖像；不久以前，还重印了他早年的一部单行本的著作，似乎是这些肖像的初稿，但都描写得非常富有特色。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伏尔泰拉的亚科伯对于教廷人员做了尖刻的刻画。我们曾经常常提到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作为历史权威，应该给予他很高的地位；但在描写人物性格的才能上他却不能和马基雅维里、尼科洛·瓦洛利、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弗兰切斯科·维托利等人相比，在这方面欧洲历史受到他们的影响大致和受自古人的影响相同。必须不要忘记：这些作家的有些作品不久就由于译成拉丁文而流传到北方国家里。要是没有阿利佐的乔治奥·瓦萨利和他的非常重要的著作，或许我们到今天还完全没有北方艺术史或近代欧洲艺术史。

    在十五世纪北意大利的传记作家中，斯佩西亚的巴尔托洛缪·法奇奥占有很高的地位（见本书第159页）。生在克雷莫纳地方的普拉提那在他的《保罗二世的生平》（见本书第236页）中给我们提供了漫画式传记的范例。比埃坎第多·德琴布里奥对于维斯康提家族末主的描写——苏多尼乌斯作品的扩大模仿——是特别重要的。西斯蒙第对于它的小题大做表示遗憾，然而这位作家如要处理更大的人物就有不能胜任之感，但他却完全有能力来描写菲利波·马利亚的复杂性格，并在这种性格里和通过这种性格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暴君专政的情况、形式和后果。如果没有这部唯一无二的、描写特性细腻入微的传记，十五世纪的图画会是不完全的。米兰以后出了一位卓越的人物描写者即史学家柯利奥，在他以后有科摩的保罗·乔维奥，他的长篇的传记和短篇的“颂词”获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并且成为各国未来作家的典范。看了他的著作的很多章节，我们很容易证实他是何等肤浅乃至何等不诚实；我们也不能从象他那样一个人的身上期待有任何崇高而严肃的目的。但他的书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呼吸，他的列奥，他的阿尔方索，他的庞培·科伦纳完全生动真实地活动在我们的眼前，似乎已经使得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在那不勒斯的作家当中，就我们所能判定的来说，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无可争辩地在这方面占首位，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专写传记。在他摆在我们眼前的那些人物身上，罪恶和命运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是一种不自觉的悲剧作家，这种当时在舞台上找不到地位的真正悲剧在宫廷里，在街道上，在广场上风靡一时。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的《大阿尔方索言行录》是在这个国王的生前写成的，因而表现了更多的阿谀气息，而不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作为一部最早的奇闻轶事和妙语箴言的总集来说，它却是非凡的。

    欧洲的其余地方在这方面模仿意大利的榜样，但很迟缓，虽然伟大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已打破了许多束缚，并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去认识新的精神生活。意大利人，无论是学者或是外交家，整个说来，仍不失为关于全欧洲重要人物的性格的最可靠的见闻提供者。大家都知道，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威尼斯驻外使节的报告，近来怎样被迅速一致地承认为是关于个人描述的第一流的权威著作。即使是自传。在意大利各处也表现了一种大胆而有力的飞跃，把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复杂事件一起明显地揭示在我们面前。在其他国家中间，即使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也只是涉及到外部生活，而其内在精神则要我们从它的叙述语调上来加以猜测。看来好象是但丁的《新生》以它的贯穿全书的不可动摇的真实感给意大利人民指出了道路。

    自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家族历史；这些家族史据说在佛罗伦萨图书馆的手抄本中是常见的。它们是为个人或其家族而写的真实的历史，如博纳科尔索·彼蒂家史就是如此。

    在庇护二世所写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深刻的自我分析。我们这里对他作为一个人所了解的，初看起来似乎主要限于他对于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所做的叙述。但是，进一步的反复考虑将使我们得出关于这部优秀著作的不同的结论。有些人生来就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一面镜子。不停地追问他们的信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