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欲知意大利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必须参看有关这一题目的一些专论，其中惟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李伯利那部肤浅的价值不大的著作。关于某些特殊发现是谁领先的争论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民族中间，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人，他开始时虽然基础很薄，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由于他的天赋才能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以精通当时那几个部门科学的全部知识，是他们热心从事的精神的一种自然结果。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仍淡然漠视的时候，这整个民族却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也就是说，当一个发现者既没有受到威胁也不是完全受忽视，而是能够指望从志趣相投的人那里得到亲切支持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疑问，在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形。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但丁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关于他是否在某些发现或论证上占先的问题，我们必须留待科学家来判断；但是，单是他在描写和对比中所表现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的知识，每一个外行的人看了也都不能不为之感动。他是从自然界的现实取得知识，或是从人类生活的现实取得知识，然后运用这些知识，绝不是仅仅用来做点缀，而是要使读者对他的意义有最充分和最恰切的理解。在这方面他比任何近代诗人都做得更多。他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以学者专家的面貌出现，但我们必须不要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有许多天文学上的引喻，我们现在看来虽显得学究气，但在当时对于一般读者一定是可以理解的。除专门学识外，但丁还谈到关于天空的通俗知识；由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无异于古人。历法和钟表已经使星座升降的知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成为多余的了，而人们一度对于天文学所感到的任何兴趣也都随之而消逝。现在，我们有学校和教本，每一个儿童都知道——也是但丁所不知道的——地球围着太阳旋转；但是，过去一度对于这一门学问本身所感到的兴趣，除天文学专家外，已经完完全全地淡簿下来了。

    和星象也发生关系的假科学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缺少推理的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为一种要洞察未来的热烈愿望所妨碍甚或为它所压倒而已。在我们谈到意大利人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特征时，我们将回过来讲占星学这一个题目。

    教会对待这一门和其他各门假科学几乎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真科学，只要有人告发它是异端或搞巫术时，却显出真正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情况的确是屡见不鲜的。引起人们有兴趣来做出判断的一点是：意大利多密尼克会（圣芳济会也一样）的异端裁判所法官是否知道并在什么情形下知道指控是诬告，但或者由于答应了狱囚的敌人的要求，或者由于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于试验的憎恨，而仍然对被告判罪。后一种情形无疑地发生过，但却不容易加以证实。有助于在北方国家里造成这种迫害的，即为人们所公认并得到官方赞许的烦琐哲学的自然观体系支持者对于革新者的冲突，在意大利是不太重要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在十四世纪初，大家都知道，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是由于另一个医学家的嫉妒，在异端裁判所被控以异端和幻术罪而受害；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与他同时代的一个帕多瓦人，乔万尼诺·桑圭纳奇身上，因为桑圭纳奇是一个有名的医术革新者。但他却以被流放而幸免于难。我们也别忘记：多密尼克会士在意大利行使宗教审判的权力不象在北方国家里那样一律无变化。在十四世纪，暴君和自由城邦有时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对自然科学上许多极端违反宗教的问题置之不问。到了十五世纪，当古代研究成为在意大利的主要力量时，世俗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利用了它在旧制度上所造成的缺口。不过，人文主义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吸收到了它那方面去，因此，无疑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推理的研究。而宗教审判突然又在各处盛行起来，并把医生们当作亵渎神明的人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发现什么是这种判罪后面的真正动机。不管怎样，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诸人，所以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据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

    在早期对于收集动植物和加以比较研究所表现的热情，是意大利人对于博物学具有广泛兴趣的重要证明。意大利自认为是植物园的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