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要做到这一点。

    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消费。因此，在等级上一直向下推，在任何等级中，只要有可能，这两种手段总是流行的；在较低阶层，两种任务大部分是托付给家庭中的妻子和儿女来执行的。家庭中居于家长地位的男子，在这方面也有所表现，事实上他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再推到更下一层，当其家庭处于贫困的水平，或者接近赤贫的水平时，男子，也许还有他的子女，实际上已经不再能为保持体面而消费贵重的物品，于是女子就成了这个家庭在金钱礼仪上的实际上的惟一代表者。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甚至极度贫困的也不例外——对惯常的明显消费会完全断念，除非处在直接需要的压迫之下，否则对于消费的这一范畴的最后一点一滴是不会放弃的。人们宁可忍受很大的痛苦与不安，而不肯在非万不得巳的情况下放弃金钱礼仪上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零小碎或最后的门面装点。世上没有一个阶级，也没有一个国家，会那样卑怯地屈服在物质缺乏的压力之下，甘心让自己不获得对这种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要求的完全满足。

    根据以上关于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发展情况的观察看来，两者所以同样具有博取荣誉这个目的上的功用，是由于两者所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两者都是表明拥有财富的方法，同时两者也习惯地被认为是二而一的。在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只是一个作自我表现时，何者更为方便、有利的问题——除非在抉择时受到了出自另一来源的别的礼仪标准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了方便与有利，人们可以选择这种方法，也可以选择那种方法。问题是他们企图说服对方时，两个方法之中哪一个具有最有效的说服力量。在不同的环境下用不同的方法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习惯。

    只要社会的范围还很狭小，彼此相处关系还很紧密，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共见共闻，就是说，只要个人在荣誉方面必须使自己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环境，还局限于他的相熟和邻里的闲谈那个范围以内，两个方法的效用就是一样的。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两个方法的有效性大致相同。但是在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得不同更大的人类环境接触以后，消费就比有闲更加适宜于作为礼仪表现的通常手段。到了和平经济阶段的后期，情况更加是这样。交通的发达与人口的流动，使个人的接触面有了扩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广大群众要推断他的身望和地位，除了以他在他们直接观察之下所能夸示的财物(也许还有仪态和礼貌)为依据外，已别无其他方法。

    现代工业组织，还通过另一条路綫，在这一方面发生作用。由于现代工业制度下的紧张情况，个人与个人或家族与家族往往会在漠然的情况下会面，但是除了会面以外，很少别的意义上的接触。机械地说来，跟我们接近的人，往往并不是我们的在社交意义上的邻居，甚至也不是我们的熟人；然而这些人的一时的好评，仍然是有高度功用的。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在现代社会，参加大的集会的机会比较多，这时某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场的别人是一无所知的，例如在教堂、剧院、舞厅、旅舍、公园、商店等等场所，就有这样的情况。为了使这些临时聚合的观察者得到一个生动印象，为了使自己在他们的观察之下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金钱力量显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顷刻之间就能一览无余。因此很清楚，现在的发展趋向是，人们重视明显消费的作用甚于明显有闲。

    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个人之间的接触面最广、人口的流动性最大的社会，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时，它的适用性最大，以这个手段作为礼仪中的一个因素时，对它的要求也最坚决。明显消费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成分，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为大，前者对这种消费的要求也比较迫切。结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虚饰外表，而过前吃后空的日子，其习惯程度前者也高于后者。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例如，大家晓得，美国的农民和他的妻子儿女同一个有同等收入的城市里的手艺人的家族比起来，前者的衣着就显然没有后者的入时，容态举止也没有后者斯文。这并不是说，城市里的人对于由明显消费而来的那种自我满足，生来就有特别热烈的需要，也不是说，乡村里的人对金钱礼仪就特别看得淡些。这只是因为，这类现象所引起的反应以及由此发生的一时的有效性，在城市比较明确。因此城市里的人使用这个方法比较积极，明显消费的正常标准也在你追我赶的竞赛中提得比较高，结果为了表现一定程度的金钱礼仪，城市里的人就需要在这方面作较大的支出。他们必须与这个较高的习惯标准相适应，这一点已经成了不容推诿的义务。这种礼仪标准是随着阶级的提高而提高的，礼仪外表上所要求的那些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要失去身份。

    以城市与乡村对比，明显消费在城市生活标准中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因素。在乡村居民中，储蓄和家庭享乐的作用是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消费的作用的，通过邻居们的聊天而辗转传播，前一类活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在博取金钱荣誉方面的一般目的。这类家庭享乐以及从中享有的有闲——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当然大部分也应该算是明显消费项下的节目，储蓄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城市中的技工阶级储蓄的数额比较小，这无疑，部分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这些人所处的环境同住在小村子里靠务农度日的那些人不同，以储蓄作为宣传手段的有效程度，在前一环境下远不及后一环境。在后一环境下，每个人的家务，尤其是财产的厚薄，别人是心里雪亮的。城市里的技工和工人阶级的接触面比较广，受到外诱的机会比较多，这一点单就其本身来说，初看起来似乎影响不大，不致因此显著降低他们的储蓄量；但就其累积的作用来说，由于礼仪上支出标准的提高，它对储蓄倾向的抑制作用不能不说是十分有力的。

