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并向中央的权威挑战。戈尔巴乔夫的困境非常明显。进一步迈向全面的民主化，这不仅意味着结束**在苏联的权力，而且更可能结束了整个苏联。以领导一场强硬路线的反动来反对动乱意味着结束他实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与西方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关系，和他作为创造性的和人道主义领袖的全球形象。安德列·萨哈罗夫在1989年就把各种选择断然地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像目前这种不进不退的格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这个国家和你个人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的进程，要么试图把行政命令系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自由化不论在那里被尝试过都会在某些团体中激发其要求民主化的愿望，同时也在另一些团体中激发要求压制民主化的愿望。第三波的强烈地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威权主义绝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折衷的办法行不通。

    昔日的合法性：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者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在执政同盟中的保守分子，如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中的“保守分子”、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人强硬路线分子、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国民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守旧派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的党棍和官僚、南非国民党的右翼都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步。在政府中，军队和党的官僚及其中的保守派通常会通力合作来阻止或放慢改革的进程。在像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和西班牙这样的非一党体制下军队中的保守团体会试图进行政变，并作出其他的努力来使改革派失去权力。在南非和匈牙利，保守派会从执政党中分离出去，并指责他们出卖该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改革政府试图通过削弱、安慰改造保守派来抵消保守派的反对。反击保守派的抵制常常要求权力集中在改革派的行政首脑手中。盖赛尔声称自己是“主张开放的独裁者”，以迫使巴西的军方退出政治。胡安·卡洛斯充分运用他的权力和特权来使西班牙迈向民主，挑选苏亚雷斯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为他们自己设立了强有力的新总统职位。一点也不意外萨里纳斯在其第一次就任墨西哥总统的数年间，一直公然维护他的权力。

    改革派领袖的第一要务是清洗政府、军队，必要的话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用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职位中的保守派。这通常要用比较慎审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激起强烈的反对，以此来促成保守派阵营的分裂。此外，为了削弱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们也会试图去安抚或改造保守派。在军人政权中改革派在经历了一段必要而又有限的威权主义插曲之后现在是回到民主原则的时间了，因为这些民主原则是他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诉诸“合法性的回归”。在非军人统治的威权体制下，改革者要诉诸“昔日的合法性”，并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例如，在西班牙，君主制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苏亚雷斯坚持佛朗哥宪法中关于废除该宪法的规定：没有一位佛朗哥主义者可以声称有程序上的非法行为。在墨西哥和南非，革命制度党和国民党中的改革派求助于这两个政党的传统。在台湾，国民党和改革派则诉诸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昔日的合法性有两个吸引人之处和两个效果：它使得新秩序合法化，因为它是旧秩序的产物；它反过来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它在所有人中间形成了共识，但不包括极端主义的反对派，可是，这种极端主义者对旧威权主义者和新的民主政权都没有用。改革派还求助于保守派，因为他们若是能先于激进的反对派获得保守派的支持，就可以减少不稳定和暴力。例如，苏亚雷斯请求西班牙军队因为这些理由而支持他，而且军队中的骨干也认可了向民主的转型，因为——没有非法活动、在街头没有无秩序的现象、没有被崩溃或颠覆的重大威胁。”不可避免的是，正如盖赛尔所说的，改革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只前进，不后退”，因此，他们偶然也会向保守派作出让步，就像1977年巴西的“４月交易”。

    与反对派合作。一旦掌权，民主的改革派通常会很快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这通常要求与反对派的领袖、与政党和主要的社会团体与机构进行磋商。在某些例子中，会出现相对正式的谈判和达成非常明确的协议或协定。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磋商和谈判是更加非正式的。在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新体制制定计划和政策。在西班牙、秘鲁、尼日利亚以及最终在巴西，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起草了新宪法。在好几个例子中，是通过公民投票来批准新的宪法安排的。

    由于改革派从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分离出来，他们就必须通过从反对派中获得支持，以及扩大政治舞台，并诉诸因为开放而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来加强他们自己。老练的改革派用来自这些集团的日益增加的压力来要求民主化，以削弱保守派，并用保守派政变的威胁和分享权力的吸引力来加强反对派中的温和团体。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政府中的改革派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并与他们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协议。例如在西班牙，**承认它势力太弱，还不足以奉行一条“激进的革命政策”，相反只能遵循“置换性的契约”，尽管这一契约“纯粹是心照不宣的”。在1977年10月，苏亚雷斯赢得了**和社会党对蒙科洛协议（Pactos

    de la Moncloa）的支持，其中包含有相对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和一些社会改革的规定。与**的主要领袖卡里略之间的秘密谈判“利用了西班牙**（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na，PCE）领导人迫不亟待地想接近权力中心的愿望，从而，获得了他对经济紧缩一览子政策的支持。”在匈牙利，1989年秋天，**与代表其他政党和团体的反对派圆桌会议（the

