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地说出尖刻的语言来。次于佛罗伦萨的是教廷，它很久以来就是最刻薄最机智的嘲讽者的荟萃之区。波吉奥的《滑稽故事》是从教廷显贵们的谎言（bugiale）之所开始的；只要想起有那么多失望的猎取官职者、没有希望的竞争者和嫉忌受宠者的敌人，以及集聚在那里的悠闲放荡的教士们时，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罗马变成了既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讽刺的故乡，又是野蛮的嘲笑的策源地。如果再加上人民对于教士们的普遍的仇恨，和人们所熟悉的群众把任何恐怖事件都归罪于大人物的本能，结果就产生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丑闻。那些最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对于错误的和正确的攻击都一律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以漂亮而快活的夸示来保护自己。天性更敏感的人，一旦感到自己深深地卷入犯罪行为中和更深地陷入丑闻中时，就完全跌入了绝望的深渊。随着时间的前进，诽谤愈来愈普遍，而最严格的道德也一定会挑起恶意的攻击。关于那个伟大的教坛演说家，维特尔博的伊吉底奥修士，教皇列奥曾经因为他的功绩而任命他为枢机主教，他自己也在1527年的灾难中表明他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和一个勇敢的僧侣。但乔维奥却告诉我们，伊吉底奥用一种湿草的烟和同一类的其他方法来保持他那苦行的苍白面色。乔维奥在这些事情上成了真正的教廷官员了。他一般地以叙述他的故事开始，然后加上去说他并不相信它，而在最后暗示说这里边也许有些道理。不过，罗马人嘲笑的真正的替罪羊却是那位虔诚有德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大家好象一致同意只看他那可笑的一面。阿德里安曾经轻蔑地把拉奥孔恩群像叫作“古人的偶像”，曾经关闭到贝尔维德尔望亭去的大门，曾经使拉斐尔的作品未能完成，曾经从教廷中放逐出去诗人和演员；人们甚至怕他会把古代的雕像烧成石灰用来建筑圣彼得新教堂。他从一开始就和可怕的弗兰切斯科·贝尔尼闹翻，他威胁着要把那讽刺作家们而不是如人们所说的，把巴斯奇诺的雕像投掷在台伯河里。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就是反对教皇阿德里安的有名的《加比托洛》，这并不完全是由怨恨激起的，而是由于对于这个可笑的荷兰蛮人的轻蔑；对于选举他的那些枢机主教则进行了最凶恶的威胁。当时在罗马流行的瘟疫病也归罪于他；贝尔尼等人以近代文艺小品作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手法来描写教皇的左右——支配他的那些德意志人。枢机主教托尔托萨委托保罗·乔维奥所写的应该是一部歌功颂德的颂辞，但对于任何一个会从字里行间读文章的人来说却是一篇前所未有的讽刺作品。它听起来是可笑的——至少对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如此——如说阿德里安怎样到萨拉戈萨的教士会那里请求圣兰伯尔特的下颚骨；那些虔诚的西班牙人怎样把他装扮起来直到他看来“象一个真正的衣冠楚楚的教皇”；他在一个混乱和粗俗的仪仗队中从奥斯蒂亚来到罗马，计划着要烧毁或沉溺巴斯奇诺雕像；一听说用饭的时间已到，他就突然把最重要的事情搁下不管；以及最后，在他的不幸的统治结尾的时候，他由于喝啤酒过多而死去，因此，他的医生的房子被半夜纵酒的人挂上了花环并饰以题词：“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献于祖国的拯救者。”诚然，乔维奥曾经在普遍没收公款中失掉了他的钱，并且仅仅从补偿的办法中得到一笔圣俸。这还因为他“非诗人”，也就是说，非异教徒。但阿德里安却被宣告为应该是最后一个伟大牺牲者。在1527年罗马陷入大灾难以后，诽谤中伤显然随着私生活的无限败坏而衰落了。

    但是，当诽谤仍在流行的时候，皮埃特罗·阿雷提诺主要在罗马发展成一个近代最大的讽刺家。研究一下他的生活和性格，就可以免掉我们对于属于他一类而不甚出名的那些人物都予以注意的麻烦了。

    我们了解他，主要是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1527－1557年），这一期间他是在他的唯一可能的避难所威尼斯度过的。从那时起，他使所有在意大利的有名人物都处于受围攻的状态，而那些需要或者害怕他那笔锋的外国君主们都向他送来礼物。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同时都给他以津贴，双方都希望阿雷提诺给对方以一些损害。阿雷提诺对他们双方都加以奉承，但自然和查理的关系更密切，因为他一直是意大利的主人。在这位皇帝于1535年在突尼斯胜利以后，这种谄媚的口吻变成了最可笑的崇拜。在谈到这一点时，必须不要忘记阿雷提诺经常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查理将帮助他获得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作为一个西班牙的代理人，他可能享受着特殊的保护，因为他的发言或者沉默不语的态度能够对于较小的意大利宫廷和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他假装着由于他对教廷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十分轻视教廷·而真正的理由则是因罗马既不能也不愿再继续给他钱了。他是很聪明的，所以对于保护他的威尼斯并不加以攻击。他和大人物的其他关系仅仅是一种乞求和卑鄙的敲诈。