    城市里的机械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一般居民，往往喜欢在公共场所饮酒、吸烟、作小东道，这已成为一时的风气；这就是一个适当例证，足以说明在荣誉准则下产生的结果。这里可以举印刷工人为例，上述形态下的显著消费在这类人中极为风行，有时还因此产生了一些很触目的后果，受到了世人的讥议。这类工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些习俗，大都认为是由于他们在道德上有某种缺陷，或者认为是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在某种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他们发生了影响。在印刷厂里从事日常工作的那些人，其一般情况可以概述如次。他们在任何印刷厂或任何城市获得的技能，在任何别的印刷厂或别的城市差不多都可以适用；就是说，由于专门训练而形成的惯性在这里是很微弱的。并且，这种工作需要在一般以上的智力和普通知识，因此各地区之间对他们工作的需求有了任何细小的上落，他们大都比许多别的工人容易利用机会。因此由乡土观念造成的惰性也比较薄弱。这个行业的工资又比较高，因而他们由这一地区转移到别一地区，比较地轻而易举。结果是印刷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可能大于同样范围明确的、同样庞大的任何别的工人团体。这些人经常要同一些新的伙伴打交道，虽然跟他们的关系是短促的或暂时的，可是他们在这一时的好评仍然值得重视。人类喜欢虚饰外表的性格，再加上友好的感情，就使这些人在最适于这类需要的方面，不免任情花费。这里也同在别处的情形一样，习惯不久就会成为风气，这种风气盛行以后，就跟已有的礼仪标准融合为一。下一步是以这个礼仪标准为出发点，从这里开始一个沿着同一方向前进的新的活动，因为仅仅死守着同业中人人认为当然应该达到的那个浪费标准而不能有所发展，是一无可取的。

    由此可见，印刷工人胡花滥用的风气所以比一般人更加普遍，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在这个行业中迁调比较便利，与同伴的接触往来富于暂时性。但归根到底，他们对浪费行为所以有这样的高度需要，无非是由于显示优势与符合金钱礼仪的性格倾向；这跟法国小农民的极度俭约与美国百万富翁的建立大学、医院和博物馆，其动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人类性格上还存有别的、与这方面的性质不同的特征；假使明显消费准则没有被这类性格特征大大抵消，则以城市中的技工和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来说，不论他们的收入或工资怎样高，要他们从事任何储蓄，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除了财富与财富的表现以外，还有另一些荣誉标准和多少带些强制性的另一些行为准则，其中有些是对明显浪费这个广泛的、基本的准则有加强作用或限制作用的。以自我表现的有效性为依据作一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有闲和财物的明显消费这两者在金钱竞赛中，起先应当是势均力敌的。以后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范围的扩大，有闲也许会逐渐被废而不用，而财物的明显消费的绝对或相对的重要性则会日益增进，直到除了生活上真正必需的以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产物都被它所吸收。但发展的实际过程与这个理想的方案有点不同。在准和平文化阶段，有闲在最初是居于第一位的，不论作为财富的一个直接说明者或作为礼仪标准中的一个因素，它所占有的地位都远在财物的浪费性消费所占的地位之上。从那个时期以后，消费的势力逐渐增进，到现在它无疑已占据首位，不过距离上面说的除最低生活需要以外全部生产都被它所吸收的情况还很远。

    以有闲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其最初的占有优势是起源于工作有贵贱之别那种古老的看法。有闲之所以可贵，有闲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由于它表明了对贱役的绝无沾染。阶级有贵贱之别的古老的划分办法，其依据是工作有贵有贱的歧视性区别，在准和平阶段的初期，这种传统的区别发展成为有强制性的礼仪准则。这时以有闲作为财富的证明仍然有充分效用，其有效程度并不亚于消费，这就更加助长了它的优势。当人类的环境还比较狭小，情况还比较稳定，当个人还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时，有闲在轻视一切生产劳动这一传统的支持下，其有效性实际上竟这样显著，以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贫困的有闲阶级，而且在有闲观念的影响下，甚至产生了一种使社会的生产事业局限于适应最低生活需要的生产范围的倾向。这种生产事业受到极端抑制的局面所以能终于避免，是由于奴隶的劳动，他们在比出于博取荣誉的要求更加严格的强制下进行工作，被迫生产出超过工人阶级生活需要最低限度的产品。利用明显有闲作为博取荣誉的基础，以后所以会相对地衰落，部分是由于以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的有效程度有了相对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与明显浪费的风气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跟它相对立的。