    Opposition Round Table）进行了公开的谈判。在巴西，政府与反对派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the

    Movimento Democratico Brasilei ，MDB）之间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在中国台湾，1986年，当权者与反对党就政治变革的架构达成了谅解，在1990年

    7

    月，为时一周的会议中双方就全面的民主化方案达成了一致。

    民主反对派的节制和合作，及其作为初级伙伴介入这一过程，对成功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反对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台湾的民主进步党（the

    Democratio Progressive Party，DPP）、匈牙利的公民论坛（the

    Civil Forum）、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the 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APRA）、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s）都是由温和派所领导的，而且在不时地面对政府中保守派集团的大量挑衅时，仍然奉行温和的政策。

    斯基莫尔（Skidmore）对巴西所发生的一切作的综述准确地抓住了变革过程中的中心关系：

    最终，自由化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认真的辩证关系的产物。那些赞同开放的军方人士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激怒强硬路线分子。他们向反对派提出的提议是为了吸引出“有责任心的”分子，因此表明有温和派人士可以与政府合作。与此同时，反对派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其任意的过火行为，这样，提醒军队他们的统治缺少合法性。同时，反对派的温和人士也提醒激进派，如果他们走得太急，就会被强硬分子所利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运作得很成功，因为在赞同回归到一个（几乎是）开放的政治体制的军人和文官中间有一种共识。

    民主派准则之一：改革威权体制

    西班牙、巴西和其他实行民主变革的国家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改革派提供的主要教训概括如下：

    （１）确保你的政治基础。尽可能把民主化的支持者放在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键权力位置上。

    （２）维持昔日的合法性，即通过非民主政权既定的程序来作出变革，同时用象征性的让步来安抚保守集团，并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的方针。

    （３）逐步转移你的支持者，从而减少你对政府中反对变革的集团的依赖，这样扩大你在支持民主的反对派中的支持力量。

    （４）作好准备，提防保守派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来阻止变革（例如，政变企图），甚至尽可能去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再对他们加以无情地镇压、孤立，使极端反对变革的分子名声扫地。

    （５）夺取并保持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动地位。只是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实施显然是响应来自更极端的激进反对派成员的要求的民主化措施。

    （６）在变革过程中尽可能降低期望值；尽量用维持改革进程的语调说话，而不要声称去取得那些言过其实的民主乌托邦。

    （７）鼓励形成一种负责任的、温和的反对党，这样社会中的关键团体（包括军方）会认可他们认为没有威胁的未来政府。

    （８）制造一种关于民主进程不可避免的感觉，这样，民主化进程就可以被广泛地承认为一种必要的和自然的发展过程，即使在有些人看来这一过程仍然不可取。

    第四节　置换

    置换涉及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变革的进程。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总之，置换有三个阶段：１．为推翻政权而斗争；２．政权的垮台；３．垮台后的斗争。

    第三波民主化要求那些掌权的人进行合作。到1990年为止，只在６个国家出现了置换。置换在始于一党制的过程中非常少见（11个国家中有1个），在军人政权中也非常少见（在16个国家中有2个），而始自个人独裁国家的民主转型则较为常见（7个国家中有3个）。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除少数例外（如甘地，埃夫伦和皮诺切特），那些建立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不愿意结束这些政权。威权体制内部领袖的变化在军政权中更可能是在“第二阶段的”政变、或在一党制国家通过定期的接班、或党的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实现的。不过，个人独裁者很少自愿退休，他们权力的性质是个人的而不是组织的，使得政权内的反对派难以废黜他们，而且的确这样的反对派也不可能大量的存在。个人独裁者因此很可能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们死去，或是直到该政权垮台。这种政权的寿命变成了独裁者的寿命。政治上，而且从字面上讲（如佛朗哥和齐奥塞斯库），独裁者的死亡和政权的死亡是同时发生的。

    在置换中消失的威权体制的内部，民主改革派显然十分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阿根廷和希腊，自由化的领导人，维奥拉和帕帕多普洛斯被迫退出权力，而由军方的强硬路线所取代。在葡萄牙，卡埃塔诺发起了某种自由化的改革，但然后又不得不撤回这些改革。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马科斯、齐奥塞斯库、昂纳克周围几乎没有民主人士，也没有自由派人士。在所有这６个国家中顽固派垄断着权力，而且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

