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道德观念扩大和制止。

    不过，我们的“真正政治家”可能会反驳说，世界性感情在当前既是空想的又是危险的，不是因为它如马志尼所说，在心理上不可能，而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军事地位。他们说，在下一个世代中，我们的帝国为了求生存，必须与德意志帝国或俄罗斯帝国打仗，或同时与两个帝国打仗，我们唯一取胜的机会是创造那种具有战斗价值的帝国感情。如果帝国的白人居民被鼓励把自己视为“优秀种族”，亦即既是同一的民族，又是天生的贵族，他们马上就会通过实战灌输进一种俾斯麦式的帝国“自我主义”特征。在帝国的非白人居民中（因为在下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各方在第一次惨败后都会打破只使用欧洲军队打欧洲人的惯例），我们必须发现和训练那些像廓尔喀人和苏丹人一样可望为我们打仗并仇恨我们的敌人但却不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种族。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像俾斯麦一样破除那种既关心我们同胞的利益又关心我们未来敌人的利益的博爱主义，把它当作帝国最致命的削弱剂。

    当然，这种论调可能用一种反证法来驳斥。如果帝国自我主义政策获得成功，所有的帝国会一致奉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每次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胜利者都会接管失败者的领土。经过数百年战争和倒退，在鲜血白流、财富虚掷和忠诚扫地以后，现代文明可能会剩下两个帝国：英国和德国，或美国和中国。两个帝国拥有的武器都代表其居民创造的、超过维持生存需要的“剩余价值”。两个帝国都会含有白种人和黄种人以及棕种人和黑种人，在世界地图上一条动摇的线两边互相仇恨。但是斗争会继续下去，作为太平洋海军大决战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能存在。“帝国自我主义”得出自己的逻辑结论之后，将不再有意义，地球上减少了一半的居民将不得不从博爱主义观点考虑种族问题以及有组织地开发地球问题。

    在斗争进一步深入之前，这个想法是不是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性以致没有必要加以考虑呢？一千五百年前，在东南欧，持三位一体①的本体同一②观点的人拿起武器反对持本体相类③观点的人。双方的将军们和其他“真正政治家”们可能像米尔纳勋爵一样担心他们的追随者会变得“过于世界性”，乃至把他们的同情心扩大到神学领域之外。一个持本体同一观点的人会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除非我方受神学自我主义训练，学会仇恨对方，否则我们将在下次战斗中败北。”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欧洲的实际利益很少与“我们”胜或“他们”胜的问题有关，而是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能不能发明一种不那么蠢的形而上学，或者发明一种使那些不同意神学观点的人往后的日子不致于难过的思考人类的方法，借以消除“我们”或“他们”之分。德国人和我们自己现在正向着恐怖的世界大战前进是否仅仅是因为在制造介于我们与难理解的宇宙之间的心灵实体时，认为“国家”和“帝国”就像本体同一论和本体相类论一样，是唯一可取的办法，而且因为制造了这些实体，我们的同情就被禁锢在它们里面呢？

    ①三位一体：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谓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虽各有特定位份，却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同为一个独一真神，而不是三个神。——译者

    ②本体同一：基督教神学术语，特指耶稣基督与上帝圣父的本体是同一的，谓耶稣基督虽降世成人而具有人性，但同时仍具有神性，且其神、人二性密切结合成为一个位格，即上帝的第二位格圣子；上帝三个位格的本体则是同一的。——译者

    ③本体相类：基督教神学术语，谓上帝圣子耶稣基督与上帝圣父分具互相类似的两个本体。——译者

    我在研究政治推理的条件时已经强调说，我们把无数思想和感情分成性质相同的类别的倾向所产生的逻辑困难现在是不必要的，已为当代自然科学研究者所避免。正如现代艺术家以变化多端的曲线和面代替野蛮人的直线和简单的线条，而心理上并不产生混乱一样，科学的想像已学会处理自然的多样化的事实，不把它们看作许多独立的集团，每个集团由同样的个体组成，以单一的类型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够学会用这种方式思考全人类的多样化的个体吗？就是说，能够做马志尼宣称不可能做的事吗？要是能够的话，我们能够爱我们能想起的十五亿个各个不同的人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答案。事实上，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把人类想像为既非杂乱一团的许多不同的个人，也非许多同种民族拼凑成的一个整体，而是一个生物集团，其中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不同，不是任意地，而是按照一个可以理解的有机进化过程。由于存在于想像的东西也可以存在于感情，因此第二个问题也可指望用进化来回答，今后各国和各帝国的敌对的自我主义可以借助对于无限多样的人们的爱来消释，我们可以目睹他们冲破无尽痛苦和迷惘向与全人类更融洽的关系迈进。