    这个相反的因素就是作业本能。如果没有别的方面的阻力，这一本能会使人重视生产效能，重视对人类有用的任何事物。它使人们反对物质的浪费或精力的浪费。人人都具有作业的本能，即使处于逆势环境，这一本能也依然存在。因此某一项支出，不管它在实际上怎样地具有浪费性，也至少总要找到些似是而非的托词，说出一种表面的目的。在特殊情况下，这个本能会转变成为对侵占和阶级贵贱之间的歧视性区别的爱好，其情况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指出。作业本能与明显浪费准则发生抵触时，它的表现主要不是在于对实际效用的坚持，而是在于对那些显然无实用的事物始终感到憎嫌，感到丑恶。它在性质上既然是一种本能的爱好，因此它的指导作用，就会主要地、直接地对它的要求有显然的违背。但是这种感觉只是在反省以后才会发现，因此当对它的要求有了实际的违背时，它的反应比较迟钝，作为一种拘束力时，这种力量也比较薄弱。

    只要一切劳苦工作全部或通常是由奴隶们来完成的，则生产劳动的卑劣性将在人们的心目中经常存在，使作业本能无法在生产事业的有实用这个方面认真发挥作用，但是当以奴隶与身份制为特征的准和平阶段转变到以工资劳动与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和平阶段时，这个本能逐渐抬头了。这时在它的积极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人们关于何者为有价值的观点，至少它成了自我满足的一个辅助准则。一切无关的考虑这里且搁开，有些人(成年人)或者全无打算，不想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或者对于与人生实用有关的任何事物全不介意，像这样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作业本能的倾向，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向往光荣的有闲和避免粗鄙的劳动这些具有更加直接的拘束力的动机所掩盖，因此只能在一种伪装的形态下出现，例如“社交义务”，半艺术性或半学术性的研究，住宅的经营与装饰，妇女义务缝纫或服装改良方面的活动，考究穿着，玩纸牌、划船、打高尔夫球以及其他种种娱乐的精通等等，都是这类表现。但是在环境压迫下从事这类无意义的活动，并不等于作业本能已不复存在，正如让母鸡伏在一窝瓷制的蛋上，并不等于说这只母鸡这时已经丧失了孵卵的本能一样。

    现代有闲阶级从事某种活动，往往在表面上并非一无目的，同时它对于不论与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有关的任何生产行为则竭力避免，这就是现代有闲阶级与准和平阶段的有闲阶级的不同之处。上面说过，在较早时期，占压倒优势的奴隶制和身份制，除以掠夺为目的者外，对于其他任何方式的努力一概加以排斥。那时还有可能以武力侵略敌对部落和在自己部落内对奴隶阶级进行镇压作为日常工作，这就使有闲阶级的活动力有了出路，而不必用之于实际上有用或者甚至表面上有用的任何工作。狩猎活动在若干程度上也起着同样作用。当社会发展到和平的生产阶段以后，土地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利用，行猎的机会大大减少，只剩下了一点残迹，于是过剩的精力要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就不得不另找出路。这时强迫劳动已不复存在，对生产劳动的耻辱感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敏锐，于是作业本能就逐渐抬头，有了进一步坚定和有力的表现。

    关于哪一条是有闲阶级最适当的路綫，这一点曾经发生若干变化。精力的发泄，以前是以掠夺活动为主，现在部分转向到了表面上有用的活动。那种显然无目的、无意义的有闲已渐渐受到轻视，尤其是平民出身的广大的有闲阶级，对于那种安闲度日、悠然自适的传统作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对任何带有生产劳动性质的工作一概加以鄙视的那个荣誉准则依然存在，这一准则对于有实用的或有生产性的任何工作，除偶尔作片时的尝试以外，是不容许沾染的。结果是有闲阶级执行的有用发生了变化；但变化的主要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上述有关有闲的两种要求相互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靠了掩饰和作伪获得调和的。于是兴起了种种繁文缛礼和礼仪上的社交义务，出现了许多组织，它们的名称总是富丽堂皇，就其名称来看，总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或改良为目的的。人们忙忙碌碌，此来彼往，谈得非常热烈，到头来他们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曾考虑到，所谈的内容究竟有些什么实际的经济价值。同这类像煞有介事的活动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不能说一定，但通常总有个一本正经的目的，作为活动的相当显著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

    在代理有闲这个范围较窄的领域内，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一个主妇，在族长制全盛时代是逍遥坐食，一无所事，以此来度过时光的，到了和平阶段的后期，就得忙于家务操作了，关于这方面的演变的一些显著特征，上面已经提到。