    一个威权体制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政府在政治上比反对派强大。当政府不如反对派强大时，它就会被取代。因此，置换要求反对派消耗政府的力量，把权力的天平转向对反对派有利。当威权政权进行改革时，他们在第三波中总是很受欢迎，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通常有广泛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支持他们。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任何政府一样，他们的力量也会下降。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政权就因为军事失败而声名狼籍。葡萄牙和菲律宾政权打不赢反叛乱的战争，菲律宾政权制造了一位烈士，并用不正当的手段在选举中舞弊。罗马尼亚政权奉行使其人民深为愤怒的政策，并使其自己孤立于人民；因此使得它难以抵挡席卷整个东欧的反威权主义运动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东德的情况更为模糊。尽管该政权在好几个方面相对成功，但是一旦与西德比较就反映出其一个根本的弱点，通过匈牙利打开的过境走廊，戏剧性地瓦解了该政权的权威。政党领袖们在1989年12月初，被迫辞职，由看守政府接管。不过，该政权的权威很快消失，随之消失的是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

    这种政权有时会公开地失去支持，但是由于威权政权的压制性质，政权的丧失通常是隐蔽发生的。威权的领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多么不受欢迎。这样，当一些触发性的事件暴露了该政权的弱点时，隐蔽的不满便表现出来。在希腊和阿根廷，这种事件是军方的失败。在葡萄牙和东德，是其以前的权力来源公开转向反对这一权力，在匈牙利，是军队，在东德，是苏联。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葡萄牙军方及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激发并导致了社会中其他团体对该政权的公开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集团联合起来支持这种政权。许多人对政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威权国家，必须有触发事件来具体反映这种不满。

    学生在哪里都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存在的任何一种政权。不过，就他们自己而言，学生们并不能把政权搞垮。由于缺少人口中其他团体的实质性的支持，他们经常遭到军队和警察射杀，在希腊是1973年11月、在缅甸是1988年9

    月。军方总是政权的最终支持者。如果他们撤消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如果他们发动了针对该政权的政变，或者如果他们拒绝用武力来镇压那些威胁推翻该政权的人，这一政权必将垮台。在作为永恒反对派的学生与作为支持者的军方之间是那些支持或反对该政权的社会团体，而且其支持或者反对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非**的威权国家，诸如菲律宾，这些集团会一个个转向对政权表示不满。继学生表示不满之后的通常是知识分子，而且随后便是以前存在那些政党的领袖们，其中许多人也许支持，甚至默认威权政权的接替者。通常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包括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业主。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领袖是政权最早的和有效的反对者。如果有工会存在，而且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在某个时刻，他们就会加入反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大的企业集团和资产阶级也会变为反对派。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或其他外国的支持力量也会变得不满。而且带有决定性的是军方决定不支持政府，并积极地与反对派站在一边，以反对该政府。

    因此，在六个出现置换现象的国家中有五个，除阿根廷，军方的不满是使政权垮台的最基本的力量。在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的个人独裁中，独裁者削弱军方的政策导致了军方的不满，这些政策包括削弱军方的职业制、使军官集团政治化和发生**、并建立与之竞争的准军事部队和安全部队。政府的反对派通常在军方抛弃政府以前就已呈燎原之势（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不满还没有十分普遍，要么是因为反对派最可能的支持者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团体弱小或者薄弱，要么是因为政府有这些集团的支持，而且这通常是由其经济发展的成功政策所造成的。在缅甸，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学生领导的。在那些经济上更加发达的社会，威权的反对者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当这一反对派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走上街头时，军队没有对他们的公民开枪，因为这些公民团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民主变迁的受欢迎的形象是压制性的政府被“人民的力量”所摧垮，愤怒的民众广泛动员起来，要求并最终迫使政权的变革。而且几乎在第三波中的每一次政权变迁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民众运动。不过，到八十年代末已完成民主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国家中，只有在六个国家中民众示威、抗议和罢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包括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的置换领袖和在韩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智利，民众的行动常常试图改变皮诺切特的变革政策，尽管没有成功。在东德，用赫希曼（Hirschman）的术语说，“出口（exit）”和“发言权（voice）”，这两个东西都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其抗议行动首先表现为许多民众大规模地离开该国，而且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现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在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希腊，当政权瓦解时，其势若土崩。头一天，威权政府还可能在掌权，第二天它就可能下台了。在阿根廷和东德，威权政府很快地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仍然把持着权力，并试图就政权变革的条件进行谈判。在阿根廷，军政府的继任者比格农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失败后于1982年7

