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普洛克鲁斯特斯的床——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叙述被抛弃时，有了惊人的变化。同一的普拉提那和乔维奥（他们所写的巨大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不得已时才去读它）当时一变而成了传记体裁的能手。我们已经提到过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的著作，提到过法奇奥的传记著作和萨伯利科的威尼斯地志学，其他著作下文还要提到。历史写作和书信讲演一样不久就有了它的理论。这个理论效法西塞罗的先例，骄傲地提出历史的价值和尊严，大胆地承认摩西和四大福音书作者是质朴的历史家，最后还提出要绝对公正和热爱真理的真诚的劝告。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使我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是马提奥·帕尔米利的编年史（449－1449年），它是从普罗斯柏尔·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它的体裁无疑地是保罗·科尔蒂斯那样的后世批评家所不满意的。打开弗尔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于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的研究，而整个前三百张对开页中所讲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为止的早期中世纪史。而这时在北方国家里边，对这类著作所要求的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材料，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只是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使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乃是那对于古代的研究，这样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于历史做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必须说明：中世纪这时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因为他们已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他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意大利人的内心里具有和古代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而且说得更正确一些，是在诗歌道路上使人们成为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精神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更有天才的人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十五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地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见，而与此同时和很久以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纪为止。

    地方史和光荣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在叙述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见第一编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象佛罗伦萨人的一次讲演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个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随后派来一个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够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的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十五世纪里，在和乔万尼·马利亚·费莱佛等入谈判失败之后，出现了萨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纪里出现了彼埃特罗·本波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十六世纪初期的伟大佛罗伦萨历史家是和拉丁语学家本波与乔维奥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物。他们用意大利文写作，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和语言学家的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他们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具体到马基雅维里，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对于过去的观察的结果——并且象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和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也因为他们所最希望的是：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即使他们只是为少数友人而写作，象弗兰切斯科·维托利那样，他们也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见证、解释和辩护他们参加那些事件的理由。

    可是，尽管他们有他们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而没有这种影响，他们一定是难于想象的。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但他们是从人文主义的学校里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比在李维的大多数的模仿者的身上有着更多的古代历史家的精神。象古代人一样，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