    但是，19世纪的理智悲剧在于：有机进化的发现最初非但没有激起这样一种普遍的对人类的爱，反而好像表明这种爱是绝对不可能的。进步似乎永远是由于一种残酷的求生斗争，除非停止进步，斗争将永远进行下去。怜悯和爱会磨钝斗争的锋芒，从而不可避免会使物种退化。

    在1859年以后的一个世代内，这场无可避免和永无止境的、一切种族都必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自相残杀的概念笼罩着世界政治的研究，犹如对太阳逐渐冷却的恐惧笼罩着物理学的研究，对只受饥荒和战争制约的人口增长的恐惧笼罩着头一百年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达尔文著书立说之前，博爱主义者把非白种人视为“人和兄弟”，经过短时期的教育，能在除肤色以外的一切方面变得和他们自己一样。达尔文使人懂得，不能这样把困难掩盖过去。种族差异是不受教育影响的，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今后还可能朝着趋异而不是趋同方向发展。

    自从达尔文著述以来，种族关系这一实际问题也正好以更严峻的形式出现了。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天天同非欧洲人种接触，尽管他们的冲动和知识都反对埃克塞特·霍尔的乐观主义的人种学，却假定问题能自行解决，从而避免了一切关于他们自己处境的想法。对于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或南非的霍屯督人，贸易自动带来了疾病，疾病为更强健的居民扫清了道路。但是现在最弱的种族和个人已经死绝，活着的人显示出意想不到的抵抗白人传染病的能力，而我们对于传染病起因的知识一年比一年丰富，因而责任也一年比一年重大。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刻：要使种族灭绝的话，就必须故意这样去做。

    但是，如果灭绝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故意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又如何能存在共同的感情或目标呢？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自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而确切的答案。伦理问题是在宗教领域内的。但是基督教（目前是主要有关的宗教）显然甚至未能想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折衷办法。官方的基督教理论分明是：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一个特定地方一千年后居住着一百万改变信仰的中非矮人，还是一百万同样改变信仰的欧洲人或印度人，对我们都无关紧要。不过，在19世纪，强大的种族究竟应该把它的扩张计划置于消灭弱小的种族的基础之上呢，还是置于试图在种族可能范围内提高弱小种族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个现实问题，基督教徒要比伊斯兰教徒残酷不知多少，尽管他们的残酷往往被多少有意识的伪善所掩盖。

    但是，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危险结果不在于它证明欧洲殖民者消灭非洲土著乃属合理，而在于“生存斗争”概念可以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欧洲各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争夺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权对于每一个有关国家既是科学的必需，又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例如，活跃的前马德拉斯总督安普西尔勋爵前不久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存斗争已从一种个人斗争、家庭、社会和民族斗争发展为帝国斗争。”

    安普西尔勋爵高兴地宣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半人必须屠杀另一半人。当你想到他可能作为下届保守党政府的成员同一个像标洛亲王那样的德国政治家（此人在通过宣称个人道德准则不适用于国家行为而捍卫主子的波兰政策时，似乎使俾斯麦的教导同他所理解的达尔文的教导相结合）谈判时，这种高兴劲儿就特别令人不寒而栗。

    把个人间的“生存斗争”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利益等同于“帝国斗争”可望产生的利益，当然是绝对不科学的。“帝国斗争”必须要么只在欧洲军队之间进行，要么在欧洲人会同非欧洲人盟友和臣民之间进行。如果采取第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假定（安普西尔勋爵可能会这样假定）北欧人种“优于”任何其他人种，那么，屠杀五十万精选的英国人和五十万精选的德国人显然是一种生物退化的行为。即使使用非欧洲人，相当数目精选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或者廓尔喀人、帕坦人和苏丹人被杀戮，这种生物学上的损失对于世界来说，按照存活的“高等人”或“低等人”的比例来衡量，也不过略微减少一点点罢了。

    还有一种论调说“帝国斗争”可望产生的进化利益不是种族而是政治和文化类型的“存活”，这种论调也好不了多少。例如，据说我们战胜德意志帝国将意味着政治自由观念的胜利。这个论调出之于印度的统治者之口似乎有点轻率，需要假定各种文化类型在现代世界是由军事占领最成功地传布的。但是在古代世界，希腊文化传布最迅速是在希腊帝国覆灭之后；当代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接受西方文化要比作为俄国或法国的属国更容易；印度今天向日本学习的可能性恐怕大于向英国学习。