    月立即接管了政权，而且“相对成功”地维持政权对转型的某种控制达六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982年12月，公众的反对日益增加，反对派的组织也日益扩大，这就导致了群众的抗议活动和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迫使比格农制定了选举方案，也使得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有能力拒绝军方所建议的用来让度政权的条件。这个破脚鸭似的军政权的权威继续恶化，直到它最终被在1983年10月选举产生的阿尔方辛政府所取代。一位作者观察到，“军政府垮了，它无力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和选举自身，它没有排除任何人，既没有保留权力，也没有为其自己在未来留下否决权。此外，它没有能够保障其在与未来宪政政府关系中的自治地位，也没有得到决定其未来军事政策的许诺，甚至不论哪一个候选人取胜，它都没有资格与当政者谈如何进行反对游击队的斗争。”在东德，1990年初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势单力薄、名誉丧尽的**政府继续把持着权力，其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也扮演着比格农的角色。

    对变革中程序连续性和昔日合法性的强调，在置换情形中是不存在的。与以前政权有关的制度、程序、思想和个人被认为是靠不住的，而且，重点放在与过去的、鲜明的和一刀两断的决裂上。那些接替威权统治者的人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来日的合法性（forward

    legiti- macy）”基础之上，即他们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和他们没有介入、或与以前的政权有任何瓜葛。

    在变革和移转中威权政权的领袖们通常脱离政治，悄悄地回到兵营或是其私人生活中去，而且会得到一些尊敬和尊严。相比之下，那些在置换中失去权力的威权领袖们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马科斯和卡埃塔诺被迫流亡。齐奥塞斯库被当场处决。希腊和阿根廷的军官们在审判后被投入监狱。在东德，昂纳克和其他前领导人也面临着惩罚，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由外国干预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们也同样面临着起诉和惩罚。

    威权政权的和平崩溃通常会在公众中产生荣光而又短暂的大快人心和扬眉吐气感，充满了鲜花和香槟，而这在变革中是没有的。威权的垮台也产生了变革中所没有的潜在的权威真空。在希腊和菲律宾，这一真空很快被卡拉曼里斯和阿基诺获得政权所填补，他们都是引导这两个国家走向民主的受欢迎的政治领袖。在伊朗，威权的真空是由阿亚图拉填补的，他领导着伊朗走向另外的方向。在阿根廷和东德，比格农和莫德格政府有气无力地填入了在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之前的这一短暂的间隙。

    在威权政权垮台之前，把该政权搞垮，使得反对团体联合起来。威权政权一旦垮台，在他们中间就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们会为权力的分配和即将确立的新政权的性质而交锋。民主的命运因此就由主张民主的温和人士和**的激进派之间各自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在阿根廷和希腊，威权政权执政时间不长，政党很快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在政治领袖和团体之间就尽快重新确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菲律宾，除了新人民军的反叛外，对民主的公开反对也微乎其微。

    在尼加拉瓜、伊朗、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独裁的突然垮台使得以前的反对派和政党之间就谁应该掌权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产生了纷争。在尼加拉瓜和伊朗，民主的温和派输了。在葡萄牙，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在1974年4

    月和1975年11月间，革命的形势已如弦上之箭。由**人和左翼军官组成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完全有可能巩固其权力。结果，经过军队中的派别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和大众的动员、示威和罢工之后最后还是由伊恩斯总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葡萄牙驶上了民主的航道。正如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所观察到的，“一场政变却酝酿成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在其变成无政府状态以前又被一场反动所阻断。天下大乱带来天下民主。”

    在葡萄牙，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搞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罗马尼亚在1990年时的选择还不明朗，但是，民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反对派的政党和团体缺少有效的组织，而且这个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验，在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由于有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愿望要对以前与独裁政权有联系的人进行复仇以及加上人口中的许多人与独裁政权有瓜葛，这样，新政府中的许多领导人以前曾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在罗马尼亚还没有出现民主的征兆。在1989年底，一些罗马尼亚人不无感触地把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比作200年前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法国革命是以军事独裁告终的。