    在明显消费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不论从财物、劳务或人类生活方面来看，其间一个显著存在的含义是，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从事于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仅仅从事于生活必需方面的消费是一无可取之处的，除非是同那些连衣食都不周的赤贫者作对比，不过在这样的对比中涉及的只是极无聊、极不够味的一种礼仪水平，谈不到什么消费标准。但是就生活标准来说，除富力以外，还有可能在别的方面，例如在道德、体格、智力、审美力等等方面的表现，作歧视性对比。这些方面的对比现在都很通行，而且它们往往跟金钱的对比结合得这样密切，以致与后者很难辨别。时下就智力和审美力或美术的精通程度这些方面的表现进行评比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往往会将实际只是金钱上的那种差别，理解为智力或审美力上的差别。

    使用“浪费”这个字眼时，从某一方面看来，含义是不大高妙的。在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个字眼，是含有贬损或轻视之意的。这里所以使用这个字眼，只是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来适当地形容同一范围内的一些动机和现象，并不合有那种对人力或物力作不正当消费的憎恶或丑化的意义。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上述消费与任何其他消费比起来，在正当程度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这里之所以称作“浪费”，是因为这种消费从整体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而不是因为从实行这种消费的各个消费者的立场说来这是浪费或精力的误用。就各个消费者说来，如果他愿意这样消费，这种消费与其他可能不会受到浪费的非难的那类形式的消费相比时对他的相对效用问题就算解决了。不论消费者所选择的是哪一形式的消费，也不论他作出选择时所追求的目的何在，由于他的偏爱，那种消费对他就有了效用。从各个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在纯经济理论范围内是不会发生浪费问题的。因此这里使用“浪费”作为一个术语，并不含有贬责消费者的动机，或他在明显浪费准则下所追求的目的之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别的依据下，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浪费”这个字眼是含有贬责浪费这一特性的意义的。这一常识意义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作业本能的一种暴露。这种一般性的对浪费的憎恶说明，一个寻常的人为了求得自己心地的安宁，就有了一种要求，要求能够从一切的人类努力和人类享受中看到整个人类生活与福利的提高。任何经济事实，如果要取得绝对的认可，就必须经得起考验，证明它具有非个人性质的效用，就是说，从全人类的立场来看，它是有效用的。一个个人与别一个人对比下的相对利益或竞争利益，是不能满足经济的道德心的，因此竞争消费是得不到这种道德心的认可的。

    严格地说，除了基于歧视性的金钱上的对比所作出的消费之外，别的消费都不应当列入明显浪费范围。但是我们将任何某一项目或因素列入这一范围，并不一定要由执行这项消费者本人承认这是上述意义下的浪费。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生活标准下的某一因素，在开始时根本是属于浪费性的，而结果在消费者的理解下却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其必要程度可能并不亚于消费者的习惯支出中的任何别的项目。有些支出项目有时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用来作为这一原则适用情况的说明，举例说，如地毯与挂毡、银制餐具、服务员的侍应、大礼帽、硬领、各种贵重饰物和服装等等。这类事物的使用习惯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对这类事物的是否列入浪费(按照这个字的学术意义来说)范围，实在并没有多大关系。要确定某一消费是不是属于这里所说的浪费范围，关键问题是在于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是否在非个人性质的意义下，有助于生活过程的推进。因为这一点是在作业本能下作出判定的基础；而这个本能乃是有关经济真理或经济适性的任何问题的最高法院。这是关系到由冷静的常识来作出判断的一个问题。因此问题不是在于在个人习惯与社会风向的现有环境下，某一项消费是否有助于某一消费者的满足或其内心的安宁，而是在于，除了已有的爱好，除了习惯与传统礼仪的准则以外，其结果对生活的享受或充实是否真正有利。尽管是一种惯常的消费，如果它所依据的习惯是起源于歧视性的、金钱上的对比，如果没有金钱荣誉原则或相对的经济成就的支援，就不会形成这样的习惯的话，那么这种惯常的消费就必须列入浪费范围。

    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将某一消费事物列入明显浪费范畴时，这一事物并不一定是绝对属于浪费性的。同一事物，其性质可能是既有用也浪费的，对消费者所发生的效用，可能是在实用与浪费两者的多种变化的比率下组成的。在消费品、甚至生产品效用的构成中，这两种成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一般地说，在消费品中占优势的总是浪费成分，而供作生产用的商品则情况相反。有些物品，即使初看起来好像是徒供观瞻、全无实用的，也总可以在其中找到某些至少是表面的实用目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专为某种工业操作制造的机器或工具，以及供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极粗陋的用具，在细察之下，也往往可以找到些明显浪费的痕迹。如果看到任何商品或劳务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成分是明显浪费——不管这一点是怎样显而易见——，就断定它绝对不存在任何实用性，这总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对于任何基本上属于实用的产物，如果贸然断定浪费因素同它的价值毫无直接或间接关系，那也是危险的，不过危险性稍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