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历史著作，在首次问世27年以后，未作改动又重新出版，这可能显得自视过高。但我认为，本书所述的关于中世纪学校与大学世界的见解，在根本要点上丝毫没有过时。相反，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中心观点，从1957年以来，一直不断地在得到证实与充实。

    这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义在于，把注意力从机构转向人，从理念转向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和思想品质，并把中世纪大学的这一现象置于一个历时长久的联系之中。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的关于“这个知识分子”或“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仅仅是、也不能说仅仅是一种时髦。如果人们选择一种严肃的比较方法，不把注重类型与结构的协调一致的社会学要求和历史学研究割裂开来，并强调环境、变化、转折、断裂、差异和与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的交融，那么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弃了对我以前借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学、社会学和语源学的这个概念作一理论的附带解说，今天在这里我也不想涉及这个问题。

    但事非偶然，最近几年里关于过去时代“知识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现在葛兰西的意大利。阿尔贝托·亚索·罗萨作了有关的概要综述；在热那亚的一个研讨会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时代；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乔万尼·塔巴科在社会的机构和统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确定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位置；论文发表在埃诺第出版社的一册旨在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意大利历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兰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识分子”上来。我感到非常愉快，乔万尼·桑蒂尼在一项对12世纪末继波伦亚大学而建立的意大利第二所大学摩德纳大学的诞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对我1957年出版的书作了比我更好的阐发：“‘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入进行研究。”

    劳动分工，城市，新的机构，一个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纪盛期表现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间，这些就是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观的根本持征。

    典型的中世纪知识分子原型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是他们同城市的联系。学校的发展是10至13世纪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来修士的修道院学校，和原则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继续是世俗教徒的大学生的开放的城市学校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但我本应更突出地强调城市学校与大学对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尽管由圣弗朗切斯各亲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中间发生了关于贫困与知识的争论，托钵修会仍很快就跻身于城市的学界。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修会教团（普莱蒙斯特莱教团，西妥教团），通过在13世纪就已相继在大学城里为本教团的见习修士建立的学会，转而信仰了大学的学说。

    新的知识分子是市民和专业人员。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时间的人”，他们作为“出售文字的人”，必须克服知识属于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赠品的传统陈腐观念。继美国中世纪专家盖恩斯·波斯特之后，我也强调了大学全体教员和大学生在职业与社团方面的特点。除了普厄尔·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对大学职业物质的、技术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了更确切的界定。

    我本来还应该在这种联系中，对作为上层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学教学大纲的革命性特点，强调得更充分些。西方国家过去只知道三条通向权力的道路。一是出身，这是最重要的；二是财富，直到13世纪，除了在古代罗马，它仍然还是很次要的；三是选举，它微不足道的意义局限在古代希腊村社的公民中间。原则上基督教教会向所有的人都开放通向教会荣誉的道路。事实上，教区、修道院的官员，教会的显要职位，如不是由贵族本人，大多数也由贵族阶层的成员来担任。虽然青年贵族，以及不久还有市民阶层的孩子们，构成了大学生和教师的绝大部分，但大学制度也使得许多农民的儿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致力于对“贫穷”的大学生进行研究，是意义深远的。在由米歇尔·摩拉和他的学生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的贫困类型学研究中，大学中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对贫困的实际和环境的分析，超出了传闻轶事性质的范围，让·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们作了说明。我原来首先应更好地指明，这一社会地位的上升，是靠一个对西方国家崭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实现的，那就是考试。西方国家于是——以一种谦恭的方式——同一种制度发生联系，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见，应当从比较的观点加以研究，这就是同中国的科举制度的比较。

    这一职业的、社会的和机构的发展，导向一个目标，即权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不背离葛兰西的模式，虽然这模式确实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13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培养“高等官员的场所。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尽管自己的局限，由于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和大学的“自由”，还是或多或少成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直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3世纪和14世纪的四名重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不同的环境中，并通过他们当时的特殊的个性，明显地展现了中世纪高等学校领域的“批判”态度的丰富多样性，这四个人便是阿贝拉尔，托马斯·阿奎纳，西格尔·德·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该对大学“权力”的形成过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当时我还未曾看到赫伯特·戈伦德曼1951年就已发表的论文《教会·王权·学校》。我本来也应该在教会、君主制度和大学这三种力量中，认识到乔治·杜美吉尔所强调的那种三重职能的制度。除了宗教的职能和政治－战争的职能外，知识的职能也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种职能的一个方面，即富裕和生产经济的一个方面。这是在理论上为知识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像商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取利润。脑力劳动者从13世纪以来为了分享教会权力（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为了发挥政治影响（这在巴黎大学从13世纪末就表现出来了）的努力，表明了他们的意愿，面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出身所受到的歧视，不惜任何代价，同手工劳动划清界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巴黎知识分子吕特彪夫，在“圣者”路易九世的时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样我把这种新的精神劳动，解释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范围内的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就不会犯时代错误。接着我在那些从许多教师和大学生中一跃登上科学与思想的创造的顶峰，并获得遐迩闻名声誉的人士中间，挑选了几名法国人。也许没有把通俗作家、编纂家、百科全书作者包话在内，是一个过失，因为他们上完大学以后，在受过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众百姓中间布道的时候，传播了经院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杂碎。许多东西在这里都取决于主观的视角。今天被人藐视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曾是精神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播了思想，还发展了思想。杰出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谢纽修士，他首先开辟了本书采用的研究道路，他对出身意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尔·朗巴德（死于1160年）不太赞赏，后者的《教父名言录》，把圣经改编成学校常识性质的语录汇编，到13世纪成为神学院的基本教科书。但我觉得正像那位嗜书如命的巴黎牧师会成员彼埃尔·康默斯托（“吞书者”）一样，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识分子。康默斯托通过他的《经院哲学史》和其他作品，使当时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对后来的教师与大学生则是基本的手头工具书。另一方面，把同“圣者”路易九世关系密切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博韦的樊曾兹，也归在13世纪杰出的知识分子之列，我是不赞成的；他的《巨镜》（Speculum

    Majus），并无任何思想独创性，无非是照抄当时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准备在下一代人中间传播这些知识的文库。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师会的另一个成员罗伯特·德·索邦计算在内，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词）大多并未发表。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于替12名贫困的神学生建立一个学会，也就是后来的索邦神学院的核心，以后他还把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该学会，这是13世纪最重要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这位罗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维耶的嫉妒，因为他不得不和罗伯特分享同“圣者”路易九世的信赖。这位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提醒罗伯特，他是农民出身。罗伯特是个第二流的社会“有机组成的”知识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种子。

    现在我更犹豫不决，是否要在中世纪的思想界划出13－15世纪本来意义上的大学成员和“文学之士”之间的界限。我已把吕特勃夫同《玫瑰传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约翰·德·墨恩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作为巴黎大学以前的大学生，都曾在自己著作里反映13世纪巴黎大学的意识形态斗争，体现“大学精神”的某些重要特点：“理性化”的趋势（但还不能说是“理性主义”），社团精神，反教士主义（主要针对托钵僧团），表示异议的倾向。如果我曾对中世纪末期的知识分子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追溯到边缘大学生弗朗索瓦·维庸。但我仍然懊悔，没有给一些受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影响的伟大“作家”以应有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神学或科学。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的真正天才；还有乔叟，他兼有科学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尽管他的声望主要归功于后者。

    我更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褒扬12世纪预示城市运动中的文化的作用的职业知识分子——不过这一次涉及的不是思想界的顶峰，而是它的基础。除了一些教授语法和修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主要是法官、律师和公证人这些城市政权里的“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