    民主派准则之二：推翻威权政权

    置换的历史表明，温和的民主反对派，若试图推翻威权可以遵循以下一些准则：“

    （１）把注意力集中在威权政权的非法性或其合法性的薄弱环节上；这是它最薄弱的一点。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该政权进行攻击，如**和残暴。如果该政权表现成功（特别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些攻击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其表现恶劣（而且一定会如此），那么就集中攻击其非法性，这成为瓦解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２）像民主的统治者一样，威权统治者会不时地疏远其以前的支持者。鼓励这些不满的社会团体支持民主，以作为现行政权的必要替代。特别要努力争取商界领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宗教人士和政党领袖的支持。其中的多数人很可能支持过威权体制的创立，反对派若显得越“受尊敬”，越“有责任感”，它就越容易赢得支持者。

    （３）培植军方将领。在上述最后一条分析中，不论威权政权是否垮台，都取决于这些将领是否支持该政权，是与你们并肩反对该政权，还是袖手旁观。得到军方的支持在危机来临时，会变得特别有益，而且你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军方不愿意保护该政权。

    （４）学会并努力诉诸非暴力（见第四章第四节）。除其他作用之外，这会使你更容易争取保安部队。士兵们不会同情那些向他们扔燃烧瓶的人。

    （５）争取每一次机会以表达对政权的反对，包括参加该政权所组织的选举（见第四章第三节）。

    （６）发展同全球性的宣传媒介、外国人权机构和像教会这样的跨国组织建立联系。特别是要动员在美国的支持者。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总是寻求道德事业来为他们自己提供露脸的机会，并用于反对美国政府。向他们阐明你们的事业，并向他们提供一些供电视图像和报纸头条新闻标题的材料。

    （７）促成反对派之间的团结，并努力建立全面的组织网，这有助于促成这种团体之间的合作。正如菲律宾、智利、韩国和南非的例子所表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常常善于制造反对派之间的不和。衡量你们是否成为你们国家民主领袖的合格标准之一是你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并确保反对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记住阿尔蒙德所揭示的真理：“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

    （８）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应该认识到，你以前同盟的一些伙伴要建立一个新的他们自己的独裁政权，你们应悄悄地组织民主的支持者，以反对这一努力，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的话。

    第五节　移转

    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的。在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平衡是政府愿意就改变政权进行谈判，这与置换进程中保守派占统治地位不同，但是，在移转过程中，政府中的改革派不愿主动地改变政权。它常常被推入和拉入与反对派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中。在反对派中间，民主的温和派强大到足以压过**的激进派，但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因此他们都看到了谈判的好处。

    发生在始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35个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国家中，大约有11个接近这种移转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和韩国；在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政权变革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移转因素。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谈判部分是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充当了民主温和派的代理人。在1989年和1990年，南非开始了移转的进程，蒙古和尼泊尔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在智利也出现了一些移转的特征。虽然皮诺切特政权强大到足以抵制反对派进行民主化选举的压力，但却顽固地坚持在八十年代所定下的政权变革的方案。

    在成功的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承认，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政府和反对派的领袖们常常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力量后形成了这些观点，并决心进行政治对话。起初，反对派通常相信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把政府拉下马。这种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反对派坚持这一信念就不可能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相比之下，政府通常在最初相信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并镇压反对派而没有招致承担不起的代价。当双方的信念都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移转。反对派认识到，他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政府。政府意识到反对派强大到足以增加不谈判的代价。因为加强压制会导致社会进一步疏远现政权，并加剧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因此，也增加了强硬路线者接管政府的可能性和政府严重丧失国际合法性的可能性。

    移转过程中的对话常常会涉及到一系列独特的步骤。首先，政府致力于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并开始丧失权力和权威。其次，反对派利用这一放松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其支持力量并加强其活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搞垮政府。第三，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党对政治权力的动员。第四，政府和反对派意识到，双方都难以取胜，并开始探讨通过谈判来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不过，这第四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得到，政府也许在经过领袖换马之后可能会残酷地使用其军队和警察来恢复其权力，至少会暂时地恢复其权力。或者是反对派可以继续发展其力量，进一步瓦解政府的权力，并最终把政府拉下台。这样，移转就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以及双方谁会在力量的考验中占上风的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谈判和妥协的风险似乎小于对峙和灾难性结局的风险。

    这样，导致移转的政治过程，其特点常常是罢工、抗议、示威与镇压、监禁、警察暴力、长期围剿和军管之间的拉锯战。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韩国和智利，周期性出现的抗议和压制最终导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智利是个例外。

