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的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对于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里，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能再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贬黜。虽然他们仍然是诗人、历史家和讲演家的模范，但就个人来说，则谁也不同意自己被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指责他们的主要两点，一是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条，那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大肆喧嚷给他们加上的轻视宗教的罪名。

    或许有人问，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为什么早没有听到呢，事实上，在很早的一个时期以前，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非常依赖那些学者来获得他们的古代知识——那些学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们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没有他们也行，人们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使优者和劣者都同样蒙受损害的变化。

    首先进行这些攻击的自然是人文主义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个阶层的人们当中，他们是最没有共同利益感，并且也是最不尊重关于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看到了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人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文学问题的讨论可以突然使人惊讶地转为最凶恶的和最没有理由的谩骂。他们不甘于遭人家反驳，于是就想要消灭对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须归之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是怎样为热中于光荣、热中于讽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们不能不为之继续进行斗争的一项。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文章、说话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单是彼吉奥的作品里就含有足以使人们对于全体人文主义者抱成见的脏东西——而这些“波吉奥的作品”却正是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都同样最常刊行的著作。当我们在这些人中间遇到一个样子看来是纯洁的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兴得过早；进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种肮脏的指责的危险，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会使那幅图画为之减色。大批在流传中的拉丁猥亵诗，以及在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多尼乌斯》中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话那样的一些东西，使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丢尽了脸。十六世纪不仅很熟悉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并且也对人文主义者这一类型人物的越来越厌倦。这些人不能不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和前此落在他们头上的过分的荣誉而付出代价。他们的恶运要求那个国家的最伟大的诗人以一种冷静的和极度轻蔑的声调来描绘他们。

    在所有凑起来引起偌大怨恨的谴责当中，有许多是十二万分有理由的。尽管如此，但许多有学问之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明显而无误的要求严格的趋向，如果对整个阶层都予以谴责，那只证明人们对于那个时期知之不多。不过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声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够说明并或许能减轻他们的罪恶的有三个事实：红运当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和得到了过分的幸运；前途难料，未来的苦乐是以保护人的喜爱或敌人的憎恶的转移的；最后，是引人误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最后一项破坏了他们的道德，但又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作为代替；在宗教问题上，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接受对于古代诸神的积极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怀疑的一面对他们发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它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样一个极度热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时代，其存在并不是一些个人的过错。它是历史天命的产物，它所继承的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未来各时代的文化就奠基于它是这样的情况，奠基于当时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边的这个事实上。

    人文主义者的生涯照例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就是只有最坚强的性格才能度过一生而不受伤害。在有些情况下，第一个危险系来自父母，他们想要把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为一个神童。以便在当时的最高阶层中取得他将来的地位。但是，天才儿童很少能够超出某种水平；或者，即使他们能超过，他们也将被迫从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代价来取得他们更大的前进和发展。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在他看来似乎他也“由于生来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于那些生活当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种激动兴奋、盛衰浮沉的生活当中去，以勤苦的攻读起，教徒授业、出仕为官，执掌密印、主持讲席、据宫廷中的高位、树死敌于多方，荣华变落泪，历尽沧桑，升降无常，宠辱交乘；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真才实学常为厚颜无耻的浮夸虚饰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处不能相容，因为他不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流离四方，就是个人的心情受影响永远不能再长期安居一地。他对人们发生厌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敌意当中过平静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却要求某些新的东西（参阅本书第219页）。许多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如费洛斯特拉图斯所描写的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学家，不过那些诡辩学家所处的地位较好一些。他们常常是有钱的，即使没钱也能比人文主义者过得容易些，并且他们作为修辞学的职业教师，反而比作为学者的生活还更自由和更简单些。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不能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善于抵御职业和处境常常变迁靡定的力量。此外，还有极端的放荡不羁的感觉不到的后果——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上边想——和完全漠视别人所承认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种极端的骄傲感，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如果他们要想不至于覆没，他们就需要这种骄傲感，而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时而是称赞时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们坚信应该骄傲。他们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最鲜明的例子和牺牲者。

    如我们所说过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和讽刺的描绘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对于一切极端突出的个性，对于每一种特征都能找到一种符合于全国口味的嘲笑的纠正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人文主义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惊人的材料，讽刺家不过把它们拿来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象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地展开了。除阿里奥斯托之外，他们自己的历史家吉拉尔德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他在列奥十世时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经过了修订。我们看到古今学者的道德堕落和卑劣无行的生活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惊，同时还有正式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最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这篇描述最后以提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来结束，在那时世上根本就没有学问这一类东西存在。在这些攻击当中，异端一项不久就成为最危险的行为，而吉拉尔德自己，当他重新发表一篇完全无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时，也被迫在费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护下避难，因为那些认为与其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不如用之于读基督教著作的人们这时占了上风。他为他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认为正相反，因为神话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质的题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几乎是唯一无害的研究项目。

    如果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寻求人类同情能够使道德裁判趋于缓和的证据，他将看到没有一种权威的著作能够在价值上和我们时常引用的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的作品，《论学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罗马大劫所留下的惨淡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这次大劫在这位作者看来不仅是学者们所遭遇的难以言传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来就尾随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