    阿雷提诺首先提供了为这类目的而滥行发表文章的重大先例。比他早一百年的波吉奥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所交换的那些论战的文章，其口气和目的上正是同样恶劣，但它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一种私人之间的传阅而写的。阿雷提诺从完全公开发表上获得了他的一切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他的信件和各种杂文是在相当广泛的公众之间已经流传了之后，按期付印的。

    和十八世纪的尖刻辛辣的作家们相比，阿雷提诺的有利条件是他不受原则之累，既不受自由主义、博爱主义或任何其他道德之累，甚至也不受科学之累；他的全部货色只有一句有名的格言，“直言招恨”。因此，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处在伏尔泰的作伪的地位，以至于象他那样不得不否认《处女》系他所写，并一生都隐匿他是其他作品的作者的身份。阿雷提诺在他的一切著作上都署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公然以他那臭名远扬的《论术》一书为光荣。他的文学天才，他的清新而才气焕发的风格，他对于人和事物的多方面的观察，将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一个可观的作家，虽然他缺少孕育一部真正艺术作品，如一部真正动人的喜剧那样的力量。无论他的攻评是非常粗暴还是非常文雅，它们都同样具有一种滑稽的机智，它的美妙程度有时并不亚于拉伯雷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这样的目的和手段，来动手攻击或陷害他的牺牲品。当这个被蹂躏了的城市的哭声上闻于教皇克莱门七世被囚于内的圣安吉洛的城堡时，他请求克莱门七世不要埋怨，不要报复，而要宽恕时，所用的语调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猴子的嘲笑语调。有时候，当他不得不放弃一切获得馈赠的希望时，他的愤怒就迸发为一种野蛮的咆哮，他在《加比托洛》里对待萨勒尔诺王子就是这样，因为王子在津贴他一个时期之后拒绝再继续津贴他了。另一方面，帕尔马大公，残暴的彼埃路吉·法尔纳斯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因为这位先生大概已经完全放弃了获得令名的兴趣，所以也就不容易引起他的任何烦恼；阿雷提诺曾经拿他的面貌同一个警察、一个磨坊主和一个面包师的面貌相比来试图达到惹恼他的目的。阿雷提诺的那一幅乞讨的可怜相，如在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加比托洛》中所表现的，是最可笑的；但这些由恐吓和阿谀构成的文章和诗篇，尽管他们里边的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却使人读起来仍不能不深感憎恶。象他在1545年11月写给米开朗琪罗的那一封信就全然是属于这一类的。虽然他对“最后的审判”表示称赞，但他同时却攻击他不信宗教；猥亵和在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继承人那里偷盗，并在带有和解口气的附言里边加上一句说：“我只是要向你表明，如果你是‘神圣的’，我也不是‘不值钱的’”。阿雷提诺非常强调——或者是由于狂妄或者是由于讽刺有名的人物的方式——他自己应该被称为神圣的，如同他的一个阿谀者已经开始这么称颂他；他自然也获得了个人的盛名，所以他在阿利佐的那间屋子被当作是当地的名胜之一。的确，他曾经有多少个月在威尼斯足不出户，害怕碰到象小斯特罗齐那样被激怒了的佛罗伦萨人。但他也难逃他的敌人的棍棒和刀剑，虽然他们并没有象贝尔尼在一篇有名的十四行诗里所预言的那样把他致于死命。阿雷提诺以中风病死在自己家里。

    他在阿谀奉承的方式上的区别对待是值得注意的：对于非意大利人，他是非常讨厌的；对于象佛罗伦萨的柯西莫大公那样的人物他就另眼相看了。他赞扬这位当时还年轻的君主的美貌，这位君主也确实很不同一般，和奥古斯都很相像；他赞扬他的道德品质，并拐湾抹角地提到柯西莫的母亲，马利亚·萨尔维亚提在财政方面的活动，结尾是困难时期的乞求哀声等等。当柯西莫津贴他的时候——最后达到每年一百六十个金币，根据他平素的吝啬，他能这样做就是很大方的了——他无疑地是看到了阿雷提诺作为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危险性质。阿雷提诺能够嘲笑和诽谤柯西莫并在同时威胁佛罗伦萨的代表，说他将使大公立刻撤他的职；而如果这个美第奇君主最后认为他自己被查理五世看穿，他自然不用操心阿雷提诺那些反对他的笑话和诗歌是否在皇帝的宫廷中流传了。一篇措词奇怪的阿谀作品是写给声名狼藉的马里尼亚纳诸侯爵的，这位侯爵作为慕索的城主（见本书第44页）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阿雷提诺在感谢他赠给一百个银币的同时写道：“您具有一个君主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如果不是在整个事业的开始时那些必不可免的暴行使您显得有点粗野（严厉）的话。”

    人们常常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情是：阿雷提诺只诽谤这个世界而不诽谤上帝。一个象他那样生活过来的人，宗教信仰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情；他为了他自己而写的那些垂训后人的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他凭什么应该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他不是一个教授或理论思想家或作家；而他也不能用威胁或者阿谀从上帝那里诈得金钱，因之他也就永不会由于遭到拒绝而被激成为亵渎神明的人。象他那样的人是不找无谓的麻烦的。

    在意大利再也找不到象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经历，这是意大利现代精神的一个良好征象。可是，历史的批判将永远认为阿雷提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