    例如，在乌拉圭，1983年秋，日益增加的抗议和示威导致了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最终使得军方退出了权力。在1978年，玻利维亚在军方同意选举的时间表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抗议运动”。在韩国，如同在乌拉圭一样，军政权起先曾用武力镇压抗议。不过，在1987年秋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越来越广，并把中产阶级也拉进来了。政府起初以通常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它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并同意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反对派的中心要求。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罢工也产生类似的效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解释到的，“罢工使得圆桌会议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对双方都是如此。有些反常的是，罢工已强大到足以迫使**人士走向谈判桌，然而，也软弱到不允许团结工会的领袖们拒绝谈判。这就是出现圆桌会议的原因。”

    在移转过程中，在首都的中央广场，众多的抗议者与密集的警察队伍面对面地对峙，表现了各自双方的力量和弱点。反对派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遏制并抵挡住反对派的压力。

    八十年代，南非的政治也顺着四步模式开始演化。在七十年代末，博塔开始了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这引起了黑人的希望，当1983年的宪法拒绝给予黑人以全国性的政治角色时，又使他们遭受了挫折。这就导致了在1984年和1985年的黑人城镇的暴动，这些暴动触发了黑人们以为非洲白人政权的垮台就在眼前的希望。政府对黑人和白人不同意见的有力而有效的镇压因此使得反对派能够急剧地修改他们的希望。与此同时，暴动吸引了国际的注意，导致了对种族隔离制度和政府做法的谴责，这又使得美国和欧洲国家加剧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激进派进行革命的希望遭到了拒绝，国民党政府对其国际合法性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南非**和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军事组织的头头乔·斯洛沃（Joe

    Slovo）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推翻政府，并通过持续的游击战和革命赢得权力。在八十年代末，他仍然坚持使用暴力，但是也看到谈判是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更为可能的途径。德克勒克总统在1989年成为南非总统之后，也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他说，罗得西亚（Rhodesia）的教训是“当建设性谈判的机会的确存在时，没有被抓住……。由于在现实环境中他们在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和对话以前等了太久太久，这才致使这个国家走入歧途。我们不能犯这一错误，我们决定不再重复这一错误。”这两位政治领袖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相比之下，在智利，政府愿意而且能够避免谈判。在1983年春天爆发了一系列的大罢工，但是政府镇压了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自1983年5

    月起，反对派在“全国抗议日”举行每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些示威通常被警察所驱散，而且每次总有几个人被打死。经济问题和反对派的抗议迫使皮诺切特政府主动与反对派进行对话。不过，那时，经济已开始复苏，中产阶级也担心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在1984年4

    月，一场全国性的罢工被扑灭了，而且流了不少的血。此后不久，政府重新实行已在1979年被取消的军事管制。这样，反对派推翻政府的努力就失败了，这使得它与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反对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政府的力量。”它也低估了皮诺切特的顽固性和政治手腕，也没有料想到智利保安部队会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者。

    移转要求双方的领袖都愿意冒谈判的风险。通常在政府内部会就谈判出现意见分野。而且最高领导人不时地因受到其同伙或其环境的压力才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例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认为，在1989年波兰像匈牙利一样走的是一条“西班牙式的民主道路”。就此而言，他认为，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都是和平的。在这一层次上，他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西班牙的案例并不适用于波兰，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胡安·卡洛斯或苏亚雷斯（而匈牙利的伊姆雷·波茨盖依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民主派，他不得不因为其国家和其政权局势的严重恶化而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在乌拉圭，总统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

    ）将军要延长其权力，并推迟民主化，可是军人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迫使他继续进行政权变革。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也受到其军人统治集团其他成员的压力，特别是空军司令马特海要求他更加主动地与反对派打交道，但是，皮诺切特成功地拒绝了这一压力。

    在其他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与反对派进行认真的谈判之前。在韩国，全斗焕将军的政府采取了一条僵硬的保守政策来阻止反对派的要求，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不过，到1988年，执政党指定卢泰愚为接任全斗焕的候选人。卢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的政策，宣布实行政治公开，并与反对派的领袖进行谈判。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执政的**保守派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在1987 年12月被一位温和的改革派米洛什·雅克什所取代。不过，一旦反对派在1989年秋天，被动员起来，雅克什很快就被改革派乌尔巴内克（Karel

    Urbanek）取代。然后，乌尔巴内克和改革派的总理阿达梅奇便与哈维尔（Vacla

    Havel）和反对派公民论坛的其他领导人就向民主转型通过谈判进行安排。在南非，德克勒克总统超越了其前任流产了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移转过程，而与黑人反对派领袖进行移转型的谈判。因此，在移转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常常会就民主化问题出现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和意见分野的情形。这些政权未必粗暴地要继续把持权力，或是毅然绝然地走向民主。