    不过，安普西尔勋爵的话与其说是代表一种论据，不如说是代表许多已经忘记或从来不懂这句话所反映的生物学说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思想习惯。达尔文的第一批信徒认为人类之所以高出于它的人类之前的祖先，是因为听任盲目的斗争本能摆布的缘故。因此，所谓人应该以思考来控制强烈的冲动这句老的道德箴言仿佛是错误的。归根结底，不加思考的冲动才是最好的指导，对邻国本能地采取行动的国家可以像十年前的巴黎暴徒一样自称“为生存而斗争”来为自己辩护。

    要破除这种思想习惯的话，就必须不仅以一种新的论据来反对它，而且还必须以一种既创造理智信念又产生感情力量的人与宇宙关系的概念来反对它。

    个人生存斗争概念中已经发生的变化表明各个民族之间斗争的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代的进化论者告诉我们，各个社会的生物遗传大有改进的希望，这种希望并非来自于鼓励人与人斗争，而是来自于在优生学指导下刺激一些高级社会冲动，而这个新概念的感情作用已经见诸那种在19世纪60年代使厚道的英国人苦恼的野蛮的“个人主义”已几乎完全从工业策略中消失。

    国际的优生学也以同样方式表明，各个人种不应以相互消灭为己任，而应鼓励改进各自的人种。这种观念对于那些认为全人类自北欧人而下明确地划分为“高等”和“低等”、而且像悉尼政治家确信“白人澳大利亚”势在必行那样确信“白人世界”最终必然实现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方面，在过去几年里，欧洲人已经表现出一种新的谦让迹象，这一部分是由于广泛传布的理智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日俄战争以及中国武装的严峻事实。八年前我们在远东划分的“势力范围”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个愚蠢的笑话，那些读历史的人已为我们在1859年洗劫圆明园，毁坏了我们永远休想望其项背的千年艺术瑰宝而感到奇耻大辱。我们已经真诚地相信世界十分富饶，足可供除我们自己以外的其他文明国家和种族生存而有余。我们研究了基督教文献，不得不相信我们的宗教只是世界许多宗教当中的一种，并承认它从印度和波斯的更悠久的哲学传统以及更精细和更有耐性的头脑受益不少，而且还将继续受益。即使我们把人类的未来看作一个纯生物学问题，科学家也警告我们说，只依靠一个族或一个种，把它当做全世界的育种是靠不住的。眼下我们害怕人种的杂交，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无视过去杂交成功的显著范例，主要则是因为我们完全忽视了成功所系的条件。

    因此，已经可能实实在在地期待人类有一个不必通过鲜血和仇恨获得的未来。我们可以想像各国按人种分配温带或热带繁殖场，或甚至故意把少数落后到极点的部族的男人女人安置在不同的岛上，而没有必要去刺激人类最强烈的感情为一次大战作准备。现在谁都不指望立刻就有或预言最终将有一个世界联盟，但是只要意识到人类的一个共同宗旨，或甚至承认这样一个共同宗旨是可能的，世界政治面貌将会立即改变。海牙会议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将不再显得是空想，而殖民列强拚命声明没有自私目的可能会从卑鄙而无益的伪善变成每个国家都据以调整其政策的事实。在人类未来进步概念的对抗下，帝国外围经常爆发的无理性的种族仇恨在世界政治中将不起作用。

    与此同时，各帝国确实仍在为殊死斗争作军事准备，现在就连和平移民问题也变得一年比一年更有威胁，因为航运公司可以用每人一、二镑的价格将数以万计的中国或印度劳工运送到世界任何一个港口。但是当我们想起这些事情时，我们再也不必感到自己被掌握在嘲笑人类的宗旨和人类的仁爱的命运之神手里。全人类生存的概念终于已成为我们个人经历的可能背景。它的感情效果可能不亚于希腊城邦肉眼能见的神殿和城墙，尽管它不是形成于我们视觉的证据，而是形成于我们童年时获得并半意识地为日常生活所证实的知识。

    我们所有的人，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一样，现在都为自己描绘一张地球图，图上有光明的半球和黑暗的半球，电报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不时给我们发送消息。地球已经比我们坐在火车里匆匆掠过的田野和房屋更加真实，我们人人都能看见它在无垠的天空中悬挂着，旋转着，服从其作用我们能在几百光年之外的地方注视并在心跳中感知的力量。照相机摄下的新的鲜明证据使地球表面的冰雪、岩石和平原以及异国人民的惊讶目光一年比一年更和我们接近。

    我们可能久久地继续对这种景象的充分意义抱不同看法。但是既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注视它，它就会激起我们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它可能带来对但丁看到的那种“感动太阳和其他星辰”的爱的信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可能暗示给所有那些把自觉生活的火炬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迷惑的人以更仁慈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