    在移转过程中，不仅在政府的一方存在意见分歧和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与衰败的威权政府的领袖们相比，另一个更可能出现对其自身不利的分裂的团体是反对派的领袖们，也正是他们想取代威权政府的领袖们。在置换情形下，政府压制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在搞垮政府的方面也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正如菲律宾和尼加拉瓜的情况所表明的，即使在这些环境下要保持反对派领袖和政党之间的团结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所取得的团结也是极其脆弱的。在移转过程中，一旦问题不是推翻政府，而是与政府进行谈判，反对派的团结就更难实现。在韩国，未能实现这种谈判，因此政府的候选人卢泰愚以少数票当选为总统，而两位反对派候选人由于相互反对对方而分散了**的多数。在乌拉圭，由于其领袖仍然被关在监狱中，反对派之一的国民党就拒绝了另外两个政党与军方达成的协议。在南非，民主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议会和非议会的反对派团体之间的许多分歧，尤其是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以及在黑人意识形态和部落团体之间也存在这种分裂。在九十年代之前，南非政府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反对团体。而他们自身的分歧与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分歧一样大。

    在智利，反对派也严重地分裂成一系列政党、派别和同盟。在1983年，温和的中间派反对党能够加入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在1985年8 月，一个由12个政党组成的更广泛的团体加入了国民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要求向民主转型。然而，领导和行动方针之间的冲突连续出现。在1986年，智利的反对派动员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希望在圣地亚哥（Santiago）重演一次刚刚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不过，反对派分裂了，而且其好战分子吓坏了保守派。正如一位观察家当时所描述的：问题是“这位将军没有受到温和的反对派运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反对派自身没有一位受尊敬的人物来领导。没有智利的科丽。”另一方面，在波兰，情况则不同。雷克·瓦文萨是一位波兰的“科丽”（指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团结工会在十年的时间中的大多数里一直支配着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移转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的差异没有时间表现出来。

    在移转中，民主的温和派在反对派阵营中必须强大到足以成为与政府谈判的可信赖的伙伴。在反对派中几乎总有一些团体拒绝与政府谈判。他们害怕谈判会产生不可取的妥协，他们也希望反对派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推翻政府。在1988至1989年间的波兰，右翼的反对团体敦促抵制圆桌会谈。在智利，左翼的反对团体采取了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这种恐怖行径瓦解了温和的反对派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努力。同样，在韩国，激进派拒绝了政府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就选举问题所达成的协定。在乌拉圭，反对派受到了温和的政党领袖的支配，所以极端主义者成不了气候。

    要进行谈判，每一方都必须承认对方有某种的合法性。反对派必须承认政府在变革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且，或者公开、或者是非公开地默认其现有的统治权。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反对派团体作为社会中重大利益的合法代表。如果反对派没有进行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反对派团体，诸如像军政权统治下的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以前曾经是合法的参与者的话，那么，进行谈判会更容易。如果政府只对反对派政党使用过有限的暴力，而且在政府内部有一些民主的改革派，而且这些民主派可能与反对派具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反对派也很容易同政府进行谈判。

    与变革和置换不同，在移转过程中，政府的领导人常常就政权变革的一些基本条件与反对派进行谈判，而这些反对派的领袖以前曾经被囚禁过：如雷克·瓦文萨、哈维尔、伊巴内斯（Jorge

    Batlle Ibanez）、金大钟、金泳三、西苏鲁（Walter

    Sisulu）、曼德拉（Nelson Mandel

    ）等。囚禁他们完全有理由。在监狱中的反对派领袖不可能同政府作对，不论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而相反，他们与政府一直在共处。他们也体验过实实在在的政府权力。那些释放其俘虏的政府领袖们通常对改革感兴趣，那些被释放的人常常也十分温和，而且愿意与以前曾把他们逮捕起来的人进行谈判。监禁也提高了这些以前被囚禁者的道德权威。这有助于他们联合反对派团体，至少可以暂时地做到这一点，并向政府展示他们能够确保其追随者服从他们与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

    在巴西转型过程的某个时刻，据报道，戈尔贝利将军告诉反对派领袖，“你们把你们的激进分子管好，我们也管好我们的。”管好激进分子常常要求另一方的合作。在移转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有兴趣加强另一方的地位，这样它就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其同一方的激进分子。例如，在1990年6

    月，纳尔逊·曼德拉就德克勒克总统与白人的强硬派所发生的矛盾作出了评论。他说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白人支持德克勒克。我们也试图协助解决反对他的白人这一问题，与有影响的右翼派的商谈已经开始。”与此同时，曼德拉谈到，他自己曾有意会见布特雷奇（Mengosuthu

    Buthelezi）酋长，而他这种想法以前曾被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好战分子所否决，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和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德克勒克显然有意加强曼德拉的地位，以帮助他对付好战的左翼反对派。

    在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之前，还常常要就进行谈判的条件举行“先期会谈”。在南非，政府一方的先决条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暴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先决条件是政府解除对反对派团体的禁令，并释放政治犯。在某些场合下，先期的谈判涉及到反对派的哪些人物或团体参加谈判。

    谈判有时很漫长，有时很简短。这些谈判常常被一方或另一方所中断。不过，随着谈判的继续，每一方的政治前景都更加与谈判的成功相关。如果谈判失败，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就准备把谈判的失败当作资本，以搞垮那些参加谈判的领袖。这样就出现了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会感到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曼德拉在1990

    年8 月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现在已变成了一种同盟”。国民党的领袖博塔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当我们翻船落水时，不论是左边的鲨鱼或是右边的鲨鱼都不会把我们区别对待。”因此，随着谈判的继续，双方都变得更愿意妥协，以求达成协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会招致政府中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谈判者让步太多。当然具体的谈判会反映出各个国家所特有的问题。不过，在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换担保。在变革过程中，以前威权政权的官员几乎从未受到惩罚；在置换过程中，他们总是受到惩罚。在移转过程中，这常常是一个需要谈判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乌拉圭和韩国，军方的领导人要求保证不对他们就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起诉或惩罚。在其他情况下，谈判所达成的担保涉及到有关分享权力的安排，或是通过选举改变权力的安排。在波兰，每一方都得到保证，可以公开地分享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阁中的职位将在双方之间瓜分。在这两个国家，联合政府向**人和反对派保证他们的利益在转型期间将得到尊重。在韩国，执政党同意就总统职位进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其先决条件是，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候选人应参加竞选，这也可能是一项谅解，但是，它就使得执政党的候选人很可能获胜。

    这样，对峙或失败的风险就迫使政府和反对派相互进行谈判；使双方都不至于失掉任何东西的担保就变成了协议的基础。双方都有机会来分享权力，或是竞争权力。反对派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不会被送回监狱；政府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将不会流亡到异国他乡。互相减少风险使得改革派和温和人士相互协作以建立民主。

    民主派准则之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

    供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参考：

    （１）遵守变革威权体制的准则（见上文），首先孤立和削弱你阵营中保守的反对派，并巩固你在政府和政治机器中的权力。

    （２）遵守这些准则，先发治人，并使得反对派和保守派都对你准备做出的让步感到惊讶，但不要在明显的反对派压力下作出让步。

    （３）确保军方的领导人或保安部队中的高级官员拥护谈判。

    （４）尽力去提高你的主要反对派谈判伙伴的地位、权威和加强温和立场。

    （５）与反对派领袖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建立秘密的和可靠的私下协商管道。

    （６）如果谈判成功，你很可能将受到反对。因此你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确保反对派的以及与你的政府有关的一些团体（如军方的）权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拿到谈判桌上来的。

    供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派参考：

    （１）如果示威活动能够削弱政府中的保守派，那就随时准备动员你的支持者进行示威。不过，太多的游行、抗议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地位，削弱了你的谈判伙伴，而导致了中产阶级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心。

    （２）要保持温和；尽可能具有政治家的风范。

    （３）准备谈判，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就所有的问题作出让步，但在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上不能让步。

    （４）承认你很有可能赢得这些选举，并不要采取那些会使你对国家的统治严重复杂化的行动。

    供政府和反对派的民主人士双方参考：

    （１）有利于通过谈判进行转型的政治条件未必会无限地存在下去。因此，一旦机会来临，就要抓住机会，并迅速果断地解决中心问题。

    （２）应该认识到你的政治前景和你的伙伴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你们能够成功地就向民主转型达成协议。

    （３）抵制来自你们各自那一方的领导人和团体以下的要求：这种要求要么会推迟谈判的进程，要么威胁你谈判伙伴的核心利益。

    （４）应该承认你们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激进派和保守派也许会谴责这一协议，但是他们不可能搞出一种会得到广泛支持的替代方案。

    （５）如果没有把握，就妥协。